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抑郁，我是这样理解的:当你觉得抑郁的时候，你可以先试试喊出“我能开心，我肯定能开心”，当喊出来时，你不仅没有开心，还有想哭的感觉时，那就说明你处在抑郁之中了。
本书的主人公名字叫G，在我初次访谈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干净、有礼貌却表情严肃甚至还有些僵硬的男孩，他直接告诉我，他是多年的抑郁症患者。说是男孩，其实也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了。
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在第一次见面时总会有轻松的寒暄式对话，迅速让来访者放下人际交往初始阶段的紧张感，这也是心理师的日常功课。
与G在咨询室第一次会面时，他是由父母陪同进来的。G并不回避咨询师的提问，也没有像许多来访者那样让家长替他回答。所以寥寥几句就进入到了他来访的求助目的——抑郁症。
G是出生在日本的中国东北男孩，十岁随父母从日本转到上海生活和就学。从开始产生抑郁的感觉，到十六岁左右发作，之后开始服用精神科抗抑郁药物。
咨询师：这种抑郁的感觉是来上海后形成的吗？
G：差不多吧，因为来上海后才有了明显不开心的感觉。但我知道不管是否来上海，似乎肯定会发生今天的情况。因为我的性格小时候和一般人就不太一样。因为是第一次来访，咨询师并不想与他马上进入早期根源的探寻，所以，咨询师立刻转回当下的话题中。咨询师：我们探讨一下关于抑郁症的问题吧。抑郁症我接触了很多，也有一点经验。你对“抑郁症”这三个字是怎样感受的呢?
G：你问我对抑郁症的感受，比如我看到某种对象，心中非常烦躁，身体反应就是上火，好像身体被火烤着一样，非常热。我就是因为讨厌这种感觉，所以觉得不愿意接触一些事情，总想要待在家里，甚至不想活着。碰到一件事情先是焦虑，接着就是一种疼痛。咨询师观察到当G在说上面这段话时，他的身体开始变得笔直和僵硬，语言像是在引导自己的身体似的，可以看到两只手也是紧紧地拧在一起。此时，咨询师马上又再次中断他的表述。咨询师：好的，我们先停止表达自己的感受，避免用语言强化自己的身体。现在，你愿意把手给我吗，跟我接触一下。现在又是什么感觉？
G：现在就是这样。没太大感觉。
咨询师：我感觉你的手有些紧，你的脉搏有一些快，来吧，让我们先尝试放松一些。你能否告诉我，当我触碰你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你的肢体感受到这种交流时，心里有什么感觉？
G：警惕！
咨询师：好。我告诉你，我对你无害，不仅无害，而且我想我能帮助你，现在是帮助的开始。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什么感觉？
G：害怕别人看不起我。好像被人嘲笑。
咨询师：两只手给我。你觉得我会不会嘲笑你？
G：这个说不清楚。
咨询师：没事，一点点来。如果我内在有嘲笑，哪怕一丁点，就不可能帮助到你，因为嘲笑是一种拒绝，你现在没有感受到我有拒绝，是吗？
G：没有。咨询师能感受到G此时身体的紧张，在面对陌生环境和事物时，人类的自主神经就会释放出紧张能量，这本身是任何动物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进化至今，还保留或强或弱的这一机制，其实就因为人类的强大并没能让人摆脱各种威胁性的挑战和灾害。当然，此时咨询师需要做的就是证明自己是足够安全的，然后才能渐渐争取到信任。而咨询师此时使用的正是对G的症状进行阳性附意，也即正向肯定，先慢慢让他放松下来，这对咨访关系的建立才有帮助。 咨询师：我们现在尽量不要让自己紧张。当我把你的手放下来时，你就全身放松。我们来试验一下，把手臂抬起来，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就不要再用力了，让手自由落下，本能地处于自由放松的状态，感觉自己打开了。现在是不是觉得更放松一些了？
G：是的，但还是有点恐惧。
咨询师：这是我们要来共同面对的。如果恐惧的东西，用一幅图描述出来，告诉我是什么图？想象一下，闭上眼睛，让我感觉到这幅图同样存在于我的眼前。
G：火，白色的火，照得非常亮。
咨询师：还有吗？
G：烧得非常端正，庄严。
咨询师：再看看周围。火是在盆子、一个场地，还是某个容器中燃烧？
G：就是火本身。火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正确、正义。
咨询师：那么火是谁放的？
G：应该是我母亲。
咨询师：这个火的意义是什么？
G：代表着她是正确的……
咨询师：你是怎么看这个意义的？
G：虽然是正确的，但我不太能接受，因为接受起来太累了。
咨询师：那么现在喝一口水，含在嘴里，不要咽下去，现在把这个火先降降温，然后再慢慢咽下去。现在什么感觉？
G：嗯，好像轻松一些了。此时，咨询师让G先休息一下，开始转向G的父母。
