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妹夫家境困难，道光二十四年（1844），妹夫王待聘来京请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冀得一官以养家”。曾国藩觉得“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婉言苦劝妹夫居乡勤俭守旧，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对于曾国藩的苦劝，王待聘心悦诚服，最后放弃了在京做官的念头。
曾国藩从一农家子弟逐步当上侍郎、朝廷考官、地方巡抚、总督等大官，在好多人眼里，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劝告家人说，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场中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人心险恶，治政治世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一生为官的曾国藩反对让子孙做官。古时候有这样的说法：“朝廷有人好做官”，但如果朝中没有靠山，则只有全靠自己去苦苦经营，为此，有时便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稍不留心，自己就会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还会累及亲人。
他在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这样说：“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曾国藩认为，官宦之家凭着有权有势，便少了顾忌多了优越感，这样说话做事便往往不太顾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会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经常会显示出高人一等、更胜一筹的作派。渐渐地，也就霸气逼人、盛气凌人、傲气欺人了，此时灾祸就会靠近，身家衰败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因此，他经常告诫家人平时应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些人可能并不在意你的家境优越，但却在乎你处处流露出来的优越感；有些人可能会容忍你一时表现出来的傲气，却不可能一直容忍下去。有傲慢的地方就有反对傲慢的情况出现，自己的每一次傲慢就相当于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陷阱，结果可能就陷入了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中，当所有无法容忍你的人联合起来对抗你，就会使你输得一败涂地。
官宦之家的子弟一般都有养尊处优的优越感，因此，平时对待他人总是颐指气使、指手画脚。常言道：“言多必失”，有时候，即使自己说的话是正确的，或者自己说的话并没有恶意，但别人还是受不了。话多的人心中必有躁气，《周易》中就说过：“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菜根谭》中对于说话更是小心谨慎：“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虽然普通人家子弟，也会出现说话太多、傲气太盛的情况，但官宦之家子弟更常见，一旦惹出祸端，危害极大。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子孙的劝诫慎之又慎。
受曾国藩的影响，他的重要僚属彭玉麟就反复告诫其弟说：“曾帅尝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垂示于僚属。其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余得之，书绅铭座，藉以自警惕，时时以劝导同曹，亦望吾弟于听讼理案牍之时，刻刻凛之。”不仅如此，他还以曾国藩与李元度约法五章，即“戒浮、戒慊、戒温、戒反复、戒私”告诫其弟：“吾荣膺宰令，无所赠与，即借兹五约，用作官箴。”
彭玉麟认为，处于乱世，无论文官还是武官都很难做，做一个好文官更是艰难，但曾国藩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此，他平时处处以曾国藩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家人，对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方法，他领会得比较深刻，发挥得也很突出，他曾这样对其弟说：“湘乡亦从此出身，为湖南出色文人，弟能鉴于兵戈扰攘之世，以治虐救民为念者，不当于武事藐视之，拼命报国即在此，练胆安民亦在此。”
曾国藩自从出仕为官，直到撒手人寰，一直希望子孙后代“做士民之想”，即不要谋求做官之梦，要做一个有知识有专长的人。富厚堂修成后，曾国藩虽责其奢华，认为无可补救，也不能拆毁。但他又觉得这是一个树立以士民为“代代作想”的好时机，因此，他将最重要的部分用做书楼，把它作为富厚堂的精神中心。
在给弟弟及儿子的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不要在富厚堂门外挂“侯府”、“相府”字样的匾。他认为，如果挂这样的匾，曾家人自然就会产生优越感，就会忘乎所以，就会“一代即败”。因此，他要求家人最好不要挂匾，或者只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他承认自己受过太保之类加衔，这是有才学的荣誉之衔，用来提示子孙不要以做权官为荣，而要以做有学问的人为荣。
为了给子孙后代树立一个“士民”的榜样，他简直是费尽了苦心，他举出清代三个家庭的故事，常常在羡慕之余，认为自己实在可望而不可及。这三家分别是高邮王氏、桐城张氏和宣城梅氏。他说：“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地。就其最善教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共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
这三大家确实是清代很有成就的诗书之家，他们教子有方，重视学习。桐城张英、张廷玉，不仅父子宰相，而且也是诗书门第之家，其教子方面的成就令康熙、雍正也赞叹不已。曾国藩将张英的《聪训斋语》当作座右铭，并且亲自向儿子纪泽等讲解此书。
高邮王氏也是士民之家，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曾经担任吏部尚书，他很重视家庭教育，王念孙8岁时已经把《十三经》以及一些历史典籍读完。乾隆皇帝南巡时，乾隆帝赐王念孙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王念孙中进士。后历任御史、给事中。嘉庆四年（1799），仁宗亲政，玉念孙首先弹劾大学士和砷，上书援引经义，使仁宗大动心绪。同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嘉庆六年，督办河工。王念孙不仅学富五车，而且精通水利，在工部做官时，他著《导河议》上下篇。在奉命修撰《河源纪略》时，王念孙全力批驳他人的错误看法，确定河源，并撰写了《辨伪》，记录于《河源纪略》中。罢官后，他专研于写书，著有《读书杂志》。
安徽梅氏也是曾国藩意欲取法的一个士民家庭。梅文鼎是清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在年幼时，他就跟随父亲与老师观测天象，了解了天体运行情况，也逐渐迷上了天文历法。在数学方面，他深入研究当时很流行的中国古代数学，还介绍欧洲的数学，他著的《几何补编》四卷，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向。他一生著述达八十多种，富于科学价值。代表作有《梅氏百算全书》、《古今历法通考》等，他做学问很勤奋，让人佩服不已。
