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在明朝初期就侵略中国了。侵略最猖獗的时期在明朝嘉靖年间，大规模烧杀抢掠东南沿海。倭寇就是日本海盗，古代中国称日本为倭奴国，称日本海盗为倭寇。日本在1333年（中国元朝末期）以后，长期处于南北分裂局面，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到了1392年（中国明朝洪武晚期），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在内战中失败而丧失军职的南朝武士，流亡到海岛上，成为“浪人”。
2.浪人们勾结九洲一带的武士、不法商人，并利用破产农民，合伙坐船，携带武器，扬帆西渡，到中国沿海地区，勾结中国海盗和贪官污吏，时而武装走私，时而烧杀抢劫，把丝棉、粮食和制造弹药的硝黄等违禁物品，运往日本和西洋诸国贸易，获取暴利。明朝近300年，倭寇在中国沿海侵略不断，从辽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沿海居民患难之”。
3.十五世纪后期，大致在中国明朝成化、弘治、正德年间，足利氏政权名存实亡，日本由南北朝相互攻伐，进入新的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小国多达68个。各地的封建藩侯和寺院大地主，不满足于日中正常贸易，支持、组织境内的武士、浪人、商人、破产农民，大规模渡海掠夺中国财富。倭寇由此更加猖獗起来，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达到疯狂程度。
4.明朝初期，国力强大。开国皇帝朱元璋重视吏治，严惩腐败，农业、手工业得到恢复发展。永乐帝大力开展海外贸易，委派郑和七次下西洋。虽然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不断侵扰，走私、抢劫，但由于明朝初期朝廷注重海防，战船阵容庞大，兵力强盛，加上日本国内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海盗势力还不强悍，因此倭患没有酿成大祸。
5.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河北土木堡发生“土木之变”：刚愎自用、率军亲征的英宗皇帝与蒙古瓦剌军作战时惨败，英宗被俘，50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明朝元气大伤，国力大降。特别到了世宗嘉靖时期，嘉靖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吏治腐败，海防废弛，战船只有明初时的十分之一，士兵只剩下十分之四。倭寇登陆东南沿海，如入无人之境。
6.明朝中叶，土地兼并剧烈，农民赋役负担苛重，纷纷丧失土地，贫富悬殊，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如明朝以来规模最大的刘六、刘七起义，正德年间历时3年，转战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江南等八省，三逼京都，三过南京。还有嘉靖初年的山西陈卿起义等。朝廷忙于镇压起义，国力日益衰弱，放松了沿海防务。
7.皇帝信任宦官，重要政务都交给亲信和宦官。正德皇帝吃喝玩乐，把大权交给被称为“八党”、“八虎”的刘瑾等大宦官。正德皇帝的堂弟朱厚熜15岁登基，即为嘉靖皇帝，开始还有作为，后来长期不理朝政，大学士严嵩勾结宦官，把持军政大权，打压抗倭大臣，纵容和私通倭寇。倭患严重，朝廷又因噎废食，停止对外贸易，实行海禁。倭寇由走私索性转为大规模明目张胆地烧杀抢掠。
8.嘉靖年间倭患严重的另外重要原因是，倭寇为了掠夺中国财富，限于人力不足和地形不熟，总是和拥有巨船、武器的中国海盗、海盗商人勾结起来，大规模进行走私贸易，或者联合起来直接抢劫、掳掠沿海地区。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海盗和海盗商人，以及他们手下豢养的众多打手、随从，数量超过真倭，好比是民国时期抗日战争中为虎作伥的汉奸、伪军。
