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李玉亭，一直活在不乏惊惧的期待之中。他的浦信铁路已经开工，尽管战报不断，但西南地区的枪炮，终究无法惊动浉河两岸的听觉。李玉亭耳边只有叮叮咣咣的施工声。那无法看见的场面，就像春笋悄悄成长，不知何日突然就冲出地面。他期待着那一天。
那年端午，袁世凯急火攻心而死。随即他的两大对头，黄兴和蔡锷二将军也相继病逝。擅长相面的龚先生初见银元上的大总统头像，便说他是癞蛤蟆转世，故而对于其特殊的死期颇为得意。老古话不是说嘛，癞蛤蟆活不过端午。关于此事，胡泰运则念念不忘这个对联：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与二陈汤都是中药，暗中则别有所指：前者指杨度等筹安会六骨干，后者则分别是陈树藩、陈宦与汤芗铭，此三人本为袁的心腹重臣，最终却都望风倒戈。
对联固然巧妙，但李玉亭父子最有感触的，却是报上的这则花絮。袁世凯病死当日，正赶上谭鑫培谭大老板最后一次登台。那次告别演出连续四日，在北京煤市街的中和园。第四天谭老板唱《击鼓骂曹》时，有人附耳上来说了几句，谭老板突然修改戏词，临时增加一百多句念白，大骂张辽。明里对着张文远，实际都冲着袁慰亭。
李玉亭不觉啧啧赞叹。不过他赞许的并非谭老板的态度，而是其机变能力。那时京师流行两句话：有匾皆书垿，无腔不学谭。凡有匾额，均由山东莱阳的进士王垿题写；京剧所有腔调，无不带着谭鑫培的痕迹。这就是谭大老板。然而越是这样，李玉亭越替袁世凯抱屈。世人念念不忘“二十一条”，但袁的亲日戏大约演得比谭鑫培还好，故而人们皆被蒙蔽，以至于死后也要挨骂。
这个态度当然会在友朋间引起争论。而当那个突然的变故来临之时，李玉亭越发坚信自己的判断，从而对项城之死越发叹息。起因不是别的，正是他那春笋一般的希望——浦信铁路。某日他接到县知事翟春昭的通知：因高层政治斗争，该路不得不宣告下马。扣除前期投资损失，剩余资金材料全部移交津浦铁路事务局。
“何谓高层政治斗争？铁路关系国计民生，岂能如此儿戏！”面对这个垂直打击，李玉亭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府院之争，报上吵得一塌糊涂，你难道还不知道？别说铁路，就是对德和战的外交大政，不也忽左忽右，形同儿戏吗？”
府院之争的新闻连篇累牍，但李玉亭此前并未在意。仿佛他是观众，正在看台上的滑稽戏。铁路停办的消息确认后，他立即找来报纸，条分缕析争斗的来龙去脉。即便死，他也要死个明白不是。不掰扯不明白，掰扯起来这事简直就是个笑话，或曰严肃的文字游戏。
袁世凯临终之时，徐世昌让秘书代写遗命。那秘书跟前只有一部袁颁布的《新约法》可资引用，于是他便以此为据，写明副总统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可按照该法条文，代行期只有三天，然后从金匮石室中找出袁推荐的三名候选人正式选举。面对另外两名候选人徐世昌和段祺瑞，黎元洪毫无胜算不说，时间也来不及。而假若遵循《临时约法》，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因为副总统是顺理成章的“继任”，可以补齐袁的任期。
《新约法》跟《临时约法》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张总统制，国家大政决于总统。结果黎元洪陷入两难境地，面临悖论的尴尬：如果他想掌权，就得保住总统位置，援引《临时约法》；而援引《临时约法》，总统就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
