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兰坡对“北京人”的研究就是从发掘石器开始的。现在人们已经从“北京人”的发源地挖出了数以万计的石器，数量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类化石地所没有的。在“北京人”制造的石器中，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不多。其中有“砍斫器”（用来砍伐木材等）、“刮削器”（用来切割兽肉等）、“尖状器”（用来剥割兽皮等），并看到一种松软的黑色物质。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种黑色物质是什么。直到后来有人把它送去化验，结果才知道这种黑色物质是“炭”，并证实是北京人使用火的痕迹。现在人们不仅发现了北京人使用过的灰烬、炭块，还发现了被烧过的骨头和石块。“北京人”遗存的灰烬都是成堆的，这证明“北京人”已有了不使火向外蔓延的管理火的能力。工具和火的使用这两个事实，雄辩地证明“北京人”不是猿类，而是已经形成的人。
裴文中先生赴法国留学后，龙骨山的发掘工作由贾兰坡负责。先挖到了猕猴的化石，之后不久就挖到了“北京人”的牙齿，还发现了几块碎小的头骨和石器，这让考古学家们看到了希望。接着，在一个面积不大的范围内，集中出现了约40个肿骨鹿的下颌骨，这种情形过去从未有过，情况有些反常。几天后，考古学家挖到一块保存完好的“北京人”下颌骨，大家因此信心倍增，每天都希望能有重大发现。突然，贾兰坡看到一名同事正往筐里装一块碎骨片，心里陡然一惊：这不是头骨的一部分吗？赶紧上前，稍一端详，立即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于是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将周围6平方米作为特别区域，调来3位技艺高超的发掘能手通力挖掘。不一会儿，在半平方米的范围内，耳骨、眉骨、枕骨等相继露面。头骨埋在松软的砂土之中，可大伙儿直到中午才把它们全部取出。然后分装在二只荆树条编成的小筐中，小心翼翼地捧回驻地。晚上，贾兰坡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将破碎的头骨烘干、粘接、修复好。就在这天下午，距上午挖出的头骨1米处，又发现了另一个头盖骨，也破散成好几块。第二天，将第二个头骨完整无损地挖了出来。消息对外发表，再一次震动了世界。没过几天，竟然又发现了第三个头盖骨，而且这个头盖骨不像过去发现的那样破碎，保存得相当完整，连部分鼻骨、眼睡骨等都有。贾兰坡怕有闪失，当即把头骨修复完毕，连夜送回北京。在短短两周之内，连续发现3个头盖骨，这实在令人激动不已。
在龙骨山发现的“北京人”，如头骨、下颌骨和牙齿等，实在是最完善、最优美的采集。只是四肢骨骼始终未能找到。这在当时确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不过，15年后，贾兰坡在整理标本时，认出了北京人的一段肱骨（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小腿骨），弥补了研究的缺陷。“北京人”的上肢已接近现代人，下肢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性，平均脑容量为1059毫升。“北京人”的这一些特征证实了“劳动创造人”的伟大真理。寻找“北京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达到了高潮。
“北京人”化石标本一直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的保险柜中，20世纪40年代，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北京人”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将“北京人”转移到纽约自然博物馆去——尽管这是违反协议的。于是“北京人”被分别装入两个大木箱中，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途中，“珍珠港事件”爆发，运送“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战后，经多方查找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新中国成立后，又重新开始在龙骨山挖掘“北京人”的遗址，相继发现了5颗牙齿、一个相当完整的下颌骨和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而且，科学工作者还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北京人”的“兄弟姐妹”。
点评
贾兰坡挖掘出的“北京人”牵动着所有人的心，透过他们，我们可以找到人类最早的足迹，这一点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对中国来说意义同样重大。
敢于质疑历史的陈景元
陈景元既不是考古学界的权威，也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学者，退休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然而，在兵马俑的研究界，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后！
陈景元第一次接触秦始皇陵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他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在大学里，陈景元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代史。“建筑和其他专业不一样，必须要研究各种历史建筑的风格，”他说，“所以人文、历史等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要了解。”他还认为：“浩大的秦陵建设，都是建筑学上的事，地宫结构、施工方案、土方运输以及陵墓建筑的布局、主轴线方向等，绕开建筑专业自搞一套，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入学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考察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几年后，秦始皇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由陈景元的老师负责对临潼县进行城市规划设计。对秦始皇陵的保护是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秦始皇陵的规模勘测则是计划的第一步。虽然历史没有准确地记录下皇陵的规模，但根据秦汉墓穴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和同学的勘测，以秦始皇陵为中心，特地划出了30～40平方公里的保护圈，准备建设一个特别的森林公园。当时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区域已经远远大于陵墓的面积。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地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但让陈景元奇怪的是，出土的地方却远在当初他们划定的这个区域之外。更奇怪的是，出土不久兵马俑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景元非常怀疑，他说：“我们当时特地多划了很大的区域，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很多研究材料表明，兵马俑到秦始皇陵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而这1.5公里还不是两地的中心距离，他们的估算是按照两地的边缘距离，中心区域相距还要超过这个数字。陈景元依据自己的建筑学知识产生了怀疑，在家里，他展示了当年划出保护圈的测算图纸，精确到每一米的距离。“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秦始皇陵有那么大的话，会把整个骊山也包括进去，这现实吗？”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和秦始皇陵园的距离太远，这是陈景元对此的最大疑点。公开的材料表明，秦始皇陵的面积是56.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秦始皇陵真的有那么大吗？”陈景元怀疑说。
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马俑的方位却在秦始皇陵的东面。作为陪葬品，却没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这有可能吗？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骊山，前有大河，在古代的建筑风水学说中是极佳的位置，难道古往今来只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吗？凭什么出土不久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
兵马俑出土不久，考古专家很快就得出结论：“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记：“秦始皇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加上出土的器物，陶俑“是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在此后的宣传材料上，一致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为什么结论会下得如此之快呢？围绕兵马俑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兵马俑是当地居民无意中发现的。当时，临潼县东西杨村一群农民在村子附近打井，发现了兵马俑。很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赶到，他们初步断定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过距离秦始皇陵太远，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及其时代、作用，他们一时也难以判断，当时也没有立即上报。两个月后，有新华社记者了解到情况并写了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事情清楚地描述了一遍，至于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这位记者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个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要求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进行妥善保护。
