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这一原则，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远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1858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未获批淮，但随着他逐渐掌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
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致1861年至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
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金陵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意思，即人人都有升迁之望，才会尽力辅佐曾国藩效力朝廷。
武人给钱，文人给官，这就是曾国藩的励士之法，这就是后来******赞叹不已的“达己达人”之道。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凡为大事者皆有大欲”，欲望得不到满足，动力从哪里来呢？
5.不遗余力，培养人才
古今中外，人才的作用是决不可忽视的。曾国藩深知育人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且人才难于培养，因为人才往往有棱有角，有时难以驾御。曾国藩培养人才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为晚清朝廷培养选拔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自己的著作《杂著》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打江山创事业必须有根据地和人才基础。他说：“古时候的英雄一定要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的根据地在关中，光武帝的根据地在河内，魏国的根据地在许州，唐的根据地在晋阳，都是先拥有根据地，然后大量地网罗可用的人才，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曾国藩深知在成就一番事业中人才的重要作用，他重视人才，更擅长培养人才。
曾国藩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希望有所作为的人总是鼎力相助。因为真正有才华的人是压制不住的。
曾国藩对待李鸿章的方法煞费苦心。曾国藩曾经和李鸿章有师生之谊，在曾国藩训练湘军、镇压天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踌躇满志地投奔曾国藩，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不予相见。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后肯定会接见自己的。但他在旅舍中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有得到接见。李鸿章按捺住一肚子的不高兴，请曾国藩的同年进士，现在在曾幕中的陈鼐帮忙。陈鼐于是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并不肯表明对李鸿章的态度。
这件事实在令人费解，曾国藩为什么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如此冷落？陈鼐也不解地问曾国藩：“少荃是您的门生，往昔老师对他十分器重。现在他希望在老师门下继续得到磨练，老师为什么不接见他？”
不料，曾国藩竟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学识过人，精明能干，实在是志大才高。可能不是我这里能容纳的人物。他完全可以回京师谋个更好的差事！”陈鼐也十分仗义，极力为李鸿章说好话：“这些年，少荃已经经历了不少挫折和磨难，已不是以前少年意气的少荃了。老师不妨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就这样，1858年，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任职。
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愿接纳自己的学生李鸿章，而是李鸿章心地高傲，曾国藩有意消磨他的锐气，磨一磨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培养学生的良苦用心吧。
曾国藩做事按部就班，一切井然有序，包括吃饭的时间也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到齐的时候才开饭，一个人不到也不能进餐。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饮食习惯略有不同。曾国藩习惯于每天天刚亮就吃早餐，李鸿章出身富豪之家，又有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对军营里严格得近似呆板的生活习惯开始并不适应，总是错过每天的早餐时间。一天，李鸿章借口头疼不起床。曾国藩无奈之下只好派弁兵去请李鸿章起床吃早饭，李鸿章依然不愿起床。随后，曾国藩又多次派人去催促他。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大动肝火，便急忙披上衣服赶到大营。他刚一入座，曾国藩就面色阴沉地下令开饭。吃饭时的气氛紧张极了，大家谁也不说话。饭后，曾国藩丢了筷子，神色严峻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已经来到了我的幕下，我想请你记住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
堂堂的翰林学士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过了好久他才真正明白老师的意图。从此以后，李鸿章变得小心谨慎多了，也变得老成世故了。在曾国藩幕府中的生活经历为其以后在官场游刃有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字写作等项事务，随后又让李鸿章批阅公文，撰拟奏折和书牍。李鸿章将文字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后，曾国藩当众夸奖李鸿章：“少荃果然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很不错，几乎所有的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好干吧。”
这一贬一褒仍然可以理解为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作为学生的李鸿章此时也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做事，糊糊涂涂地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
李鸿章居曾幕负责办理文字事务时所书写的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疏深得曾国藩的赏识。翁同书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苗沛霖在定远失守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朝野上下极为愤慨。但翁同书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翁心存深得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在朝野有相当的势力，那么如何措辞才能使皇帝下定决心依法严惩翁同书，而朝中倾向翁家的大臣又无法为翁同书说情呢？奏疏的措辞实在难以确定。对最初的奏疏拟稿，曾国藩不很满意，总认为不够让人无懈可击。最后李鸿章代拟奏疏，曾国藩觉得思路清晰，文意周密，其中更有一段可圈可点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方刚严正，即使皇帝也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企图偏袒翁家的朝臣无可置喙。曾国藩立即上奏皇帝，而翁同书也旋即被革职拿问，充军发配到新疆。李鸿章的论稿深得奏议文字的一个“辣”字，使人无法为翁家分辩。李鸿章出众的文学才华让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并大力培养。