可以看出，曾国藩不提倡做官之想，而积极树立“士民”形象。也许是他对科技不够通达，反而因此对梅氏格外看重。后来他说不懂天文历法是“三大耻”之一，并让纪鸿学习，也是受了梅氏的影响。在曾国藩眼中，诗、书之泽即惠及当代、惠及子孙、惠及后人的功德之事，所以称为“泽”，他所说的诗书，包含了科技发明创造，如梅氏就是如此。因为这些“真本事”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消失，是人类文明共享的成果。
曾国藩出身翰林，身为大学士，又是军官。但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战场，他都战战兢兢、非常谨慎。他曾经戏称左宗棠：“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相左。”左宗棠回他一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又何曾？”这句话是曾国藩领兵打仗的真实写照。官场人心叵测，疆场瞬息万变，因此，他告诫儿子纪泽、纪鸿不可做官、不可从军。
因此，曾国藩对儿子们说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并且不仅不主张子女做官为宦，甚至也不主张子女以居官为荣为幸。
9.以和持家，和顺致祥
曾国藩曾经说过“家和则百福生”。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道”，“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正所谓“家和万事兴”，没有和谐，就不能和衷共济，即使家庭再兴旺也终归会走向败落。
在实践中，“和”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一种目的、手段；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配合才可以达到平衡，就叫做“和”。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9人，作为长子，曾国藩非常关心兄弟，经常问候、勉励、劝诫兄弟。
在勉励弟弟重视孝悌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兼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兼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认为，亲人之间应当和气、坦诚、忍让，在相互关怀帮助、相互砥砺的基础上，家庭才可以不断走向完善，家人相互协调，家业兴旺。
兄弟因未能考中科名而放弃学业，他循循善诱，不断勉励兄弟，督促兄弟继续努力。他对待兄弟竭力爱护，从不姑息纵容。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他常常以身作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家族的利益为重。他常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百忙之中，曾国藩总不忘记写信教导诸弟踏踏实实做人，督促他们读书学习，提醒他们重视孝友耕读，力求绵延世泽。
长沙军事失利时，曾国藩意气受挫，他灰心丧气，整日郁郁寡欢。父亲写信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父亲的勉励下，他鼓起勇气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如实禀报湘军与太平天国的作战情况。他把幕僚写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从而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转为积极，将“败不馁”的气魄显示了出来。皇上看完，对于曾国藩的战败情况没有生气，反而鼓励他再战。曾国藩对父亲的教诲，即使到了自己成为沙场名将封疆大吏时也没有丝毫怠慢和不虚心。
曾国藩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孝敬父母，不仅仅要停留在饮食供奉上，还要对父母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旨意。曾国藩夫妇侍奉父母，均以得欢心为本，一家人其乐融融，上下欢愉，一团和气。
曾国藩的以“和”治家的思想，在治军上体现为全军上下精诚团结。他说：“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危难之中，当时曾国藩部队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便截留了供应给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5万两，并且得到了朝廷的允准。
曾国藩立即写信给沈葆桢，信中没有流露出不满情绪，而是用极尽委婉的商量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还能以“和”来处理问题，由此可见他的胸怀与修养。
在中国古代的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说：家和则福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即曾国潢，字澄侯；曾国华，字温甫；曾国荃，字沅浦；曾国葆，字事恒。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金陵围，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对曾国荃尤为特别关心，给他写的家书也最多。曾国荃排行第九，故称九弟，军中呼为九帅。他才大志大魄力大，但是却有些傲气，曾国藩经常提醒他戒除这种坏习惯；曾国荃喜发牢骚，曾国藩又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要求他戒除；曾国荃作战过于猛进，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戒之；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
有弟如此，不愧为兄；有兄如此，弟之幸运。因为兄弟相见以诚，合作到底，故能成“大功”，立“大业”。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曾国藩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因此，他在家里的地位可想而知。因此曾国藩对待兄弟也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对他们多方爱护、教诲，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他甚至有如此的“终身大规划”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平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曾国藩对四个弟弟爱护备至，他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惟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弟弟们也对他非常尊敬，对他的教导铭记于心，兄弟间关爱互助。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他自己不能回家亲自照顾父母，但经常写信问候，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
曾国藩孝敬父母，同自己的几个兄弟们友爱有加，这些都给他的子女起到了垂范的作用。曾国藩教子“爱之以其道”。亲人之间坦诚相待，相互帮助，“和气致祥，自有可昌盛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