当时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压力很大。文化馆的同志讲，出土陶俑的地方距离秦始皇陵很远，对坑的大小、时代、性质和内涵等很多重要问题，他们都说不清楚。他们是反复商讨并请示县领导后才决定不上报，待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再向上级汇报。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与陕西文物部门的专家一起来到临潼，现场考察后，疑问反而在更广的人群中扩散：这附近没有大型的墓葬，只有不远处有座秦始皇陵。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在如此远的地方呢？专家对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仍不敢下肯定的结语。但在《试掘简报》中，却对兵马俑的主人作出了判断。
了解这些背景后，陈景元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当初对兵马俑的属性并没有准确的学术判断，这难道不叫人起疑吗？”
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陈景元跑到西安现场勘察，可是，现场看见的情况更让他疑心重重。按照兵马俑博物馆的说法，该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但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必须“车同轨”，否则无法在境内自由通行，统一六国后，“车同轨”又在全国推行。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而且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制度。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径庭。秦始皇时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而兵马俑坑内的军阵则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兵器上也有可疑之处。
陈景元不断搜集相关的信息，写出了“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开始向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刊物投稿，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讨论。为了文章的发表，陈景元四处奔走，四处碰壁，没有学术杂志愿意和他一起冒这个险。《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获知此事，将该事件发表在内参刊物上。政治局委员、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知道后，批示此文章可以用“未定稿”的方式发表，但结果却杳无音讯。陈景元不服气，通过知名学者于光远，向胡乔木再次反映了情况。胡乔木再次批示，表示此文章可以公开发表。但很长时间过去了，社科院的刊物上始终没有出现这篇文章。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为世人所知，陈景元想出了一个暗度陈仓的办法，避开社科院，绕到自然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中，陈景元除了质疑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还根据自己的考证说出他眼中武士俑真正的主人——秦宣太后芈氏。《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地理位置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据《史记·樗里子列传》记载：“秦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可知芈氏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她还是个“楚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兵马俑的发式和服装与当时的少数民族相似。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年少即位，宣太后摄政。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其殉葬，可昭襄王不愿意。当人殉的要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为了孝顺自己的生身之母，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里。
该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外的研究者不断询问兵马俑考古队对此事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秦俑主人有了全新的观点，《中国考古未解之谜》一书中，作者公开将秦俑的属主列入“未解之谜”。为了扭转这种舆论压力，一些兵马俑研究学者在西安召开研讨会，后来传出消息，到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陈景元的观点不正确。陈景元逐个给参加会议的学者打电话询问，一一询问是不是反对自己的观点，而让他吃惊的是，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和他有相同的疑问。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告诉陈景元，他本人也对此存在疑惑，并在自己的学术文章“秦俑之谜”中支持陈景元的观点。谢万幸、杨飞、张万鑫等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都表达了与主流不一致的观点。但很快，这些质疑的声音都被淹没在当时的舆论浪潮中。当时，《陕西日报》刊登文章“秦兵马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帝——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纪要”。兵马俑博物馆前任馆长袁仲一认为，兵马俑确实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有“中国兵马俑之父”之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后不久，兵马俑内发现了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秦宣太后比吕不韦早100多年，宣太后的墓葬又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呢？”陈景元认为：“吕不韦戈发现的位置不在墓穴的底部，而在中层。如果是和兵马俑一起陪葬的话，那应该是在底部。兵马俑坑内每年都有淤泥堆积，戈发现的位置可以推断出大致的年份，那是宣太后身后的年份，而且兵马俑遭到破坏，此戈很可能是后来人带进去的。”
袁仲一认为，在一本古书上曾经记载着，秦始皇前来视察工程进展，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人们的钻探测量，发现西杨村发现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三百丈”的距离之内。陈景元则反驳，他找到那本古书的各种版本，根本就看不见有“三百丈”的字样。退一步说，秦代的1尺只有现在的23厘米，“三百丈”折成现在的尺寸，只有690米，西杨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2公里，怎么可能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呢？虽然势单力薄，但陈景元还在坚持自己的声音。
点评
年近七旬的陈景元，始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看法，其执著的精神令人钦佩。希望考古界能够以客观的态度来研究秦始皇与兵马俑的关系，还原历史的真相。这件事和发现兵马俑的意义同样重大。
探索金瓶之谜的黎瑞财
黎瑞财，大理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对南诏大理国山洞藏金瓶有深入研究。
21世纪初，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的巍山县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夏季的傍晚，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一位进山采药的彝族老汉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要赶紧找个地方暂避风雨。大山里通常会有很多的洞穴，老汉在草丛中寻找着，果然他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口，急忙走了进去。洞中漆黑一片，地面上也坑坑洼洼，但洞里仿佛有种神奇的东西吸引着老汉向前走去。就在火光照亮前方的时候，老汉惊呆了，山洞深处显现出一些金灿灿的东西。再定睛细看，老汉辨认出这是些黄金打造的罐子。这时，老汉好像受到了更大的惊吓，他全然不顾外面的狂风暴雨，跌跌撞撞跑出了山洞。山洞中的黄金罐子似乎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些更加诡异的物品，竟使得老汉这般惊恐万状。也许是因为受了惊吓和淋了雨水，老汉回家后便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