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我们中华民族堪称之为国魂的第一人，他的爱国志行流芳千古，影响深远。
屈原执著地追求理想、追求真理，为楚国的发达强盛而奋斗，而决不向恶势力和小人低头。他年轻时作的《橘颂》，便是这种志士的象征。屈原以此为明镜，照着自己艰难地走完人生的历程。屈原生前，从来也没想过树立自己的什么形象，只一心按照自己想象的榜样去做。然而后人却把他当作榜样，当作爱国志士的楷模，特别是在艰难困苦之时，国家危难之际，更将屈原和他的作品作为精神支柱。
司马迁在含冤受腐刑之后，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鼓励自己，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巨著，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唐代柳宗元在参与王叔文改革政治失败后，被贬任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写了《吊屈原文》，寄托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学习屈原正道直行，“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
北宋大文豪苏轼，仕途失意，屡遭打击，他对屈原十分钦佩，《屈原塔》诗表达了他的崇敬之情：“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烈。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到了南宋，由于民族危机深重，以屈原为榜样的志士就更多了。陆游、辛弃疾、张孝祥、文天祥，都曾写诗表达他们对屈原的敬仰之情。尤其是文天祥，他写了《端午》、《端午初度诗》、《端午即事》、《端午感兴》。从《端午初度诗》看，他也是五月五日生之人，因而对屈原倍觉亲切。在诗中他表示，将以屈原为榜样，救国不成即殉国。他最后被元军俘获，刚强不屈，终于含笑就义。
明末少年英雄夏完淳，曾在《大哀赋》中明确表示要追随屈原，结果为抗清献身。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发愤著书，写了《楚辞通释》以寄托民族情感。
清代，“一天风雨写《离骚》”的谭嗣同（《莽苍苍斋诗·画兰》），痛骂“楚怀本孱王”（《秋瑾集·吊屈原》）的秋瑾，最后都以为民族献身的壮举实践了自己追随屈原的誓言。
这里有一个现象，凡是忠心为国、敢赴国难、舍身殉国的志士，几乎都是屈原的崇拜者。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在我们整个国家民族里的所谓民族气节，恐怕受屈子的影响比受儒家的影响大得多。”儒家也讲“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但“仁”、“义”的内容中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感的分量并不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榜样的作用，像屈原那样真能为国为民、殉义殉国者，先秦儒家人物中几乎没有。子路似乎是认真实行了一下，可惜未能“死得其所”。在国家急难、民族危亡之时，救国救民就要置生命而不顾，民族志士们要在前代的历史中寻找精神支柱，当然首先找到屈原。就像屈原总是推尊彭咸一样。
屈原追求一种完美的人格。他正道直行，忠言直谏，不媚上，不谄谀，爱高洁，喜修饰，不随波逐流，不向恶势力低头，更不同流合污。屈原的人格是美的。
然而美，并不等于完美，世间完美的人格是没有的。屈原的人格也有缺陷。他有些孤高自傲、孤芳自赏，难以合群；他自诩独醒独清，视世人和万物皆浊。他的诗人气质太浓太重，缺乏忍耐心、缺少宽容。
但屈原确确实实成了人格的典范。汉人发现了屈原的爱国思想而并未高度重视，他们主要是推崇屈原的志向和人格。贾谊钦佩屈原的志向，淮南王刘安赞扬屈原“志洁”、“行廉”，司马迁为屈原的为人所感动，王充佩服屈原的洁白，王逸颂扬屈原的“清高”、“清白”。后代在赞颂屈原的爱国精神时，常常也赞颂他的人格。批评者也主要是从人格方面指责。如写《汉书》的班固，批评屈原“狂狷”、“强非其人”，但批评的声音与赞颂的声音相比太微弱了！如同大潮边有几颗水滴落下，声音淹没无闻。
屈原的人格所以能成为典范，首先在于他真诚地、孜孜不倦地追求人格的完美。他追求“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追求“端直”（“苟余心其端直兮”），追求“内原质正”，而且他的“内美”与美政理想是完全统一的，而美政理想和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是完全统一的。他为国家为民族献身，也就是为美政理想，为人格美而献身。在漫漫历史的长河中，能做到这三个统一而至死不变的人，微乎其微。这样的人格，又怎能不受到人们的敬佩而奉为典范呢？
其次，正因为屈原人格高洁并有一定缺陷，才使人们觉得他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才能真正在心中把他视为楷模。中国历代，有一种把杰出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套上种种光环推上圣人宝座的倾向。孔子本来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欲望的活生生的人，既有很多供后人学习的优点，也有一些不必讳饰的缺点。然而历代帝王因为统治的需要，把他硬是高高地挂在了空中，成了圣人。弄得后来儒家信徒一提到尊师孔子的名字，就诚惶诚恐，哪里还可能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学习。
