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经历了夏、商、周、楚、越诸民族先后在黄河、长江流域崛起的阶段；经历了春秋战国夏、商、周、楚、越与部分蛮、夷、戎、狄熔铸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华夏民族统一于秦，并在西汉时发展转化为汉民族。
一、汉民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开始了汉民族滚雪球形成的第一步。
此后，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770年，商民族、周民族在黄河流域，楚民族、越民族在长江流域相继崛起，汉民族形成雪球的滚动出现了多元的态势。
春秋战国之时，汉民族形成雪球滚动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在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滚动，而且还在部分蛮、夷、戎、狄中滚动。更重要的是在雪球的滚动中，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许多小雪球开始滚成一个大雪球，溶合成了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新民族——华夏民族。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特别是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交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于是出现了荀子所说“四海之内若一家” 《荀子·议兵》，孟子所说使天下“定于一” 《孟子·梁惠王上》。的“大一统”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夏、商、周三族的祖先都纳入了“兼有天下” 《十大经·果童》，《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的黄帝体系之中，各族各诸候国的统治者都变成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亲戚，黄帝成了天子和诸候共同崇拜的始祖神。为了使“天下为一” 《荀子·儒效》，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在思想界出现了以杂家著称的《吕氏春秋》，其称“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 《吕氏春秋》。取长补短，容纳百家思想，以此统一天下舆论，这是春秋以来由列国争雄，走向全国统一，实现华夏民族统一的先声。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以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相适应。这些措施是：
第一，推行郡县制，统一并稳定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从春秋到战国，郡县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民族融合的发生和发展相同步。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把郡县制推行到全国。于是，在郡县制的紧密联系中，“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史记·秦始皇本纪》，成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地域，也是后来汉民族共同地域的基础。
第二，秦始皇规定“书同文字”，是华夏民族共同语言统一并稳定的标志。秦始皇先后两次规定以整齐的秦国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以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向全国颁发了文字范本，结束了战国时“文字异形”的状况，并奠定了现代方块字的基础。
第三，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是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有力措施。秦始皇把货币统一为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从根本上结束了币制混乱的状况，对经济的交流和市场的扩大起了积极作用，加强了华夏民族的经济联系。此后，方孔圆钱成了汉族货币的主要形式。秦始皇又用法律的形式统一了度量衡，颁发了度量衡标准器，不仅便利国家征收赋税，也有利于华夏民族共同经济的发展。秦的度量衡制度一直沿袭到三国，以后虽有变化，但各种基本单位及比值却延续下来，对后来汉民族的度量衡制度影响久远。秦始皇又下令坠毁了各诸侯的城廓，拆除了交通要道上的堡垒，疏通了河道上的障碍，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实行“车同轨”，“治驰道”，把互不联结的交通系统接通了，加上西北、西南以及岭南地区开辟的山区道路，构成了秦王朝以驰道为主干的全国性的交通网，不仅加强了华夏民族的经济联系，也为后来汉民族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第四，秦始皇颁布统一的法律令，把表现华夏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伦”用法的形式固定了下来。秦律的指导思想是琅琊石刻所说的“圣智仁义”，要求人民“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史记 · 秦始皇本纪》。
第五，秦始皇筑长城，不仅阻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成为华夏民族共同地域上的长城，而且也是华夏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上的长城。巍巍长城，是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华夏民族统一的象征。
秦始皇的这一切措施，使得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由于秦统一后仅十五年即亡于秦末农民大起义，这样，刚统一起来的华夏民族的命运如何呢？历史的发展向人们表明：华夏民族不愧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在这个历史的突变中，其随之发展而转化，形成汉族。
汉承秦制，秦王朝虽然覆灭了，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经过农民战争的洗礼却更加强大，“大一统”的思想经过董仲舒的发挥更加明确。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 · 董仲舒传》。这样，他高举孔子的旗帜，把各儒家各派和百家学说在《春秋公羊》的名义下统一了起来。于是，“大一统”思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统一这一历史主流的前进，也是维系民族长期稳定的思想纽带。
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由于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民族的转化。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郡，实行“编户齐民”，规定非经政府允许，人民不得任意迁徙；进行削藩，剥夺诸侯王的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统辖，又颁布“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限制侯王政治势力的发展，逐步减少了侯国的数目。对民族共同体来说，这些都有利于民族共同地域的稳定和民族内部团结的加强。
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消除了郡国运输“往来烦杂、物多若恶、或不偿其费”的现象，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另外，汉武帝又统一和稳定了币制，颁行五铢钱。对民族共同体来说，这就有利于加强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
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特别是“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念的建立，虽然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很大，但“人伦”关系的系统化，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的作用，必须予以充分估计。
所有这些，不仅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也表明了秦王朝时统一的华夏民族发展得更统一、更稳定，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在世界民族之林扎下了根。
二、汉民族族称的确定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民族族称的确定。
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四百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 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族群进行空前频繁的互动和认同中，汉朝之名遂被他们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汉族族称的稳定性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汉王朝灭亡之后，经三国的鼎立、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和南北朝的分裂，到极盛时期的唐朝，虽有“唐人”之称，但使用不广，就是唐与少数民族族群交往中仍称“汉人”，如唐与吐蕃交往中，即“蕃汉两家”。 《旧唐书·吐蕃传》。唐以后也是如此，《金史·卢彦伦传》称：“契丹、汉人久为一家。”西夏文汉语对照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元朝时亦称黄河以北的中国人为“汉人”，后又撤消“北人”、“南人”的界限，统称为“汉人”。清朝初年也称明朝人为“汉人”。近代，在太平天国末期侍王李世贤《致各国领事书》中，已使用了“汉族”，这是目前为止所见到的关于“汉族”族称的最早记载。辛亥革命时则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由此可见，汉族的族称，虽源于汉王朝，却早已与朝号无关，表明了汉族族称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由此可见，汉民族的雪球以历史为巨轮在黄河和长江这两个摇篮里不断滚动，经过了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的阶段；经过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以及部分夷、蛮、戎、狄大溶合而育成为华夏民族的阶段；经过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向汉民族发展、转化的阶段，终于完成了其滚动式形成史上的三部曲，谱写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一部民族形成交响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