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城市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三秘密转移到香港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暂时隐蔽在沙面租界。据李松宽、叶为梅回忆，第三天拂晓，他在党的地下交通员、广九铁路职工李运全的掩护下，装扮成铁路工人，从沙面搭省港航班前往香港。
叶剑英在香港，由于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随时都有遭到逮捕的危险，因此经常变换住址。他先在九龙油麻地，后又搬到香港新界居住。不久，他的弟弟叶道英陪着母亲、妻子也避居香港。全家人又搬到大埔墟一个住处安顿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和隐蔽在香港的聂荣臻、恽代英等陆续接上了头。12月下旬，他被通知到坚尼城（西环）羲金台23号四楼广东省委秘密机关，出席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当时，在一起开会的还有聂荣臻、恽代英、陆定一、黄延等。
聂荣臻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香港，剑英买了一部太平天国的野史，推荐给我看。我们一边议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惨痛6史，一边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越谈越投机，有时竟废寝忘食。在香港的交往，使我感到剑英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分析问题精辟，对同志热情诚恳。从此，彼此视为莫逆之交。”聂、叶当时深感广州起义后起义军没有和农军联合起来建立根据地，是个大失误。他们曾向省委提了这方面的意见，可惜未被采纳。
叶剑英在香港“隐居”期间，除了读书，秘密访友之外，还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一些有利于党的工作。
一天，一个叫陆久之的人，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找到大埔叶剑英的住处，请求帮助。
陆久之原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曾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陆暂避香港。叶剑英十分同情并支持他，让他寄宿在自己的住处。后来，叶剑英通过关系介绍陆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有益革命的工作。陆曾组织轮船招商局海员工会，酝酿发动罢工，未能成功。抗战胜利以后，陆久之同蒋介石与陈洁如所领养的女儿蒋瑶光结合，成为蒋介石的女婿。
叶剑英在香港期间，还接济和保护一些进步的同学和战友，秦元邦就是一个。秦是叶的同乡，也是梅县东山中学的学友，中共党员。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随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只身到达香港，贫病交加，生活无着。一天，叶剑英在九龙码头上与秦元邦巧遇，得知他的困境，即邀他到九龙大埔堤家中暂住。此时，秦元邦正周身生疮。叶剑英尽管住处不宽敞，生活拮据，且不便在公共场所露面，还是想方设法为他求医治病。20多天以后，秦元邦身上的疮被治好了。叶剑英又派人秘密将他送回广东梅县老家，使他继续参加革命斗争。
在香港期间，叶剑英还与中共香港九龙区委负责人梁广以及地下党员柯麟、柯平兄弟等取得联系，进行秘密活动。为了避开国民党便衣特务的追踪，叶剑英和柯氏兄弟等平时很少外出，贪婪地阅读各种报刊资料和能够看到的党内文件，等待党组织的安排，时刻准备投入新的斗争中去。
四在莫斯科劳动大学
1928年秋，中共组织决定派叶剑英去苏联学习。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多年的夙愿就要成为现实了！但他想到要离别母亲和家人，远走异国他乡，心里又有点惆怅。他是个孝子，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他母亲听说儿子又要走，也暗暗流泪。叶剑英理解母亲的心情，何尝不想留下来，尽人子之道！但一想到革命重任在肩，只好劝说母亲再苦熬几年，等待光景好了，再目来团聚。他母亲是位贤慧勤劳、同情革命的老人，儿子长期离家，她已经习惯了。她虽然一时舍不得儿子离开，但并不拖儿子66后腿，反倒让儿子早一点启程。叶剑英把照顾母亲的事委托给弟弟叶道英，毅然告别了家人。
叶剑英坐船从香港到了上海。先期到达上海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做秘书工作的恽代英，热情接待了叶剑英等准备去苏联学习的7人，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宣布由叶剑英当组长，负责带队。他还嘱咐说：到苏联学习革命理论，最多3年就可以回国。那里的斗争也很复杂，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叶剑英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组织的期望，把几个同志安全带到苏联好好学习。
叶剑英一行于12月20日从上海出发，经过大连、哈尔滨、满洲里，闯过一道道关卡，然后越过国境线，改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按照初衷，叶剑英本来是要学军事的。他在国内投身革命，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军旅生活，积累了一些竹战经验，很想到红军大学再深造一番，回国好继续驰骋疆场，从事武装斗争。没料到组织上却分配他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政治理论，这与他的愿望有点矛盾。叶剑英的组织纪律观念一向是很强的，他想，自己刚入党，先提高一下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是非常需要的，于是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随后，叶剑英和唐友章等一起到了位于莫斯科市特卡维斯卡亚街的学校报到。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劳动大学或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苏联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于1925年9月创办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送了不少人到那里学习。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烈义愤。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关于“国民党反共，我们要给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指示，于1928年4月决定将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此时，东方大学的中国班也合并到劳动大学里上课。