当咨询师与G交流的时候，他父母就在身边的沙发上无声息地并排坐着，我能感受到他们情绪的低落，坐姿是紧张甚至僵硬的。一个人的成长问题，毋庸置疑一定关乎家庭关系。父母亲的结合就像不同的品种嫁接成一棵树，在树上结的果当然与嫁接的这棵树的生长质量有莫大关系。但又如何期盼每对父母都是“嫁接专家”呢，所以出了问题时，并没有考虑到其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没有及时去处理已经造成的潜在或显现了的伤痕。处理总是后置的，直到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时才被迫面对。所以此时，咨询师转向了G的父母。
当G的父亲与咨询师交流时，母亲突然起身要离开，G的父亲止住了她，并继续自己的话题。G父：在孩子小时候，父母经常打架。有些时候在我出差的情况下，一些问题导致夫妻感情不好。我承认都是我的错。孩子可能是看到了这些，很害怕，他太小了。另外，孩子后来从日本回到中国，教育方法的不同可能对孩子有些影响。主要是这两方面。如果还有就是，前年孩子的姥爷去世了，很多事情突然变化，他那时一直在医院陪着姥爷，对于他来说触动很多。孩子很脆弱。作为父亲我道歉。别的方面，没有大的问题。
咨询师：妈妈呢，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G母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才缓缓地说：“我有一些话以后单独和你说吧。”她停顿一下，又说：“其实我对孩子也有许多后悔，比如打他打得很厉害，现在想想真不是孩子的错，只是我当时心情糟糕透了，但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咨询师注意到她重复了两遍“真的没有办法”。咨询师：没办法是怎么理解的？G母开始无奈地摇头，似乎有许多无法言说的话语，并开始抽泣。咨询师：你后来怎么做的？
G母：我只能想办法帮他治病。在他十多岁时就带他往精神卫生中心配药，精神科大夫诊断说是情感障碍，已经用了七年的精神科药物了，但一点都没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药，七年了。而且开了6种药，太多了。一天吃9片啊。看了药品说明书，副作用都可以吓死人，才多大的孩子啊。我们真的担心，不吃又不是，吃又不好。不知道怎么办。
咨询师：那么父母还可以介绍一些各自的背景情况吗？
G父：我小的时候，家庭环境很差，是农村的孩子。小时候没钱上学，总是看别人在教室里读书。但后来家里还是勉强让我读了小学，初中也只读了一年多。高中一年没上就返乡做农民了。获得了上中专的名额后，一直读到中专毕业考上大学。那时候没有什么专业好选择，都是国家分配，学了日语专业。后来一直在日本读完博士课程，我觉着学习就是自己努力，我一直这样认为。回顾自己学习的过程，根本没有人来管理我，都是自己想着学什么、怎么学。所以，小孩学习方面，我一直觉得不要管太多。
咨询师：你希望你的孩子也能接受你的成长经验？
G父：对。这是我个人想法。其实他妈妈在学习上也很成功，也是大学生，而且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在孩子的教育上，是她妈妈管得多一些，觉得管教也没错，但不要太过分。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夫人有些想法比较过激。我也是关心比较少一些，我当时主要是在外面挣钱。
咨询师：能再提供一些父母相识的信息吗？
G父：我岳父是我大学里的教授。我毕业后进入大学工作，岳父又是我的领导。因为有这层关系，经过朋友的牵线我们才在一起的。G母此时突然抛出一句：这是我最后悔的事……
G父像是没有听到似的，继续说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家里都是G荣获的奖状和奖杯，仅画画所获得的全日本的大赛奖杯就有好几个，而且很小就会弹钢琴，弹得还不错。
当咨询师搜集到上述信息时，可以看到这么一幅家庭景象。虽然父母亲都很优秀，但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农民家庭，母亲是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选择了自己老师兼领导的女儿，而母亲也因为种种现实的状况选择了婚姻。背景差距会引发人的自恋和自卑两种心理，当弱势的一方没有从对方眼中获得更多认同时，内心的自卑会激起他外表的强烈自恋，自恋是保护自己的一枚“荔枝壳”，内部朝向自己的一面光滑圆润，朝向外界的却是毛糙棘手。优势的一方同样会形成自卑和自恋的交换，当得不到他在“情理”之中的尊重和优势待遇，也会令他陷入自卑的困扰，而出身的优势就成了令其安慰和振奋的出路，他会自我欣赏直至蔓延为自恋。当这样的家庭模式成为一种长期态势时，就形成了两大封闭的阵营。在这里没有了交流、融洽和合作，隔阂与漠视开始充斥。而G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他的成长过程的。
