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到底因何而起？这是由于那个特殊的社会造成的。
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完全不同于两汉和唐宋元明清。在这个社会中，士族庄园主成长正最大的政治力量。这一现象在两汉、隋唐中少见；在宋元明清中没有。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却是西方历史的普遍。这是一个皇权必然衰弱的时代。
农业生产作为第一产业，其深刻影响社会的发展。在周代只有国家才能拥有昂贵的青铜农具。从西周起中国农业处于‘组织’农业状态。大型的合作和组织代表着农业最高的生产力。这是世袭贵族崛起的推动力。而进入战国时期，比较富裕的家族就可拥有比较粗糙的铁具。这使得私有农业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农业改革，仅仅是把公有制转换成私有制，而并没有改变‘组织’农业的实质。
由于铁器的原始和农业技术的不成熟，经过组织调配的农业仍然代表了农业最高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高峰的到来，就形成了士族统治社会。就是说，整个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西周到魏晋和南北朝初期，这个模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而秦朝和西汉是在公有制向私有制转换当中，私有制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并非后来的东汉和魏晋的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就好比在秦代和西汉中，私人组织农业还是一个榕树的小树苗，你根本不知道它将来的样子是如此的庞大。
这一时期社会的大多数特点都围绕着组织农业展开，当士族鼎盛时，他们的部曲也可以随时转变成军队，从而形成类春秋的一种社会模式。这再一次说明，不管是西晋，还是南北朝的血腥，他不来自于统治阶级自身的凶蛮，而来自于社会，因为社会没有一个最有力量的团体。
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乱看做晋朝的一个政治失误。他是社会状态在政治上的正常‘表象’。
东汉末年，战乱连绵不绝，民众散乱。曹操采取军屯、民屯政策，并且设立‘典农’等官职，管理督导农业生产，强制民众安心于农业生产，使国家快速恢复生机。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它的军屯与民屯把农民演变成类农奴，这时的农民相对于汉朝农民失去了一定的自由。这给士族管理农民带来了一定的行政依据。
后来晋朝大肆删减刑法，增添‘杂抵罪’。进一步使农民失去法律依靠。士族在法律条款模糊的情况下，拥有了进一步管制庄园中农民的权力。
在庄园生产代表最高的生产力的时候，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师、组织人才。朝廷将荒芜的农田白送他们。甚至有些农民带着土地依附他们。
可以维持较稳定的赋税和粮食产量，朝廷喜欢他们，农民依赖他们。他们是社会的顶梁柱。
士族一般起自于家族，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家族对他的赏识，吹捧。他是无法成功入仕的。比如，武帝问王济：“你家的子弟谁拔了尖，可以推荐他出来做官。”王济说，我的叔叔水平最高。武帝大惊，别人不都说你叔叔是个呆子吗？王济说，我以前也这样认为，但最近才发现他水平最高。然后王济的这个叔叔就被封为大官。
当人们问王戎，年轻的王衍可以比当今哪一位大名士，王戎说当今无人可比，得从古代圣贤中找。王衍大女儿嫁权臣贾谧，二女儿嫁太子，如果他不是琅琊王氏，这是不可想象的。
王衍常说，下一代英才王澄第一，庾嵦第二，王敦第三。这三个人中，王澄是其亲弟，王敦是其堂弟。
和王衍齐名的乐广听到了就不高兴，逢人便说三王不如一卫。他们王家兄弟仨捆到一起也不如他的女婿卫玠。
荀彧的六叔荀爽从做官的那一天起，九十五天当上三公（宰相），创造历史记录。是他自己的功劳吗？虽然荀爽确实号称硕儒，但是当时的儒家第一人郑玄还健在，蔡邕的儒学水平也比荀爽高。董卓看重的不是荀爽，而是他身后的荀氏家族---粮食、财物，甚至是兵器制造。
在悲催的九品中正制下，以名士担当的中正、大中正。名士就足以让士族子弟做官。所以魏晋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大多数官员起自于家族的栽培和扶持，没有家族名士在中正面前说好话，在皇帝面前说好话，他们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士族入仕以后，他们首先要为这个家族负责，也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常出现名士把皇帝封给他的爵位让给本族子弟。名士自身，比如王敦，因为他而使家族毁灭，涉及到的大小官员上百人，家族人员数千人，他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一点是魏晋南北朝所特有的。这就是所谓的士族统治。秦朝之前是世袭贵族执政，魏晋南朝是不世袭贵族执政。
士族首先要为家族服务，在这种现实下，皇族只好尽可量的壮大自己，在实力上和其他士族拉开距离。