9.《明史》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寇中一部分是日本海盗，早期还有一小部分马来西亚、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海盗。嘉靖年间则大部分是中国海盗商人、凶徒、破产农民、渔民和失意的知识分子，他们侨居日本或盘踞中国海岛，剃倭发、穿倭服，使倭刀，有资本的纠倭走私，无财力的联夷或者被胁从抢劫。汉奸、伪军们替倭夷通风报信、指路认路、押运赃物，助长了真倭的嚣张气焰。
10.嘉靖年间，有名的中国海盗商人，如侨居日本和盘踞中国海岛的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他们在日本封建主义支持下，在日本军阀控制下，与倭酋狼狈为奸，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春日大明神”等旗帜的八幡船，纠集中国破产又甘愿堕落的农民、渔民、凶徒，大肆骚扰本国东南沿海地区，杀人放火，掠夺富人、平民的财物。
11.这是一幅明代直隶江南省地图（局部）。水之南谓阴，常州府江阴县濒临长江南岸，故称江阴。江上，江阴别称，江岸上的意思。明代，江阴离海很近，长江也比现代开阔，图中加虚线的深色部分是后来才冲积出来的。由于江阴地处江尾海头，苏松（苏州府和松江府）门户，明朝嘉靖年间，屡次遭受倭寇侵犯，受害惨烈。本书题名《江上抗倭》，遵循史料，真实地描绘江阴官民抗击倭寇的历史故事。
12.一年中的农历三、四、五月份，多东北风和正东风，倭寇便从海上坐船，乘风直驶长江，登陆后入侵江阴，或者先抢掠浙江东北沿海后北上，或者从临江近海的常州府武进，苏州府常熟、太仓，松江府上海、崇明，通州府南通、海门等府县窜入江阴。过了五月多南风，倭寇就把抢掠的财物、船只乘风运回日本。盘踞在海边陆上和岛屿的倭寇，不受季风影响，随时抢掠。
13.倭寇并非乌合之众，他们有一代代老倭寇传授的经验和秘诀，有自己多年抢劫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纪律和规矩，其中还有汉奸献谋划策。倭寇登陆后到了一处新地方，常常利用汉奸做向导、做帮凶，四出抢掠。大约在黎明时出动，先席地会食，食毕，倭酋据高而坐，打开图册，发号施令：今日抢某处，路线怎样，谁和谁一队，谁带队，每队约二三十人。
14.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倭寇出动，在统一指挥下，分成小股队伍，各队为战，以发挥更大战斗力。队与队相隔一二里，以吹海螺、挥舞绘有红太阳的白旗为联络信号，有时挥舞绘有红太阳的折扇作指挥信号。遇有警报，互相支援。每洗劫一处，临走时就放火烧屋，制造恐怖，使人不敢追击。倭寇摸出经验：受害百姓往往先救火，保房屋，保粮食家具，无暇追打敌人。
15.小股倭寇出动抢劫时，队伍摆成“长蛇阵”，强悍的做先锋和后卫，中间排列武功一般的和胆小的。打头阵的先锋近人时，挥舞双刀，让人眼花缭乱，称为蝴蝶阵。倭寇非常狡猾，惯于埋伏、突然袭击。特别是大部队作战，大部分先埋伏起来，小部分和官兵搏斗，让官兵误认为敌人不多而只顾冲锋，埋伏的倭寇趁机杀出，使官兵措手不及。
16.倭寇使用长柄长刃倭刀。倭刀刃长5尺，柄长1尺半，共长6尺半，重2斤8两。而中国官兵的腰刀刃长3尺2寸，重1斤10两。倭寇善跳跃，抗倭名将戚继光说：“倭善跃，一进足则丈余，刀长5尺，则丈五尺矣。”从武器上看，倭寇单独格斗强于官兵。倭寇还使用强弓强箭。弓长近身长，箭也长，而且重，射程虽不远，但威力超过中国弓箭。
