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普通公众并不知道事发时我正在苏格兰，对荷姆斯泰德工厂最初的矛盾我一无所知。工人们在卡内基工厂被害了，而我是这家工厂的业主，这个罪名足以让我背负好多年。不过，至少还是有些事令人感到安慰。汉纳参议员是当时国民联合会的主席，这是一个由资本家和工人双方共同组成的团体，主要是为了调解雇佣双方的矛盾。尊敬的奥斯卡·施特劳斯先生是国民联合会的副主席，他邀请我去他家赴宴，同时会见一下联合会的一些官员。在此之前，马克·汉纳主席，也是我一生的朋友，但他突然在克里夫兰去世了。我参加了施特劳斯先生举办的宴会。宴会快结束的时候，施特劳斯先生提到了汉纳先生接班人的推选问题，他说每一家劳工组织都倾向于由我来接任这个职位，在场的几位劳工组织领袖相继起立对施特劳斯先生的提议表示支持。
我不记得当时自己有多么惊讶，我得承认，这令我充满感激。我能感觉到工人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自己的工人也一样。但是荷姆斯泰德发生的暴乱已经全国皆知，大多数人自然持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眼里，卡内基工厂俨然是一间公然剥夺劳动者合法收入的工厂。
在施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站起来向官员们解释，我不能接受这项殊荣，因为我每个夏天都要去避暑，而作为联合会的负责人必须一年四季都在现场，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我感到很为难，我希望他们能明白：我感到这是我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好礼物——是对我受伤心灵的最好安慰。最后我说，如果我能入选执行委员会，将会非常荣幸为大家服务。这一请求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从此，我得到了解脱，再也不用为工人们认为我对荷姆斯泰德的暴乱和工人们的死亡负有主要责任而感到愧疚了。
我应当感谢奥斯卡·施特劳斯先生为我作了澄清，他读过我早期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他和工人们交流时常常引用我文章中的观点。在这次宴会上，有两位联合工会的劳工领导人——来自匹兹堡的怀特和谢菲尔，他们也热心地向工会的其他会员介绍我与工人们和谐相处的情况。
后来，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聚会欢迎我，我真诚地向他们作了演讲。有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那就是资本、工人和雇主就像是三条腿的凳子，没有谁轻谁重，都缺一不可。当时，他们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就这样，我和我们的员工以及他们的妻子再次心手相连，我感觉到一颗沉甸甸的心全然放下来了。
这件事过去一段时间后，我得知了一段令人震惊的经历。我的朋友——罗格斯大学教授约翰·C．范·戴克告诉了我下面这件事，它发生在荷姆斯泰德罢工事件之后。
“1900年春天，我从加利福尼亚的海湾瓜马斯起程，前往佛得角一位朋友的牧场，准备在那里与他会合，去索诺拉山进行为期一周的打猎。这个大牧场远离现代文明社会，我猜想在那里除了会遇到几个墨西哥人以外，其他的大多数都是雅基族的印第安人，但令我惊讶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位会讲英语的美国人。
“他非常寂寞，所以乐意与人交谈，我不久就弄清楚了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叫麦克卢基，1892年前，他还是卡内基钢铁厂荷姆斯泰德分厂的1892年7月荷姆斯特德工厂爆发罢工，那时卡内基正在四处游历，在各地修建图书馆接受各个城市荣誉市民的称号，因此当时的媒体嘲讽“他是一个懦夫”。卡内基作为文明雇主的名声从此尽毁，此事件给他的后半生留下了阴影。
的一位资深技工。他在那里被称为‘高手’，拿着高薪，结了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还有可观的财产。而且，后来他还受到了市民们的拥戴，成为荷姆斯泰德的市长。当1892年发生罢工时，麦克卢基自然站在了罢工者的这一边，作为市长，他下令逮捕了乘船来到荷姆斯泰德保护工厂并维持秩序的私人侦探们。他认为完全有理由这么做。他向我解释，私人侦探们持枪侵入了他的管辖区域，他有权逮捕并制裁他们。他的命令导致了流血事件的发生，让这场冲突愈演愈烈了。