推崇屈原、纪念屈原是历代平民百姓和知识分子的自发行动，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学习屈原的精神，介绍、研究屈原的著作，便会形成一个热潮。就是中国现代抗日战争时期，研究、介绍、纪念屈原的热潮，也是首先由爱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并未见官方机构怎么提倡。屈原从来没有被当成圣人，平头百姓尊敬地称他屈大夫，知识分子亲切地称他屈子。对人们来说，屈原是可望可即又值得景仰的伟人，如此他的人格才能成为人民心中的典范。
屈骚在我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库中的地位，不仅是因它崇高的思想内涵，更是因它辉煌的艺术成就所奠定。
屈骚对我国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自古以来，风（《诗经》）、骚并称，同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渊源。“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辩骚》）“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刘师培《论文杂记》）刘勰为中古时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刘师培为近代大学者，他们相隔千年，看法却异乎寻常的一致。由此可知，推屈原为我国诗家之祖，当之无愧。
说《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之源，屈骚是浪漫主义之源，虽嫌笼统，但基本是不错的。
五言诗由屈骚变来，或者说屈骚是五言诗的来源之一，这只要读读屈骚就知道。下面谈谈楚辞对辞赋发展的直接影响。
汉赋在语言形式上直接承楚辞而来，就是在写法和结构上也是基本遵循楚辞的模式。屈原的一些诗，如《离骚》、《九章》等，都是有明确的讽谏意义的。如前所叙，这成为一种创作心理定势，影响到汉赋“劝百讽一”的结构形式。汉赋的铺张扬厉的写法，应该说是滥觞于《招魂》。《招魂》是按当时招魂仪式的需要写的，具有实用的目的，所以写得重沓铺张一些。而汉赋大多数也是实用性的作品，在写法上摹仿楚辞是很自然的。辞赋后来发展分化为四体，古赋（骚体赋）、俳赋（不标准的骈赋）、文赋（散体赋）、律赋（骈赋），这些都是由楚辞一脉相传变化而来。
由此看来，屈原不仅是诗家之祖，而且是赋和文之祖。仅从文体的发展变化，就可看出屈骚对中国文学史的巨大影响。
大约在唐末宋初，过端午节、划龙舟以祭祀屈原的习俗就已流传到东南亚诸国。近些年，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划龙舟活动已在民间开展，有的还将其列入国家正式体育项目。前几年，香港先后举行过两次国际龙舟赛，日本也举办过国际龙舟赛。龙舟已从中国汨罗江划向世界。
有关屈原的戏剧，我国至迟在明代就已出现。近四、五十年来，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美、罗马尼亚等国也编演了此类戏剧。可以说，屈原的形象对一些外国人来说已不完全陌生了。
至于屈原的作品，更是早在唐代，就已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大约在本世纪初开始介绍到西方。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定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举行特别纪念活动。从此，屈骚便被广泛地介绍到世界，被翻译成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以及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多国文字。随之“楚辞学”也开始走向世界，今天在日、英、美、加拿大、巴西、法、德、俄、匈牙利、捷克、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都有楚辞的研究者，出版了多种专著。其中尤其是日本的楚辞学研究，历史悠久、功力深厚，拥有一批研究者，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屈学（楚辞学）已经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而且，这些学者都认为，屈原和屈骚不仅对中华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是的，一位真正热爱自己民族并为之献身的诗人，必将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崇敬；一位对本民族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必将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屈原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