在G听着他父母亲表述这些时，G说感到很生气，他以往只看到父母总在他面前自我夸耀，心里面总有一种被他们忽视的感受。其实，当一个人为自己的荣誉而自豪的时候，恰恰容易对身边的人造成一种无意识攻击。当父亲用儿子来满足自己的自恋时，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孩子。所以G觉得自己心里的真实需求从没得到过尊重，当父母要求实现某种目标时，他是被迫和无奈的。“我心里真的希望有一种安宁，没有人打扰的安宁，”G用很执着的眼光看着咨询师说道。G：对他们的关系，我感觉很不稳定，很累，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追求，不会顾及我的感受。我对我爸非常不满，他看似理解我，但真正的目的其实也就是把他的方式套在我头上。反正我已经很累了。
咨询师：你又是怎样面对这种情况的？
G：有时候想自杀！
咨询师：自杀过没有？
G：自杀过。
G母：他尝试过几次自杀。
咨询师：什么形式的自杀？
G：我尝试过割脉，但是割得不那么厉害。
咨询师：能给我看一下吗？G伸出两只手，手腕上有两条淡淡的伤痕。G说，这是来访前几天刚割的，是因为心中的压力已经挤得自己快发疯了。他感觉自己心理上有承受不了的压力，而精神科的药物对他来说根本是吃不吃无所谓的事，根本无法制止他想自杀的念头。咨询师：（对G父母）建议你们与精神科医师商议一下，是否可以调整用药了。
G：算了吧，你别让吃什么乱七八糟的药了，我都已经受够了，这种难受你能理解吗？
咨询师：噢，我这里不配药，但是一个良好的精神类药物，对你的情绪有一定控制作用。只有情绪保持在一定稳定的状态下，介入一些非药物的心理治疗才会更有效。当然，你还得保证在咨询的过程中不能自杀，你现在这个意识状态能够控制自己作出这样的承诺吗？人类的自杀行为与一些哺乳动物（比如鲸鱼或海豚）的自杀行为如出一辙，都是一种“终极防御机制”，当失去生命可以让自己从面对现实的不适中解脱时，许多人都在这样尝试着。有时这种不适感是内心与环境对称的体验，比如面临绝境无路可寻时，为了尊严而作的选择；而自杀有时与环境又是不对称的，比如由自己的误判、错觉、妄想、幻象所致，这种情况出现时，有理由相信，这当然就是“心理疾病”，比如一些严重的抑郁症，就容易出现这样的自杀念头，甚至转化为自杀行为。抑郁症治疗的手段由于受限于心理卫生事业信息面及技术面的狭窄，长期以来的治疗（包括其他的一些心理或精神障碍治疗）更依赖于药物介入。但西方的治疗已经更为开放，除了必需的药物外，个体心理机能提升、家庭系统支持及社会化的建构都需要非药物心理咨询与治疗作为主角的介入。而对G的治疗，精神药物显然没有起到应有的良好效果，当前制止G的自杀动机和念头是当务之急。但G却不以为然。其实自杀除了尊严和疾病所导致的原因外，或许还有其他意义，比如引起重要人物的重视等，但这类自杀往往只是一种威慑的信号而已。G：我知道，但我无所谓。
咨询师：我们得有一个合作，我来帮你寻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我们得有这么一次尝试，好吗？如果让你感觉更好一点，你觉得你需要做些什么？
G：我要的东西？这时G用眼神瞟了父母一眼又陷入沉默中。在咨询中的沉默，往往是很好的审视机会，冲突往往在沉默后点燃或消融，沉默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保证咨询节奏的合理，有经验的咨询师往往在沉默的恰当时机抛出延续沉默前话题的选择性提问。咨询师：那我们看看是不是需要父母和你更好地相处，重新塑造一下家庭环境？同时，让我们更好地认清自己并且更自然地生活？找到生活更明确的意义，然后保持更多的乐观心态？ 咨询师的选择性提问好像抓住G的思想阀门似的，G开始了他的陈述。G：这么说吧，我也知道环境是有限的。我以前生病时独自一人住在日本，妈妈那时好像更理解我，对此我感觉更轻松一些。所以我其实也想和那时一样，非常想拥有自由，比如可以自己作一些选择，我知道自己可以。虽然我曾经尝试过选择，但非常恐惧，相当恐惧，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一般。但我现在总对自己说，一切会好起来的，我得赶紧好起来。我情绪再稳定一些时，还是会考虑一些东西的。不要总是把我当成病人，包括父母，包括你们医生或咨询师，都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有作为一个人正常的活法和想法。我也懂规矩，也很礼貌。面对将来的态度，就是想做好一个正经人，不逾越《圣经》地生活着，要过圣徒般规规矩矩的生活。
但是，一旦我想到要过这样的生活，潜意识里好像总有一股力量与我在斗争；哪怕我尝试着按照《圣经》生活，感觉却是冷的，越冷就越恐惧，越恐惧就感觉好像陷入一片黑暗似的，失去了把握。我好像远离了自己的生活，远离了父母的关爱，陷入无人帮助的孤独，好像一个人从天空落入茫茫大海，是黑暗的。我现在就是这样，感觉是最严重的。G上面的表述有三层含义：他曾在病症中获益，他是一个无异于常人甚至是更高尚的人，他在高尚的境界中落单了、痛苦了，才来到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