但人才是有棱有角的，往往难以驾御，这就需要用人者有更加宽广的胸怀。1860年6月，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负责督办围剿太平天国的事宜。曾国藩率军队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的西面，四周群山环绕，形状如同锅底。此时的曾国藩在军事思想上比较保守，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进可攻退可守。但李鸿章却不这样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是犯了兵家的大忌讳。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选择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地形安营扎寨。”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曾国藩并不接受。李鸿章坚持自己的见解并反复向曾国藩建议。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也不便多说什么了，但心中对曾国藩的专权十分不满。
后来，曾国藩准备弹劾李元度，李鸿章并不同意，两人再次发生激烈的争吵，李鸿章决定离开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是其雄心壮志备受压抑的情绪冲动所致。他追求的是青史留名和拜相封侯，而不是久居人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在诗中抱怨说“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寻找用武之地。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带有追求功利的目的，而年少轻狂意气用事也是重要的原因。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后，本打算返回南昌的哥哥家中。在旅途中顺便拜访了好友胡林翼，并和胡林翼谈起了离开曾国藩的原因。胡林翼了解李鸿章的才能，不无惋惜地说：“少荃，你将来一定会发达，但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你晋身就有一定的困难！”李鸿章听后并不以为然，反而愤愤地说：“我本以为你是豪杰之士，难道你也要依靠别人吗？今天我才知道我看错人了。”李鸿章说完，竟然拂袖而去。回到下榻之地，李鸿章整装将行。胡林翼并不与李鸿章计较，派人前来挽留，李鸿章仍执意要走。后来经过胡林翼的再三强留，李鸿章才又住了几日。两人每日饮酒畅谈，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立即致信曾国藩：“李鸿章并非寻常之人，不如留在你的幕府，以扩张湘军的力量。”曾国藩经过冷静的思考赞同了胡林翼的看法。
1861年3、4月间，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山负责南昌城守城事宜、以抗拒西征的太平军。李鸿章实际上并未完全脱离曾国藩，直接写信劝说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对祁门军事安排的建议和李鸿章的主张不谋而合，特地致信曾国藩：李鸿章之议切合实际，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涤丈未必采纳。能于湖口、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委婉地批评曾国藩不顾战略全局，并劝说曾国藩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因小失大。在众人的劝说下，曾国藩迁出祁门。
在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向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的情况，希望去福建担任道员。沈葆桢回信极力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焘也致信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后，也深感自己由于少年意气，做出了轻率的举动。
1861年5月18日，曾国藩也写信给李鸿章，以诚恳的态度请李鸿章回营帮助自己：“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皆废，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君速来相助为理。”曾国藩请李鸿章出山的目的是意在为自己寻找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经过多日的思考也认为可以“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一人，因此李鸿章决定捐弃前嫌，再次做曾国藩的幕僚。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之后，曾国藩对待李鸿章更加信任，军事上、政治上的事务都和李鸿章共同策划商议。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这当然是夸张的话，但李鸿章的学问人品和能力确为曾国藩所欣赏。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各方面的能力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在军事上，李鸿章独当一面地训练骑兵、组建了淮扬水师，在实践中运用了他以前自学过的步兵战术，对三大兵种的指挥已相当娴熟。
1862年，李鸿章亲自动手设计了上海水师战船和战艇，设计合理实用。原先，李鸿章并不擅长防守，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防御之术，这种战术俗称为“站墙子”；学到了保饷道和粮道的方法。李鸿章曾经说：“我本来认为湘军防守有异术，今天才知道不过是听到长毛来站在高墙上防守罢了。”也就是这种在坚厚墙壁前的防守术，使淮军在关键的虹桥大战和北新泾大战中未被太平军击败。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日益成熟起来，从从政到为人处世都有长足的进步，甚至有人说从李鸿章的身上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在训练军队时使用洋炮，李鸿章来沪后大力效仿，为淮军配备了洋枪洋炮；曾国藩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在自己的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来上海后也注重发挥智囊的作用，与上海代表地方实力派的商绅关系密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的时候注重咨询幕友，然而最后的决断完全由自己决定；李鸿章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上海后各项军政大事一手把持。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提携十分感激，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讲述曾国藩的恩德：“我跟从的师辈不少，但没有一位像这位老师如此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
6.甄选人才，量才录用
一个真正的领者导，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此，做领导的要了解人才的特长、特点，甚至会识别人才的真伪，要通过察言观色、工作实绩考察和他人评价来选拔人才、使用人才，防止“伪人才”占据高位、显位。另外，要根据人才的实际情况安排适当的职位，真正做到唯贤是举、量才录用。
不少为官的人自己为官清廉，但自己的部下和家人却昏聩无能，常常惹是生非。由于种种原因，官员对身边的人约束不力，终究会落得败名。因此，作为官员一定要选择有才能的人，放在适宜的位置。
曾国藩驻军安庆的时候，湖南的同乡不少人前来投靠，有一位戚姓同乡从湖南赶来，行李简单，衣服破旧，沉默寡言，一瞧便知是为生计所迫而投奔军营的穷苦人。曾国藩见到家乡人不免要热情寒暄一番。在曾国藩打听家乡的一些事情和亲友的情况时，戚姓同乡回答拘谨，很显然是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不过，偶尔在关键处说上几句，话语很中要害。曾国藩决定对他考察一番，先给他一些事情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