有人说两晋、南朝皇权衰弱是因为没有秦皇、汉武这样的强权皇帝。说出这话的人就是没有清醒理解这个时代。士族政治下皇权必然衰弱。就像‘春秋时代’，你想让东周天子中出一个秦始皇似得人物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贵族拥有力量的社会现实下，不可能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春秋时期最有作为的晋、齐两国。在世袭贵族还没有没落之前，晋齐的强大的最终结果却是提前‘亡国’（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由于封土政策，国家强大的后果是贵族更强大。
不世袭贵族强大之下，也不可能出现强盛的专制集权。
起自流民的刘裕一朝也不能改变士族统治。刘宋得到南朝江山之后，为了防止再次产生与士族门阀共天下的局面，不仅又回到亲王督军事的老路上来，还对士族下手狠辣。这样，在老皇帝死后，往往又迎来一波西晋“八王之乱”式的****。皇族在每一次继位战中，都血拼到底。
皇家亲王督军权，使得皇家在继位问题上老是血腥的兵戎相见，生死决战。几代下来，就像西晋一样，皇家人物凋零，最终不得不请士族插手。
刘宋建国不到60年。共有九位国君，因为最后一帝（也是被杀）是萧道成的傀儡，我们先把他排除，单说另八位，出了三个废帝，五帝被杀（含三废帝）。比西晋更加惨烈异常。
这样，从统一的西晋开始，汉人王朝进入亲王督军，则天下乱；士族崛起，则“共天下”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一时期社会的大多数特点都围绕着‘组织农业’展开，当士族鼎盛时，他们的部曲也可以随时转变成军队，从而形成类春秋的一种社会模式。这再一次说明，不管是西晋，还是南北朝的血腥，他不来自于统治阶级自身的凶蛮，而来自于社会，因为社会没有一个最有力量的团体。
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乱看做晋朝的一个政治失误。他是社会状态在政治上的正常‘表象’。否者无法理解整个两晋南北朝几十个政权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只有一个东晋除外。
东晋例外的原因恰恰是，过江之后，皇族的兵大多牺牲在江北，其依靠士族私兵建国。东晋成为士族联盟。在士族无法折服其他大士族的情况下，皇帝成为他们推出的一面维持团结的旗帜。就像春秋五霸一样。
‘魏晋南朝’也出现了类似春秋时期的一些特点，贵族力量大，皇权不张。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的专制。但是他们的‘制约’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小范围内尤其是庄园内也拥有一定的专制，而且在社会上带有普遍性。其实质是皇权在底层人民的管理上让权于庄园主。他们的管理更加‘人治’，残酷。民众更苦。
这一时期也有好的一面。在学术上也出现类似百家争鸣的情况。虽然两晋以儒教为国学，可是很多新的新的思想发展起来；甚至北方的胡人政权也多次重申儒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但是其它学说还是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是不可能出现意识形态的管制。原始的自由思想，由于更符合贵族的利益，而被广为传播。宗教也开始昌盛。在西方这个时期，也是这个表现。
在中国的士族社会中，炼铁和农业技术高速发展。因为炼铁和农业是士族立家之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却钻到炎热难耐的炼炉房监督炼铁；多次婉拒朝廷封官，被宣传为道德高尚的大天文学家虞喜却侵占土地，隐瞒人口。
这是一个炼铁、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大庄园主买断了矿山，多造一块铁就能少用一些‘要吃饭’的劳动力。他们贪婪渴求农业科技的进步。在特定情况下，有需求才会有科技的发展。由于农具的简陋，士族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调配生产上，所以寻找最佳的炼铁方法，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从东汉士族社会建立起，他们成为‘炼钢’的主力。各种炼钢技术快速涌现，快速通过从“块炼法”到“百炼钢”，到“炒钢法”，到“灌钢法”的历程。西方（包括埃及）比中国早进入农耕时代，他们早早掌握粗糙的‘块炼铁’技术。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发展，到北魏时中国炼钢术超越西方上千年。为进入小农社会做好了技术准备。
士族以近乎疯狂的渴望，推动钢铁技术的大发展。当锋刃镰刀横空出世，士族终于不用关心家族生产了。只要坐在家中喝茶、清谈就收到粮财。他们却悲催的成了真正的社会寄生虫。（西方贵族因为地中海的温柔，通过海运和贸易保留了生机。这两项非常依赖技术人才）
而后世，小农社会兴起之后，家族力量衰亡。像秦桧，张居正这样的权臣，也无法威胁皇族。因为他们不能把大量的子侄安排到重要位置上。社会已经没有那样权势的家族和制度。
贵族统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一时期皇权必然衰弱。不因某个人而改变。贵族没落之后，这一现象才能打破。这一时期的血腥是时代的产物。
这也就可以理解，因为西方贵族没有衰落，没有进入小农社会，最终西方彻底分裂了，再没统一。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农业社会发展中最后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