劳动大学由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市委领导。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是党的支部局，各班还成立了党支部。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分设普通班（正规班）、预备班和特别班，总共有20几个班500余人。
叶剑英入学后，被编入特别班。参加特别班的都是中共党内一些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并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同志。董必武、何叔衡、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夏曦、李国琛等老同志都在这个班。还有稍年轻的，如吴亮平、唐友章、杨之华（女）、李哲石（李文宜，女）、赵世炎、张志立等，共17人。叶剑英当时32岁，在班里算是比较年轻的。由于这个班年龄偏大，同学们戏称其为“老头班”。在劳动大学的每个中国学生都有一个苏联名字。叶剑英叫尤赫洛夫，是特别班党支部委员。他带着为中国革命寻求真理的愿望，如饥似渴地学习，下决心攻下俄语这一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叶剑英终于能自己看报，阅读一些简单书籍了。叶剑英还向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的刘伯承请教，交流学习俄语的经验。他与在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就读的师哲等也有交往。
劳动大学为中国学生安排的主要学习课程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课堂理论教学之外，学校还经常组织他们到工厂和集体农庄参观访问，进行劳动实习。
叶剑英所在的特别班，学习的方式主要以自学为主。教员先作简要的辅导，然后把学习大纲、提示、必读书和参考书目以及讨论题发给大家。学习中强调联系苏联的实际。例如学习政治经济学时，主要是围绕苏联经济建设进行讨论，最后由苏联教员通过翻译作总结。在校期间，叶剑英为人谦虚谨慎，好学深思，对许多重大问题，总是和同学们一起研究讨论，喜欢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谈学习体会，并且注意做年轻同学的思想工作。他针对有人因革命起义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开导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遭受挫折是难免的。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不怕失败，就怕没有信心。我们应当相信真理在我们一边，正义在我们一边。只要认真记取经验教训，爬起来再干，不怕牺牲，革命一定会胜利。”
据吴亮平、陈修良、李文宜等回忆，叶剑英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常常拉琴，和同学们一起唱粤剧、京戏和革命歌曲。他常和董必武、林祖涵、徐特立等赋诗填词，互相唱和，跟大家在一起讲笑话、猜谜语。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生在山上，绿鬓婆娑，自归郎后，绿少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历尽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泪洒江河。”（打一物）同学们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叶剑英抖出谜底，说是撑船用的“篙”，大家齐声叫绝。叶剑英还常与徐特立等人到俱乐部去下棋。由于他们的棋艺精湛，经常引来同学们围观。
当时，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劳动大学自然也不例外，但对中国学生还是尽量优待的。吃、穿、用全包下来。不但发普通西装，还发衬衣。每个月每人发两个卢布。每年还组织学生到海滨地区休假、疗养。
2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在劳动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清党运动。学校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叶剑英接受审查，被认为“历史清楚”，就通过了。在清党中，王明（陈绍禹）一伙大搞宗派活动，他们在劳动大学把持支部局，拥护校长米夫，把中共“六大”会上的分歧带到学校，挑起激烈争论，制造两派尖锐对立。他们借反托派之名，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许多人受到处分和迫害。据唐友章、陈一诚回忆，叶因不理王明的一套，开始要开除党籍，后降为劝告处分。直到中共“七大”时，中共中央明确宣布，在莫斯科清党时的处分不算数，叶剑英等人才被平反。
劳动大学在王明一伙的宗派活动影响下，组织和思想方面都出现了混乱。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纷纷向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工作。学生们的意见反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认为应当让所有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和干部，一律回国，去接受实际斗争的考验，看看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不久劳动大学正式停办。
1930年夏秋之交，叶剑英与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等20多人一起，从莫斯科乘火车到达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越过国境，经哈尔滨、大连、青岛到达上海。
叶剑英在两年的留学生活中，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参加了一些政治运动。他变得更加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