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的大权独揽极大地影响了皇权，于是剪除外戚势力就成了东汉中后期皇帝即位后的头等大事。
外戚势力庞大，朝臣多投靠依附，皇帝几乎被架空。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唯一能依赖和调动的势力就是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宦官群体。于是，宦官干政便与外戚专权相伴而生，外戚势力与宦官集团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汉和帝在位时，皇帝便依靠宦官郑众等人与外戚窦宪斗争，后来终于斗倒窦宪，窦宪被逼自杀。郑众立了功，开始参政，被封为鄛乡侯，世袭罔替。此后，宦官干政的势头便一发不可收拾。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梁太后过世，皇帝将宦官单超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剪除外戚梁氏的势力。后来，汉桓帝借宦官与宫中侍卫之力一举打败外戚梁氏，为了犒赏宦官，汉桓帝竟在一天之内封单超、徐璜等五名宦官为侯，时称“五侯”。
然而，宦官干政所造成的恶果与外戚专权相比毫不逊色。外戚被剪除后，大权并没有回到皇帝手中，反而落到了宦官手里，于是又造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汉桓帝时，宦官专权已经发展到乱政的地步。宦官们恃宠而行，在朝中假传圣旨，胡作非为。他们还把宗族亲戚分封到各地去做刺史、太守，在地方上四处抢掠，兼并土地，为非作歹，所作所为与盗贼无异。由于宦官势力强大，官僚士绅都去巴结，宦官就借此安插亲信，培植党羽，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集团。
汉灵帝即位后，宦官的势力正是嚣张之时，为首的是张让、赵忠等十二名宦官头目，因其都官居中常侍之职，人称他们为“十常侍”。
“十常侍”继承了宦官乱政的传统，他们不仅窃握重权，祸乱朝政，也极得皇帝的宠信。荒唐的汉灵帝甚至还经常对外宣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得宠的“十常侍”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将自己的父兄子弟们封官到各州各郡，到处搜刮民财，横征暴敛，还参照皇家宫室修建自己的住宅。郎中张钧不忍“黼侍”的恶行，上书列数“十常侍”的斑斑罪状，请求汉灵帝处死“十常侍”，汉灵帝却将他的奏折拿给“十常侍”看，并怒骂张钧：“你也太狂妄了！
难道‘十常侍’里就没一个好人吗？”最终，张钧没能逃脱“十常侍”的报复，被诬陷下狱，惨死狱中。
“十常侍”的恶行激起朝野不满，很多朝臣都谋划为朝廷除奸驱邪。在众多反对势力中，最有实力的是外戚势力的代表——大将军何进。
何进，字遂高，南阳人。因其异母妹妹被选入宫，有宠于汉灵帝，后被立为皇后，他以外戚的身份进入朝廷做官，并一路飞升。在全国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后，何进被晋封为大将军，负责率兵镇守京师，又因其及时发现并镇压京师洛阳 的叛乱有功，被封为慎侯。何进为壮大自己的声势，奏请汉灵帝在京师设坛讲武结营，并设置专属自己控制的西园禁军八校尉。他采纳了中军校尉袁绍的建议，广招天下才干之土为己用，同时，他广泛结交地方割据军阀，令他们领兵前往京师拱卫，以此增强自己的实力。
何进实力的膨胀引发了新一轮外戚与宦官的争斗，“十常侍”与何进之间不断地明争暗斗，剑拔弩张。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何进拥立妹妹何皇后所生的皇子刘辩即位，后世称为汉少帝。贵为国舅、权倾朝野的何进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展开了诛灭“十常侍”的行动。
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在家中密谋方案。他把计划告诉了自己的妹妹何太后，却遭到保守怕事的何太后的反对。而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平日里深受“十常侍”的恩惠，所以也极力从旁作梗。
袁绍见何进狐疑不决，便威胁他说：“如今我们目标已定，计划已经泄露了出去，这样下去早晚要发生变故，将军还等什么呢？”何进于是命袁绍为司隶校尉，负责城中的兵马调动，又催促京师以外的地方军阀率兵进京，准备协助讨剿。这一举措吓坏了“十常侍”，他们纷纷跑到何进府上谢罪。何进发了“妇人之仁”，当断不断，反倒是劝宦官们离开京城，回自己的封国去。袁绍再三劝告何进应马上行动，何进不听，使行动一拖再拖。
何进想要消灭“十常侍”的计划在拖延中被不断泄露出去，恐慌的“十常侍”决定铤而走险，先发制人。这年八月，何进前往长乐宫面见太后，早有准备的“十常侍”手持兵刃从侧门进入，假传太后旨意宣何进上殿。待何进坐定，“十常侍”为首的张让指着何进责问道：“天下混乱，也并非全是我们的过错。
何太后几次几乎被灵帝废掉，都是我们出面解救，哄着皇帝开心，才保全了她的地位。我们这么做，就是要光大你们何家的门户。而你竟要诛灭我们，不是太过分了吗？你说要消除皇帝身边的污秽，可公卿以下哪一个是忠正清廉的呢？”说完，“十常侍”和宦官们一拥而上，将何进乱剑砍死。
何进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出了长乐宫。何进生前部将吴匡、张璋素来深得何进赏识，听闻何进被害，立即与袁绍合兵攻向皇宫。“十常侍”连忙紧闭宫门， 派内兵把守。宫外的军队进攻受阻，便放火烧宫，“十常侍”又挟持太后、少帝和皇帝的弟弟陈留王逃向北宫。袁绍率军一路攻进北宫，他下令关闭宫门，命兵士抓捕宦官，无论老少一律诛杀。杀红了眼的兵士只要看到没长胡须的人挥刀便砍，宦官连带无辜死者多达两千多人。
