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人们有许多不能生活在一起的道理，也许在某些场合他们最好还是分开，但谁能做这种决定呢？我们可以将这种决定权付之于那些自己本身都未受到良好教育，都不了解婚姻是一项工作，而且又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吗？他们对于离婚的看法，正如他们对婚姻的看法一样：“从其中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显然不是适于做决定的人。你可以看到经常有许多人一再地结婚又离婚，又一再地犯下同样的错误。那么应该让谁来决定呢？也许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婚姻中出了某种差错时，应该让精神病学家来决定它是否应当决裂。这在我们这儿是有所困难的。我不知道美国人的想法是否如此，但是在欧洲我却发现大部分的精神病学家都主张个人的利益是最重要之点。因此，当他们在这种个案中被人请教时，他们会劝人去找一个情人，以为这样就能解决掉问题。我敢断言，不久他们就会改变主意，而不再作此种劝告。他们之所以会作此种建议，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问题的整体性，以及它和我们这世界上其他工作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一直希望你们特别加以注意的。
当人们把婚姻视为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时，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在此，我也无法述说美国的情形，但是我知道，在欧洲，当男孩子或女孩子有精神病的倾向时，精神病学家会劝他们去找情人或开始性关系。对成人，他们也给予同样的劝告。这其实是把爱情和婚姻看做是一种百病灵丹，结果使这病人更为彷徨，更不知何去何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正确解决，属于整个人格最完美的实现。没有哪一个问题比它包括更多的欢乐，以及生活中真实而有用的表现。我们绝不能视之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也不能把它当做是罪犯、酗酒或精神病的救急药方。精神病患者适于爱情和婚姻之前，必须先接受正确的治疗。如果他还没有适当地应付它们的能力，便贸然从事之，他一定会遭到新的危险和不幸。婚姻是一种非常高的理想，它的解决需要我们做出许多的努力和创造活动，身心不健康的人是很难负起这个重担的。
在其他方面，婚姻也时常指向不正当的目标。有些人是为了经济上的安全而结婚，有些人是为了怜悯别人，还有些人则是为了要获得一个仆役来侍候他。婚姻中不是不容许有这一类儿戏的。我还知道：有些人结婚甚至是为了要增加自己的困难。例如，一个青年人在他的考试或未来事业上可能遭到重重困难，他因此而觉得自己可能是很容易失败的人，如果他真的失败了，他便希望能借此原谅自己。所以，他再用婚姻来给自己添加麻烦，以获取脱身之词。
我敢断言，我们非但不应该小看这个问题，而且应该将之置于重要的地位。在我听过的所有婚姻破裂案件中，实际蒙受其害的总是女方。无疑这是因为男士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受拘束较少之故。这是我们的一种错误，但是它却无法经由个人的反抗而改正过来。尤其是婚姻本身，个人的反抗总会扰乱其社会关系和伴侣的兴致。要克服它，只有先认清我们文化的整个态度并加以改变。我的一个学生，底特律的罗席教授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发现有42％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能身为男人；这表示她们对自己的性别感到不满。当人类的一半对它们所处的地位感到沮丧和不满，而且反抗另一半所享有的较多的自由时，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能够轻易地解决吗？当妇女总是受人轻视，而相信自己只不过是男人的玩物，并认为男人不忠实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能够轻易解决吗？
从我们所说过的各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明了而且实用的结论。人类不是天生就该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的。但是，我们居住在地球上，被分为两种性别，而且必须和我们平等的人类交往的事实，以及我们必须以有效的方式解决我们环境加予我们的三个生活问题的事实，都能帮助我们看出只有一夫一妻制才能使个人在爱情和婚姻中获得最高和最完美的发展。