怎么办呢？黎元洪选择了《临时约法》。这个态度跟南方的革命党一致。按照常人的逻辑，内阁总理段祺瑞握有实权，似可接受，偏偏这段合肥并非常人。想掌实权的总统主张总统无权的内阁制，而内阁总理则反对内阁制。这等奇闻，就是当时的现实。李玉亭突然意识到，这并非什么府院之争，依旧是南北之争。古往今来，南北对峙的局面并不鲜见，而每一次信阳都在夹缝之间，无论三国鼎立还是宋金对峙。要说倒霉，那就是不该生在此地。
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手中没兵的黎元洪邀请张勋的辫子军进京调停，废帝溥仪复辟，给信阳的剃头匠带来了好生意。不过好的不是剃头，而是卖假辫子。最贵的十二两银子一条。那天李玉亭回到李家寨，还没进门，便听见小长辈儿口若悬河。听动静，那是他几年来最兴奋的时刻。多年压抑的愤怒不快，全在瞬间释放爆发。他将脑后那根价值十二两纹银的辫子紧紧攥在手中，仿佛担心会被人抢去：“我就知道大清气数未尽，果然出了个栋梁之臣中兴大将！瞧见没有？我这辫子还好好的。这就是眼力见识！”
虽然同在李家，但各房贫富不一，时间越长差别越大。小长辈儿就是衰落的代表。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照看祠堂管理公田。这份工作收入微薄，不足为生，只能再教份私塾，赚点束脩。穷人难免遭遇白眼，大家拿他越来越不当回事，科举路断之后尤其如此。满世界都是势利眼，这不奇怪。反过来说，人们如果不势利，那对成功者也似有不公。
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书生****仁在信阳闹气。那一年还叫过年，而不叫春节，因为大总统袁世凯次年才会批准内务总长朱启钤的呈文。朱启钤建议明确四时节令，以正月初一为春节，端午、中秋和冬至分别为夏、秋、冬节，最终只有春节获批。因为五族共和，不宜以汉族习惯号令全国。就这样，民国元年还只能过年。因为禄米断绝，小长辈想向李绪源借点钱应付债主；虽蒙答应，但却迟迟不见下文，正月初一那天才送来。结果使者一看，小长辈儿门口贴着这样的大红对联：
再穷无非讨饭
不死总要发财
使者尴尬，主人愤怒。小长辈儿拒绝收钱。与人借贷，总因为穷。初一送钱过来，不就是送穷堵门吗？李绪源闻听，这才感觉失礼太甚。小长辈儿辈分高，前去拜年的人多，这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于是他赶紧派人二度前往致歉，并多致米面肉油的馈赠，只请他换掉对联，但未能成功。自那以后，彼此心里都有了疙瘩。
因此缘故，小长辈儿有事没事就爱朝小李家跑。而每回过来，小李家总有笑脸相迎。这次他兴头上要来票戏吼两嗓子，更受欢迎。李绪宾可不管皇上还是大总统，他只管拉胡琴。只要有人找他操弄这个，他就高兴。饱吹饿唱，唱完再吃。李玉亭听得胡琴响起，再听听动静，便明白了他们喜从何来。他顿时后悔不该回家。这顿沮丧，应该到秦楼楚馆消解的。
但是客人已经上门，饭肯定得一起吃。席间还有海带丝，不过已非海鲜，而是家常菜。这就是铁路通车的结果。心事重重，气氛自然没法愉快。不仅仅因为李玉亭对当前政局不感兴趣，更重要的是，他肉痛他的浦信铁路。这么一闹，只怕更是恢复无望。
投资铁路的事儿，李绪宾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从不过问，你也不必跟他说。在他眼里，全世界就是一把胡琴。可怜李玉亭，只能打落门牙肚里吞，在饭桌上跟小长辈儿激辩革命与共和，几乎吵架。后来李绪宾问出详情，反应依旧平淡：“多大点事儿，值得你这样？不就是几个钱嘛。”小长辈儿越发来劲：“铁路铁路，电报电报。我告诉你玉亭，这些都是破坏风水、祸国殃民的东西！里面都藏有妖孽！幸亏没成，成了将来你吃的亏，肯定还不只这些。我撂个话儿搁这儿放着。就咱们门前的铁路，早晚会让你们吃大亏。不信咱们走着瞧。我的辫子能等到宣统皇帝复位，也能等到你们吃亏！”