“十常侍”带着少帝趁乱逃出皇宫，而追兵紧紧追赶。张让等人眼见无望，便哭着对少帝说：“臣等被杀，天下将乱。希望陛下自爱！”说完，“十常侍”
尽皆投河而死。“十常侍之变”至此平息。
名家回眸
顾炎武曾这样评价“十常侍之变”：“十常侍之变”给末年的东汉带来了深重的影响，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在相互攻杀中一朝覆亡，东汉朝廷的权力真空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局。
董卓之乱
董卓是改变汉末政治格局的一个关键人物。在他进京之前，东汉朝廷虽然已从骨子里腐败不堪，但总还能硬撑着，使门面不倒，而经董卓之变，国家终于分崩离析，天下成为群雄角逐的战场。皇帝只徒存名义，成为权臣、军阀们掌中的玩偶而已。
董卓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他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不仅能识文字，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能在奔驰的骏马上左右驰射，当地人对他都忌惮三分。董卓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到羌人居住的地方游玩，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广泛结交豪侠义士，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候他调遣。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为董 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都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他。
董卓从驻守边塞的地方官吏升迁为羽林郎，累迁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他奉命镇压响应起义的北地先零羌、湟中义从胡和金城人边章、韩遂。灵帝病危时，他驻屯河东，拥兵自重，坐待事变。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和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杀宦官后，不顾朝臣反对，私召董卓入京。
董卓入京之初，确实想有所作为。首先，他罢黜少帝刘辩，改立其弟刘协，是为汉献帝，史称“废少立献”。董卓扶植献帝不久，便逼杀太后，以相国之职，揽重权于己，从而结束了外戚、宦官轮番在东汉政坛上作恶的局面。其次，他大量起用名士和被汉廷禁锢过的党人。史载，董卓以周毖为吏部尚书，“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这些人物，都是汉末声名显赫的大姓族人和党人。相反，董卓对于追随自己多年的部下和亲属，“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做到这两步，已是相当不易了。
按说，他即使不能坐稳铁桶般的江山，起码也不应该在那么短的时间，便把大业搞得灰飞烟灭，并使自身暴尸于市中啊！董卓不能成气候，有他自己方面的原因，更有客观方面的因素。董卓早年长期游历羌中，深受羌胡风习熏染，残忍粗悍。其部众，或与主帅同为羌胡化的汉人，或根本就是少数族人。着名女诗人蔡文姬在诗中称：“卓众来东下”，“来兵皆胡羌”，基本上是对董卓军的写实。这种文化结构，使董卓缺乏足够的统治术，以驾驭他所夺得的政权。董卓统率部众，崇尚军法。如今他又把这套军法搬到了朝廷上。动不动就按剑，口称“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对持异议者，则威胁说：“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他说到做到，“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这类办法，用来治军可以，拿来理政，非出乱子不行。果然不久，朝廷上下“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
改立献帝之后，董卓将自己升迁为太尉，成为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事和前将军事务，后又自封郡侯，拜国相，跃居三公之首，掌宰相权。董卓虽然名为“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实际上却远远超越皇帝，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己加官晋爵后，董卓还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加封董氏家族成员。他首先封自己的母亲为池阳君，越礼配备家令和家臣，地位与皇家公主相当。同时，董卓又拜弟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另外还封自己年幼的孙女为渭阳君。更有甚者，“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皇帝，董卓不顾朝臣反对，胁迫献帝将都城从洛阳西迁长安。董卓还无视礼制和皇威，在自己的封地修筑了与长安城墙规模相当的坞堡，高达七丈，明目张胆地用“万岁坞”来命名，并规定，任何官员经过他的封地时，都必须下马，恭恭敬敬地对他行大礼。董卓的残暴本性与政治野心相结合，便直接导致了他对东汉政权和社会的巨大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