17.介绍了倭寇的基本情况后，回到江阴抗倭上来。江阴滨江近海，水路便捷，人民富庶，海外贸易历史悠久，北宋王安石有诗：“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因此，日本海盗在明初就侵犯江阴了。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镇守江阴的靖海侯吴祯，曾率江阴驻守的四卫舟师，出江出海至琉球，追捕入侵的倭寇，“获其人船，献俘京师”。
18.为加强防范，正德三年（1508年），江阴在黄田港口和春晖门外，分建“靖海”、“朝阳”二关寨，屯兵防倭。黄田港为战国时春申君黄歇所建，为纪念他，故称黄田港，这和上海的黄浦江类似。黄田港江边，江海一体，故称关寨为靖海。朝阳关寨在县城东门春晖门外，故称朝阳。正德七年，倭寇驾船企图侵犯江阴城，幸有城墙和水关防守，倭寇没有得逞。
19.浙江、福建沿海倭患越来越严重。嘉靖十二年（1533年），江阴增建城楼7座，二十二年（1543年）垒大石5层培筑城址。城楼用于士兵昼夜值班、放哨瞭望。当时县城的最高建筑，除了城里的兴国寺宝塔，就是城楼了。图为嘉靖《江阴县志》所绘江阴县城图。嘉靖《江阴县志》是退休回乡的朝廷官员张衮主修。画面比较概括简单，城垣并非完全是矩形，只是突出河道和桥梁。
20.江阴县城原本是土城，随着倭患日益加剧，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就在部分土墙面砌上大砖，改成砖墙面。同时，城头箭楼由7座增加到22座，历时三年筑成。增加箭楼，以便有更多的士兵驻守瞭望，及时传递消息。图为光绪《江阴县志》所绘江阴县城图，比较具体，除了城头和城内建筑增加外，和嘉靖县城的格局一致。
21.嘉靖年间，倭寇入侵频繁，东南沿海府府冒烽火，县县响枪炮，兵燹连连，生灵涂炭。此图为长江下游、直隶江南省常州府江阴县周围的通州府、常州府、松江府、苏州府、宁国府，以及浙江省所属部分诸县遭受倭害示意图。江阴县在嘉靖三十年到三十五年有16次遭受倭寇烧杀抢掠。松江府上海县在嘉靖三十二年四月、五月、六月，三十四年二月、三月至少有5次遭倭寇烧杀抢掠。
22.图为江阴县遭受倭害示意图（局部）。倭寇入侵，镇镇受害。红爆花图案表示发生抗倭战斗的镇。此图为光绪《江阴县志》所绘江阴县地图，所标行政乡镇与明朝时并不一致。明朝时江阴县分17乡，清朝康熙时把17乡分为36镇。因没有找到明朝江阴县乡分布图，只能以清朝县镇代替。
23.嘉靖三十年（1551年），大批倭寇乘船从长江口入，驶到江阴黄田港登陆，窜到离江岸仅3里的北门外北大街，北大街商铺鳞次栉比，商业繁华。倭寇一上岸就挥舞倭刀疯狂杀人，大肆挨店挨铺抢掠，装载满船后扬帆而去。倭寇在洗劫后再举火烧屋，大批房屋化为焦土，数千居民死的死，逃的逃，哭喊哀号，流离失所。这是倭寇大规模登陆江阴施暴的开始。
24.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年轻的钱錞（chún）接替知县毛鹏，任江阴知县。上任时东南沿海倭患炽烈，江阴北门已遭重创。县衙靠近北门，钱知县登上土城墙一看，北门外满目疮痍。钱知县办事果敢，一上任就把御倭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召集县主簿曹廷慧，退休回乡的官员张袞、薛甲，富绅黄銮等名宦乡贤，在县衙议事厅里，商议抗倭对策。
25.乡贤黄銮，字世鸣，号宗周，秀才，家境富裕，豪爽慷慨，有奇才谋略。他激昂地说：“江阴城至今还是低矮的土城，易攻难守，必须全部筑成砖城墙。倭寇烧了北门，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卷土重来。倭寇人多势众，凶恶残忍。北门离江最近，祸患首当其冲，以愚之见，当务之急，先用城砖修筑北门，以解燃眉之急，然后用城砖把四面土城全部改造成砖城墙。”
26.黄銮又说：“抵抗倭寇，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且不说太祖时昆山沈万山捐金筑都城的事迹，就以本邑来说，以前东南乡夏良惠也有捐金筑城的先例。为防倭患，我愿意捐献黄金6000两，白银2000两，用于修筑城墙。”众人听了，都向黄世鸣投去钦佩的目光。张衮、薛甲原想一向豁达的富绅黄世鸣定会捐金解难，但想不到他出手会这样大方。钱知县更是大喜过望，离席作揖拜谢。