——阿德勒《爱情与婚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认识有些老太太们，认为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人物，只是属于自己家庭的人物，而家庭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有意义的，即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人亦如此。这样家庭便堕入一种团体生活的自私主义中去了，这自私主义不是爱，而是自卫，而是对外的防御联盟。奚特写道：“家庭的自私主义，其可憎的程度仅次于个人的自私主义。”我不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家庭的自私主义固然含有危险，但至少是超出个人的社会生活的许多元素之一。
只是，家庭必得要经受长风的吹拂与涤荡。“每个家庭蕴藏着内在的特殊的烦恼……”我们已描写过家庭里的夜晚，肉体与精神都宽弛了，而每个人都回复了他的自然的动作。休息么？是的，但这种自由把人导向何处去呢？有如一切无限制的自由一样，它会导向一种使生活变得困难的无政府状态。阿仑描写过那些家庭，大家无形中承认，凡是一个人所不欢喜的，对于一切其他的人都得禁止，而咕噜也代替了真正的谈话。
一个人闻得花香要不舒服，另一个听到高声要不快；一个要求晚上得安静，另一个要求早上得安静；这一个不愿人家提起宗教，那一个听见谈政治便要咬牙切齿。大家都得忍受相互的限制，大家都庄严地执行他的权利。一个说：
“花可以使我整天头痛。”另一个说：
“昨晚我一夜没有阖眼，因为你在晚上11点左右关门的声音太闹了。”在吃饭的时候，好似国会开会时一般，每个人都要诉苦。不久，大家都认识了这复杂的法规，于是，所谓教育便只是把这些律令教给孩子们。在这等家庭中，统治着生活的是最庸俗的一般人，正如一个家庭散步时，是走得最慢的脚步统治着大家的步伐。自己牺牲么？是的，但亦是精神生活水准的降低和堕落。证据是只要有一个聪明的客人共餐时，这水准会立刻重新升高。为什么？往常静悄悄的或只说一些可怜的话的人们会变得神采奕奕呢？因为他们为了一个外来的人，使用了在家庭中所不愿使用的力量。
因此，家庭的闭关自守是件不健康的事。它应当如一条海湾一样，广被外浪的冲击。外来的人不一定要看得见，但大家都得当他常在面前。这外来人有时是一位大音乐家，有时是一位大诗人。我们看到在新教徒家庭里，人们的思想如何受着每天诵读的《圣经》的熏陶。英国大作家中，许多人的作风是得力于和这部大书常常亲接的结果。在英国，女子自然而然写作得很好，这或许亦因为这宗教作品的诵读代替了家庭琐细的谈话，使她们自幼便接触着伟大的作风之故。17世纪法国女子如赛维尼夫人、拉斐德夫人辈，亦是受着拉丁教育的益处。阿仑又言，若干家庭生活的危险之一，是说话时从不说完他的句子。对于这一点，我们当使家庭和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常常亲接，真诚的宗教信仰、艺术的爱好（尤其是音乐）、共同的政治信念、共同合作的事业，这一切都能使家庭超临它自己。一个人的特殊价值，往往最难为他家庭中的人重视，并非因为仇视或嫉妒，而是家庭惯在另一种观点上去观察他之故。试读勃龙德姊妹的传记。只有父亲一人最不承认她们是小说家。托尔斯泰夫人固然认识托尔斯泰的天才；他的孩子们崇拜他，也努力想了解他。但妻子儿女，都不由自主地对于他具有一切可笑的、无理的、习惯的普通人性格和他的大作家天才加以同样的看法。托尔斯泰夫人所看到的他，是说着“雇用仆役是不应当的”一类的话，而明天却出人不意地嘱咐预备15位客人的午餐的人。
在家庭中，我们说过，可以还我本来，是的，但也只能还我本来而已。我们无法超临自己。在家庭中，英雄亦无所施其技，阿仑说过：“即令家庭不至于不认识我的天才，它亦会用不相干的恭维以掩抑天才的真相。”这种恭维并不是因为了解他的思想，而是感到家庭里出了一个天才是一件荣誉。如果姓张姓李之中出了一个伟大的说教者或政治家，一切姓张姓李的人都乐开了，并非因为说教者的演说词感动他们，政治家的改革于他们显得有益，而是认为姓张姓李的姓氏出现于报纸上是件光荣而又好玩的事。一位地理学家演讲时，若是老姑母去听讲，亦并非因为她欢喜地理学而是为爱侄子之故。
