而在“选秀才”中更是异军突起。那时的书籍还叫“册”，是竹作书，刀刻字，是非常贵的，近乎稀有。大地主子弟才读的更多的书。三国中把冀州让给袁绍的韩馥，就是拿刻字‘刀’自杀的。东汉“选秀才”几乎被大地主子弟垄断，大地主就那么些人，这时才会出现世代为官，四世三公现象。大地主群依靠儒学教化，一举改变自己的形象，成为新兴的‘士族’。《后汉书》起，再没《游侠列传》，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起士族几乎垄断文化。
就是与儒家一直竞争的法家，为了自己“得利”也不得不接受儒学。法家以“因人之情”（顺应形势）为基础，读一二本法律条文，就去当官。
而法律是因“礼”而定，比如杀人，有人要被夷三族，有人要杀，有人要被判远徙，而有人就被判坐几年牢，再有人甚至不被判刑（如桓温杀仇人全家，仇人也是官员）。
这种情况使只读“律法条文”的法家（吏）无所适从，只有回头再从新学习。
这里最典型的是西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他小的时候研读了一本“吏”书，就去当“狱吏”了，常发生错判，被“犯罪免职”，一气之下回家专研《公羊春秋》二十年。
我前面说过的，《论语》好比儒学的论点，《春秋》是论据，论证的事实资料。公孙弘学了这么多例子，当然受益匪浅，成为丞相。
有人自以为懂国学。认为国学讲“以德报怨”。此话大错，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今天中国的人们都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报怨这是宗教词语，儒学不是这样讲的。《论语》中当孔子的弟子问孔子，是否需要以德报怨时，孔子说的是，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最终落款到，必须以直报怨。这才是中国的传统仁义思想，以公正去对待别人的愤怨。我们做的公正，就要顶上去，做的不公正，就要检讨。
今天有谁又知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出自《礼记》。四书五经是教人做事的书，不只是讲道德。
从儒学道德被各层次所接受的故事中，我们发现道德伦理的建立，要使大众明显获得利益。
如佳将自己的想法说完，刘琨叹道：“看来，我的仁义要比夫人差的很多。明天就叫遵儿去把那六位老者接到城中安置。”说着，又转向刘遵道：“找一所大点的院落，城中再有孤叟还可安排。”
刘遵遵命。刘琨起身说：“很晚了，我们去吃饭吧。”
温峤和刘遵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四人走出书房，来到餐厅，围着餐桌坐好。饭菜早就做好，在灶上温着，没多久就端了上来。温峤抓了只羊腿就大口嚼起来。刘琨看着温峤对如佳说：“其实我们肉食供应也少得可怜。我们换来的牛都送给农民耕种了，只有一些羊，可分给大家一点。峤儿、遵儿年纪小，干活儿多，当然要吃好一些。”
温峤想换个话题，就对如佳说：“姨母啊，推进教化，在胡人中如何推行？我听说胡人中丈夫死了，妻子就嫁给她丈夫的弟弟，岂不乱了人伦？”
如佳知道他在转移话题，可还是耐心的说：“胡人不同于我们汉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道德。我们的先贤总想把道德神圣化，所谓为天地立心。可是道德只是社会的行为规范，他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人们规定的，用来使社会更好的发展，使团体中绝大多数人受益。道德是社会文明的表象。”
在游牧社会里，他们的宗教有非常适应其社会发展的特点。就拿兄长死，他的妻子将嫁与他的弟弟来说。在游牧民族中，财富和生活资料就是牛马，这些东西是可以被轻易带走的。假如哥哥的妻子带上儿女和牛马嫁人，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东到韩国海滨，西到莫斯科或更远，你去哪里找他们？新的男主人是否把哥哥的儿女遗弃，谁又能知道？所以兄终弟继，保证了家族弱者的健康和财产的不被分化。所以，自远古以来直到清初，孝庄太后嫁多尔衮，游牧民族这一特点是被他们的宗教道德所允许的。
而在农耕社会里，生活资料主要是农田，当哥哥死后，农田没有长腿，不能走，亲族们看住这个寡妇不再嫁，他的儿女的田地就会完整的保留下来，儿子长大后直接继承这份田地。所以农耕民族以“稳定”保证了家族财富不流失，保证了家族弱者的利益。
如佳叫温峤、刘遵慢慢吃饭，而自己则对他们侃侃而谈。最后如佳说道：“对于游牧的胡人，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宗教道德为好。”
温峤吃的最快，吃饱之后，又拿起一杯茶，一仰脖喝下，然后满足的靠在椅背上。看如佳还在说，就懒懒地说：“姨母，快吃饭吧，我们已经懂您的话了。一句话，教化就是推行仁、义、礼。”