27.黄銮捐出巨资后，县衙马上传令各乡保招募民工，集中在就近的黄山山麓，挖黄土、踩砖泥、甩砖坯，造窑、集柴、烧砖，抵劳役、补工钱，一时民气大振。县衙还派出大船，到邻近的武进、金坛、宜兴、丹阳等县，定制、采购城砖。城砖陆续运到，民工开挖石灰池，辅以糯米浆，修砌城墙300多丈，新建瓮城3座。资金不足部分，由县财政和其他富户捐助解决。
28.城墙底部的大城砖，仿照南都南京城砖尺寸，长1尺1寸7分（39厘米），宽5寸4分（18厘米），厚2寸7分（9厘米）。集体制砖、运砖、砌砖城，这是江阴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防工程。新城墙筑成，一改过去灰黄斑驳、低矮破败的面貌，一脉青黑，高高朗朗，整整齐齐。城头大明旌旗，随风飘扬。城乡人民一齐颂扬黄銮为“黄半城”，半个江阴城是黄世鸣的造化。
29.知县钱錞是将军后代，进士出身，办事干练豪爽，虽是文官，却懂军事，文武双全。为了抗御倭寇，除了领导修筑砖城墙，又下令属吏招募乡兵义勇。他从乡勇中挑选50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作为亲兵，除了安排县里的武师日常操练外，还亲自指导训练，传授攻防技术。他把能文能武、忠心耿耿的乡勇杨成提拔为亲兵首领，作为贴身卫士。
30.当时有个赵文华，浙江慈溪人，嘉靖进士，虽有才能，却是个贪官，因为父亲依附权臣严嵩而升到工部右侍郞，朝廷派他到江浙筹措抗倭钱粮。他得知黄銮捐巨资筑城，要授予黄銮苏州卫指挥使之职。黄銮拜辞：“吴民助吴兵饷，这是分内事，不可以这样做”，总算推掉了。城里有些富人妒忌黄銮，是黄銮带头捐出巨资，带害他们跟着出血，就在背后讥笑黄銮，“黄世鸣是因为捐得不够多而不敢接受”。
31.嘉靖三十二年（江阴县志记载：三十二年，雨赤豆，地生白毛，倭寇至）五月十八日，钱錞奉抗倭名将、负责苏杭二府兵备道的按察佥事（正五品）任环之命，派出300名县兵、乡勇赴援太仓。这年二月，海盗汪直勾结多路倭寇，率几百条舰船，进攻浙东后北上，四月攻破昌国卫、川沙要塞，分路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常熟、嘉定。
32.太仓告急后，钱知县自知本县抗倭艰巨，却毫不犹豫，派出县兵80人、义勇220人，驾船南进，打到太仓史家浜，杀死许多倭寇。数千倭寇毁断桥梁，负隅顽抗。在史家浜战役中，江阴县兵、义勇李梓、俞谨、王忠、刘诚、葛复、张四、俞泰、田诚、杨继贤、赵纪子等80多人英勇战死，江阴军事力量损失惨重。六月四日又战于海口，击退倭寇。
33.江阴东面靠北有个杨舍镇，和常熟县交界，濒临长江出海口，是倭寇经常登陆侵扰之地。杨舍镇里斜桥有位乡绅许蓉，字子城，号近川，官宦后代，好读书作诗，能文能武，豪爽有才略。许蓉虽然只是一介布衣，却自发训练乡勇，随时抵抗来犯倭贼。嘉靖三十二年（1553）初春，钱知县带领亲兵，驾船从黄田港出发，向东巡视江防。到了杨舍，专程访问许蓉。
34.钱知县赞扬许蓉保卫家园的赤诚之心，委任他为江阴东路抗倭乡勇首领，统率东路乡勇，防守长江谷渎港口，协助官府守卫家乡。许蓉知道钱知县下车伊始，就筑县城、练义勇，为抗倭寇保百姓披肝沥胆，内心敬仰，自己虽已年过半百，却一口允诺。于是，许蓉捐出钱粮，并发动其他乡绅捐助，征募扩充乡兵到1000多人，率领6个儿子日夜操练，并在港口要道设防布哨，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35.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一股倭寇从浦东渡江，直捣上海县。因上海县治没有城垣，几百个倭寇长驱直入县治大街小巷，杀人后就是抢劫，掳掠大批财物。抢劫后就放火，县治和周围大批村庄被抢被烧。知县喻显科仓皇逃跑，镇海卫指挥武尚文、县丞宋鳌战死。到六月二十七日，倭寇先后5次烧掠上海县，昔日繁华的上海县一片狼藉。当年秋冬，上海县迅速筑成周围9里城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