由此观之，家庭有一种使什么都平等化的平凡性，因了肉体的热情，否定了精神上的崇高，这一点足为若干人反抗家庭的解释。我以前虽引用过奚特在《尘世的食粮》一书中的诅咒：“家庭，闭塞的区处，我恨你！”我并请你回忆一下他的《神童》一书中长兄劝弱弟摆脱家庭，回复自由的描写。可见即是在最伟大最优秀的人的生涯中，也有不少时间令人想到为完成他的使命起见，应得离开这过于温和的家，摆脱这太轻易获得的爱和相互宽容的生活。这种时间，便是托尔斯泰逃到寺院里以至病死的时间，也即是青年人听到“你得离开你的爸爸妈妈”的呼声的时间，也就是高更抛妻别子独自到泰伊蒂岛上去度着僧侣式画家生活的时间。我们之中，每个人一生至少有一次，都曾听到长兄的呼声而自以为神童。
我认为这是一种幻象。逃避家庭，即逃避那最初是自然的继而是志愿的结合，那无异是趋向另一种并不自然的生活，因为人是不能孤独地生活的。离开家，则将走向寺院，走向文学团体，但它们也有它们的宽容，它们的束缚，它们的淡漠呢。不然便如尼采一样走向疯狂。“在抽象的幻想中是不会觉得孤独的。”但如玛克·奥莱尔所说，明哲之道，并非是处于日常事务之外保守明哲，而是在固有的环境之下保守明哲。逃避家庭生活是容易的，可是徒然的；改造并提高家庭生活将更难而更美。只是有些时候，青年们自然而然看到家庭的束缚超过家庭的伟大，这是所谓“无情义年龄”。兹为作进一步的讨论起见，当以更明确的方法，研究家庭内部的世代关系。
我们已叙述过这世代关系在幼婴年龄的情状。在母亲方面，那是本能的，毫无保留的温柔；在儿童方面，则是崇拜与依赖：这是正常状态。在此我们当插叙父母在儿童的似乎无关紧要的时期最容易犯的若干错误。最普通的是养成娇养的儿童，使儿童惯于自以为具有无上的权威，而实际上，他表面的势力只是父母的弱点所造成的。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一个人的性格在生命之初便形成了。有无纪律这一回事，在一岁以上的儿童，你已替他注定了。我常听见人家说（我自己也常常说）：
——大人对于儿童的影响是极微妙的，生就的性格是无法可想的。但在多数情形中，大人颇可用初期的教育以改造儿童性格，这是人们难得想到的事。对于儿童，开始便当使他有有规律的习惯，因为凡是不懂得规律的人是注定要受苦的。人生和社会自有它们的无可动摇的铁律。疾病与工作绝不会造成娇养的儿童。每个人用他的犁锄，用他的耐性和毅力，开辟出他自己的路。可是娇养的儿童，生活在一个神怪的虚伪的世界之中；他至死相信，一颦一笑，一怒一哀，可以激起别人的同情或温柔。他要无条件地被爱，如他的过于懦弱的父母一样爱他。我们大家都识得这种娇养的老小孩。如那些因为有天才爬到了威权的最高峰的人，末了终于由一种极幼稚的举动把一切都失掉了。又如那些在60岁时还以为眉目之间足以表现胸中块垒的女子。要补救这些，做母亲的必得在儿童开始对于世界有潜默的主要的概念时，教他懂得规律。
阿特莱医生（Dr．Adler）曾述及若干母亲因为手段拙劣之故，在好几个孩子中间不能抱着大公无私的态度，以致对于儿童发生极大的恶影响及神经刺激。在多数家庭中，兄弟姊妹的关系是友爱的模型。但假若以为这是天然的，就未免冒失了。仇敌般的兄弟，是自有文明以来早就被描写且是最悲惨的局面之一，这悲剧且亦永无穷尽。儿童诞生时的次序，在他性格的形成上颇有重大作用。第一个孩子几乎常是娇养的。他的微笑、他的姿态，对于一对新婚的、爱情还极浓厚的夫妇，显得是新奇的魅人的现象。家庭的注意都集中于他。不要以为儿童自己是不觉得的；正是相反，他竟会把这种注意，这种中心地位，认作是人家对他应尽的义务。
第二个诞生了。第一个所受的父母的温情，必得要和这敌手分享，他甚至觉得自己为了新生的一个而被忽视，他感到痛苦。做母亲的呢，她感到最幼弱的一个最需要她，这亦是很自然的情操。她看着第一个孩子渐渐长大，未免惆怅；把大部分的爱抚灌注到新生的身上去了。而对于那刚在成形的幼稚的长子，这确是剧烈的变动，深刻的悲哀，留下久难磨灭的痛苦的痕迹。儿童的情操甚至到悲剧化的程度。他们会诅咒不识趣的闯入者，祝祷他早死，因为他把他们所有的权威都剥夺了。有的想以怨艾的办法去重博父母的怜惜。疾病往往是弱者取胜的一种方法。女人用使人垂怜的法子，使自己成为她生活圈内的人群的中心，已是人尽皆知的事，但儿童也会扮演这种无意识的喜剧。许多孩子，一向很乖的，到了兄弟诞生的时候，会变得恶劣不堪，做出各式各种的丑事，做父母的又是吃惊又是愤怒；实在他们是努力要大人去重视他们。阿特莱医生确言（我亦相信如此），长子（或长女）的心理型，其终生都是可以辨识的。第一个生的常留恋以往；他是保守的，有时是悲哀的；他爱谈起他的幼年，因为那是他最幸福的时期。次子（或次女）却倾向于未来的追求，因为在未来他可以超越长兄（或长姊）；他常是破坏主义者，常是善于嘲弄的人。
最幼的季子，亦是一个娇养的孩子，尤其当他和长兄们年纪差得很远的时候，他更幸福，因为他所享的优遇永没有别的幼弟妹去夺掉他的了。他亦被长兄们优遇，他们此时抱着和父母差不多的长辈的态度。他是被“溺爱”的。这种孩子长大时，往往在人生中开始便顺利，能够有所成就，因为他有自信力；以后，和长兄长姊们一起生活时，他受着他们的陶冶而努力要迅速地追赶他们；他本是落后的，必得要往前力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