如佳皱了皱眉，却没说什么。温峤是她宠爱的外甥，如佳虽然是儒学的研究者，但她心中一直反感这个被完全封建化的“礼”字。
孔子曰“为国在礼”，荀子曰“国之命在礼”。“礼”成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由于农耕社会以农田为基础，希望人们安心务农。只要偏激的安定，反对一切流动。这个“礼”对人们的行为、思想束缚的太深。
食不言，寝不语，十不吃，存天理，灭人欲。基本上，从起床到入梦之前，不管是行为还是思想都被束缚，太压抑。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统治者一心想把人变成机器人。
古代儒学以“孝”为根基。从“孝”引申出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再引申出正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把儒学比作一棵榕树，孝是根，仁爱、正义是树干。而人们从远处看到的树的轮廓是“礼”（三纲五常等等等等）。
在文明达到二十一世纪的高度，“孝”这个根太狭隘，完全可以以社会责任作根，这个根部才牢固、厚重。但是，前提是社会走向“福利社会”。
作为轮廓的封建的“礼”无边无际，什么三纲五常，食不言、寝不语、十不吃，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从起床到入梦之前，把人的行为和思想束缚的严严实实。将儒学比作一棵无边无际的大榕树，就是因为这个“礼”，枝杈繁茂，无边无际。甚至将主干（仁、义）整个掩藏。
作为轮廓的“礼”，太过繁杂，对人的思想束缚太大。单从这一点上说，甚至还不如宗教道德，如基督教，看起来就更像一棵椰子树。其以上帝造物为根，以“原罪”为主干，轮廓是简单的十戒（戒杀、戒抢、戒放火、戒偷等）。
当然，人是上帝创造的，是对人类智慧和常识的侮辱。（本语出自美国最著名的启蒙者托马斯·潘恩）
在如佳的思想体系内，“礼”作为儒学的轮廓，是要被大幅裁剪的。将绝大多数枝杈砍掉，尽量减少对思想的束缚，只剩下“人的权益”一枝。即，所有符合人的权益的行为思想都应被支持，所有不符合人的权益的行为思想都应被反对。
把儒学的繁叶猛砍，使它精炼，更能突出仁爱、正义的主干，只留下对人的权益有用的。这样，儒学的“礼”不再是三纲五常，而是“人的权益”。（注意：不是“权利”，也不是“权力”，而是“权益”。）
如佳的观点是：现在的儒学应以社会责任心为根，以仁爱正义为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结出硕大的灿烂的果实。（修身、齐家、立业——一句话实现“个体价值”）
这样儒学就不再是无边无际的榕树，而更像一棵椰子树。坚固的根，高高清晰的树干（仁爱、正义），寥寥无几的束缚（枝叶），硕大灿烂的果实（个体价值的实现——修身、齐家、立业）。
“孝”使农耕社会稳定，而“社会责任心”使商业社会“流动”。使“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使社会“流动”、竞争，一举转变儒学对社会的支持方向。使它更符合二十一世纪的流动与竞争的商业社会。
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危机是，其枝叶（三纲五常等等）一直是伴生于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即将完成其历史生命的时刻，儒学遇到其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再不发出新枝，也有驾鹤西去的可能。儒学的困境，即：不符合当代，不贴切时代，自身没有发展。
如佳本来要提前回国，就是要发表这篇儒学改革的论文。可是，她却悲催的来到这远古的西晋王朝。
这里不是二十一世纪的福利社会，没有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医疗，没有退休金，去哪里讲“社会责任心”！如佳现在更深刻的感恩二十一世纪。即使在富贵无比的刘琨家族。自己生“刘群”时，也只能享受到一把剪刀和一盆热水。
“还是回到这西晋王朝的现实之中吧。”如佳只剩哀叹。
+++++++++++
笔者语：307年1月11日，司马炽即皇帝位，是为晋怀帝。三个月之后东海王司马越归政于怀帝。怀帝下诏司马越为丞相，领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荀、王、裴等大世族均心向司马越，怀帝为争夺权势，多任用与司马越有罅隙之人。帝相矛盾开始显现。
中原久经战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王弥、石勒成为起义军中的风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