国内政局的复杂斗争，自然会遮蔽国人原本就不够敏锐的注意。就在那年冬天，老毛子的故国发生革命。谁也想象不到，这场革命会对世界政局产生如此广阔而又深远的影响，近邻中国尤其首当其冲。
作为股东，李玉亭看过浦信铁路的详细报表。折算下来，他的投资余额不足四成。这个数目他并不怀疑，人人造假的时代远未到来。然而他不希望将这废墟般的款项转到津浦铁路。他不想刚出狼群，又入虎口。于他而言，上策是转到京汉铁路，中策是退款，津浦铁路是下下策。那条路他看不到，因而信不过。反正京汉铁路的路权已于1908年从比利时赎回，不存在技术障碍。
仰赖翟春昭和刘景向的共同努力，李玉亭最终如愿，可谓不幸中之万幸。翟春昭通过官方途径，呈文具报；刘景向利用私人路线，代为缓颊。他在北京念书时的某个老师，此时正好供职于交通部。得知内情后，该先生根本没当回事，等公事（那时对公文的称谓）呈报上来，便顺手批复同意。据此批文，京汉铁路局给李玉亭办了股权文凭与通行证。他可以无限制免费乘车，年底享受分红。虽然份额极低，但终归有了着落。
拿到通行证的李玉亭，很想享受一下股东待遇，找找主人的感觉。但是很不巧，初次便碰壁。那已是1918年，已进腊月门，春节在即，他要回李家寨。然而到车站一看，一列列兵车呼啸南下，墙上贴有告示，声称信阳以南的客车货车全部停开，集中运力运兵，南下湖南作战。段祺瑞“三造共和”撵走张勋，但却不肯恢复《临时约法》以及被强逼解散的国会，孙中山因此联络西南起兵护法。
可以想见，军运赚钱不比客运和货运少，李玉亭对此并不担心。只是股东身份不能体现，终究心有不甘，于是便找到车站。接待他的车站调度面相有点熟悉，一见面便主动招呼道：“李先生，您不认识我了？辛亥年间我们逃难，还曾蒙您关照呢。”
原来此人名叫胡传道。七年前，李世登他们在武胜关起事后逃到李家寨，胡传道就在其中。不过当时人多，他看来声望还不够，未能与李玉亭接谈。如今李世登和余大猷已经不在人世，抚今追昔，令人唏嘘。
寒暄过后归入正题。胡传道说：“政府下令集中全部运力，星夜调兵南下湖南作战，郑县与信阳都被设为总兵站，货车客车全部停开。您这身份，可以随时乘车，问题是如今兵车中途不停。您还是另想办法吧。”
另想办法就另想办法。只要这股东身份好用就行。他正准备走，胡传道随口的那句话又让他改了主意：“别说你，就是新来的袁统领，也改了计划呢。”
因要全力对付革命党，军队多数南下，省内防卫空虚。河南督军赵倜随即下令，将原有的民团和警备队全部整编为巡缉营。老婆被北兵强奸致死后，邓东藩自觉在乡间抬不起头，经李玉亭推荐，进城到警备队补了个什长。这两百多人的警备队自然也要改编。光这点力量肯定不够，赵倜又组建了淮盐缉私营，以河南南路巡缉营的名义，由袁家骥统领，南下信阳城。本来早就该到的，也是因为兵车不断而临时推迟行期，预计明天抵达。
统领肯定是个大官。在此之前，商会已有消息，准备组织迎接，因为兵车打乱计划而无从落实。李玉亭本来想回李家寨住两天，得此信息立即决定改变行期。先迎接统领，过两天再回去探父不迟。比起老家，他更喜欢新鲜与场面。
大人物光临，道县二署会接到电报，转而通知商会。这次因有临时调整，地方俱未得到最新消息。李玉亭眼珠子骨碌碌一转，立即有了主意。当天夜里直到次日，商会方面一直没有动静，他随即定下心神。次日上午先派人扎好台子拉上横幅，将场面摆好，然后在火车抵达前半小时通知商会同仁。