“众所周知，罢工者最终失败了。麦克卢基被指控谋杀、暴徒、叛逆，以及其他一些我所不知道的罪名。他负伤被迫逃离了荷姆斯泰德，四处流亡，忍饥挨饿，还要躲避法院的追捕，他希望躲避一阵子，等风头过去。然而，他发现自己已经被列入全美钢铁工人的黑名单，走到哪儿也没有人再雇用他。最惨的是，他的钱用完了，妻子也死了，家也破碎了。遭遇了众多变故之后，他决定去墨西哥。我遇见他时，他正试着在矿上找活干，那个矿距离佛得角15英里。虽然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技工，但墨西哥人的矿上只想找廉价的、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劳动力。他找不到任何工作，也没有钱，几乎是一文不名了。当他告诉我他的不幸遭遇后，我自然为他感到惋惜，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原本不该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
“当时，我并不想告诉他，我认识卡内基先生，而且在荷姆斯泰德发生罢工后不久，我还和他一同住在苏格兰的克吕尼，卡内基先生也没有告诉我罢工事件的另一面。但麦克卢基丝毫没有责怪卡内基先生，他好几次对我说，假如‘安迪’在那儿的话，也许冲突将永远不会发生。他认为工人们和‘安迪’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不同于其他的合伙人。
“我在牧场待了一周，晚上常常能见到麦克卢基。我离开那儿后，直接去了亚利桑那州的南部城市图森，在那里我找了个机会给卡内基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诉了他有关麦克卢基的情况。我还说，我非常同情这个男人，觉得对他的处罚太过严厉了。卡内基先生立即作出回复，并在信的空白边缘处用铅笔写道：‘给麦克卢基一笔钱，他想要多少就给多少，但不要提及我的名字。’我马上写信给麦克卢基，问他需要多少钱，说我可以给他一笔钱，但没有说数额，只想让他明白这笔钱足以使他东山再起。他谢绝了。他说，他要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出一条路来，这就是令人景仰的美国精神。我虽然帮不了他，但非常敬佩他。
“我现在仍然记得这件事。后来，我还和一位朋友J．A．诺格尔先生（索诺拉雷暴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说起过他。麦克卢基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一年后的夏天，或许就是这年秋天，我又在瓜马斯遇到他，他正在负责维修铁路公司的一些机器设备。他的变化很大，一脸幸福的样子，他又娶了一位墨西哥妻子，生活得非常美满。如今，他的前景一片光明，我急于告诉他关于那笔钱的实情，他可能不相信使他受到打击的那个人并不是不仁不义之人。因此，在离开前，我说：‘麦克卢基，我现在想让你知道，我提出要给你的那笔钱不是我自己的，那是安德鲁·卡内基的钱，是他提出让我转交给你的。’
“麦克卢基完全惊呆了，只是说‘什么，是那个该死的白头发的安迪，不会吧？’
“我宁愿冒险相信麦克卢基有进入天堂的资格，也不愿相信人们编造的任何教条。我知道麦克卢基是个好人。据说，他在荷姆斯泰德的财产价值3万美元。警署官员被枪杀，作为一市之长，同时也是荷姆斯泰德工会的主席，他必须要遭受逮捕。他不得不逃亡，放弃在那里的一切。”
这个故事刊登后，报纸上又刊登了一则幽默故事，因为我曾当众宣布在我的墓碑上只能刻上麦克卢基的那几句评价，其他任何人的献词都不能放，以此来证明我和这个人关系：
随心而言
桑迪献给安迪
噢！你听说安迪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什么吗？
上帝说死亡是不可知的！
作为商人不可能永远得到赞美，只有这语法不通的文句——“那个该死的白头发的安迪！”
这个苏格兰人以墓志铭来嘲讽阿谀奉承，但从来都没有亵渎之意，那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然而，即便他抛开所有的金钱，他还是一个花花公子，我们承认他有权利刻上：“那个该死的白头发的安迪！”
这里没有那个“大大的D”，只在后面接了一个破折号，因为安迪不想在后面再添一个字；这个家伙没有歪曲事实，或是发表抚慰人心的演说。
他是一个正直坦率的苏格兰人——“那个该死的白头发的安迪！”
所以，当他死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是否如他所说那样写；
我们要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些，在他的棺材上印上这些：
“我不富有，也没做过丢脸的事。”他是这样说的。
我叫桑迪，我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也不是：“那个该死的白头发的安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