袁统领身材敦实，油光水滑，戴着太阳镜。下车伊始，李玉亭刻意从空旷中营造出来的显眼，立即将他牢牢吸引。那份惊异，足以令他对李玉亭印象深刻：“嗯？我没再给道署电报啊。”李玉亭道：“回统领，我接到上回的通知，便准备好迎接，可惜没能接到。自那以后，我一直派人到车站等候打探，以便迎接慰劳。”袁家骥抱拳致谢，恭祝发财：“如此多谢你的有心。”李玉亭道：“统领此来公务重要，是信阳绅民之福。地方迎接致敬，完全应该。我已经知会同仁，他们马上前来拜会。”
袁家骥字骏伯，信阳人呼为袁大少，老家河南正阳，距离信阳不远。其父袁乃宽多年追随袁世凯，事以侄礼，深得信任，出任管家。袁世凯复辟期间，袁乃宽位列“七凶”，七凶与以杨度为首的“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蔡锷讨袁时，曾要求将他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关系如此深厚，自然会有报偿。历朝历代，食盐都是官家垄断。湖北监利县得名的缘故，便是东吴要“监鱼盐之利”。既是垄断经营，必有暴利多多。否则也不会有人以海带替代食盐。眼前这个统领虽然只有步兵三营，但却并非简单的团长，而是个将军，是简任级别的官员，与道尹陶公平级。
自从铁路开通，信阳人见识过将军无数，包括段祺瑞。但真正长期在此驻扎，袁家骥是头一人。官大目标就大。李玉亭弄了这么一出，虽在袁大少跟前露了脸，但同仁们都不满意，明里暗里骂他是钱鬼子本性。
如何防人之口？可巧，没过多久便又接到通知，政府军团长靳云鹗将出任信阳戒严司令。一听名称，就明白与知事平级。号称司令，无非是兵力不厚虚张声势。虽然县署只是转达通知，并未要求组织迎接****，但李玉亭还是决定，再唱一出独角戏。
经过虽然雷同，结果却完全两样。马屁似乎拍到驴屁股上了。靳云鹗中等个子，很瘦，两边的眉毛不一般齐，右眉略高。下车之后得知原委，他冷冷地问道：“政府军驻扎各地，理当百姓不惊各安其业。我并未要求迎接，谁让你来的？”李玉亭心里暗暗叫苦：“回靳司令，立德此来非为迎接，主要感谢靳司令使用铁路，并查访路政。李某虽然不才，却也是铁路股东，负有纠察责任。我想请问司令，这一路之上，可曾发现需要改进之处？”靳云鹗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算了吧，你们这些买卖人，个顶个地精明。想赚我点钱，就干脆明说，何苦来这么多曲折？”说完勉强一抱拳算是回礼，便扬长而去。
这话还真有点委屈李玉亭。他来迎接大员，不可能完全没有生意的考虑，但与大人物攀交，却是主要因素。豫南四子的鬼子，向来要面子。此刻他的面子虽然折损干净，但最终还是扳了回来。
那年来信阳的不仅仅是袁统领和靳司令，还有流行感冒。这是场国际性的流行病，很多人逃过了一战的炮火，却未躲过感冒的折磨。病毒随着一战结束的消息传入中国，鸡公山后的信阳也未能幸免。《信阳县志》称：“十月，瘟疫流行，旬余日，病者十之八九，死者十之二三。”李玉亭当然看不到这份县志，但对疫疠的凶险程度，却深有体会。李绪源夫妇双双病死，邓东藩死了老娘与苦命的独子。小李家病人也不少，整整两个月没听到胡琴响。所幸李绪宾只在鬼门关前站立片刻，最终没踏进去。
靳太太也被波及，是胡泰运将之医好的，因为靳大司令也信不过白大褂。称靳夫人为太太纯属礼节，她其实是个大脚女人，农村粗活没少干，这与其夫君也算门当户对。胡泰运给她开的药方中，药引子分心木比较难办。说起来这玩意儿并不金贵，核桃肉中间的分隔物而已，就像人体心房心室的隔壁。难就难在必须取自二十年以上的核桃树。这种核桃树别处有没有无人知道，胡泰运只知道李家寨有一棵，就在李玉亭的老宅旁边。
靳司令随即派兵前去求取。治病救人是大事，李玉亭当然不会留难，但那四样点心的谢礼，却不肯收下。也就是说，他没给靳司令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