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谋生
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回到横山，一边帮助父母料理小店铺的杂事，一边坚持自学，终日不懈。1916年，他到横山新群小学去教书，很快成为学校里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叶剑英尽管从教学中找到一些乐趣，但仍不能填补心绪中那难言的寂寥。他是个有抱负的青年，本想在中学毕业之后，到省城或北京、上海去继续深造，掌握更多救国救民的本事。可是，父母的艰辛，弟妹的拖累，家境的困苦，成了他实现理想的羁绊。后来，叶剑英打听到上海有个“南洋公学”，专门招收南洋华侨子弟。他想到4个伯父都在南洋，便提笔给在马来亚怡堡的伯父们写信，倾述自己的想法。不久，三伯父的儿子叶宜桐从南洋回信告诉他：四个伯父漂泊南洋，日子并不好过，向来是各谋各的营生。直到最近，几个兄弟感到这样只凭各人的力气苦熬，不是长久之计。经过几番商量，才凑起一点款子，准备租一个锡矿来挖，如果搞得好，有钱赚，就送你到上海读书；如果赚不到钱，你就来南洋帮伯父做生意吧。
叶剑英读罢这封信，知道伯父和堂兄关心自己的前途，心中升起了希望。他天天盼着来自南洋的好消息。可是盼了很久的第二封信却说，伯父们因租来的锡矿被连日大雨冲垮，破产了。
这封短信，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叶剑英心中去上海的希望之火。他失望了，也清醒了：生活的道路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开辟。他听从父兄们的劝告，决定到南洋谋生。1916年冬，父亲帮他找到一位“水客”叔叔，带着他乘船到了香港，转上了去南洋的轮船。经过十多天的漂泊奔波，好容易来到了马来亚怡堡。
怡堡，是马来亚西部霹雳州的首府，是一座濒海的美丽山城。
叶剑英来到这里，按着堂兄叶宜桐写给他的地址，在一处又破又窄的“鸦鹊屋”里找到了三伯父。然后又去拜见其他三位伯父。伯父们都表示经济拮据，暂时爱莫能助。堂兄叶宜桐在一家公司里当个小职员。自从堂弟来了以后，他成天忙得团团转，到处给他找门路，谋事做。好不容易求人说情，打通关节，雇他做事的那家公司经理才答应见一见叶剑英，看能派他什么用场。
在经理门前，叶宜桐这个小职员轻轻敲着门。过了好一会儿，只听里面“哼”了一声。
兄弟俩走进去，只见经理坐在宽大写字台后面的高背沙发椅上，正在看报纸。两个年轻人向他行礼、问候，他屁股没有欠一下，头也没有转一下，两眼继续盯着报纸。
叶宜桐小心翼翼地介绍自己的堂弟。
经理跷着二郎腿，吐了一口烟圈，才抬起眼皮瞟了叶剑英一眼，简单问了几句，就不搭理了。
遭受资本家的这种白眼，叶剑英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十分气愤。他表示宁愿饿死，也不向他们弯腰！叶宜桐很佩服堂弟的志气，建议他去学英文打字。叶剑英很快掌握了这门技术，但不能被人长期录用，只能给人打零工，时打时停，仍然处于半失业状态。后来，叶宜桐求人帮忙，推荐叶剑英到一所小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员。
正当叶剑英苦闷彷徨的时候，传来了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洋宣慰华侨，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就学的消息，叶剑英的心窝里又激起了希望的浪花。
唐继尧是云南省会泽人，护国讨袁胜利后任云南都督，独揽滇省军政大权。这位自号“东大陆主人”的军阀，为了利用南洋华侨的财力和人力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派特使陈觉民到马来亚怡堡一带宣慰华侨，招募学兵。华侨子弟报名参加考试的有六七十人。叶剑英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被正式录取。他给父亲写信禀明自己考取云南讲武堂的经过，恳请帮助解决回国的路费。父亲和几位伯父设法借贷，凑了200多元，供叶剑英回国求学。
二入云南讲武学校
1917年夏天，叶剑英冒着酷暑，与同时考取云南讲武堂的伙伴们先坐船回到香港，后经越南海防、河内，取道滇越铁路前往云南。
云南讲武堂坐落在昆明翠湖西岸的承华圃，创办于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的师生积极策动“重九”起义，挥戈发难，对光复云南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民国肇建。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扩大学校规模，将讲武堂改为讲武学校。袁世凯背叛民国后，蔡锷与唐继尧等首举义旗，反对帝制，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讲武学校也名声大振。
但是，自蔡锷患病去日本后，讲武学校被校长唐继尧一手把持，变成了他扩充军事实力、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唐继尧和该校许多教官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们完全按照日本士官学校的那一套来办学，对学生进行“武士道”式的严格管教和训练。全校设步、骑、炮、工四个兵科，编成若干个区队，每队有学员百人左右。从各地和海外招收来的青年学生，首先要接受六个月类似预科的入伍训练，然后转入本科，进行军事科目的正规训练。学制一般为三年。
叶剑英来到学校，十分兴奋。他在给弟弟道英的信中满怀信心地写道：当今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技能者为前驱，有文才：有谋略者为后盾。他决心学得文才武略，将来在疆场上一吐英雄豪气。也就是在此时，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由“宜伟”改为“剑英”。
叶剑英是讲武学校第十二期学生。入学后，首先接受学校督署的考试和身体检查。他以各科优良的成绩，再一次通过了考试，然后接受入伍训练。新生训练极其紧张严格，经常夜里搞紧急集合和野外训练。叶剑英刚转入军队士兵生活，很不习惯，但他以坚韧的毅力经受着艰苦生活的磨练。
据张猛、周开勋回忆，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叶剑英转为学校的正式学生。第一学期学习普通学科。第二学期他被分配到炮科。炮科除学习专门的技术科目外，还进修共同科目军事教程。主要包括战术、筑城、兵器、枪剑术、地形、交通、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实弹射击、军制、卫生、马学、马术、战时国际法等。叶剑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刻苦钻研基础理论知识，努力学习和掌握军事技术本领。
学校的教官当中，有两个人对于叶剑英的为人和才华，十分赏识。
一个是炮科科长王柏龄。他比叶剑英年长8岁。14岁即开始军校生活，后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1915年毕业回国，两年后，应邀到云南讲武学校担任炮科科长兼管炮厂。叶剑英刚入校，只知道苦学苦练，尊师重道，对王柏龄很尊重。王柏龄发现叶剑英为人豁达，敏而好学，也很器重这个学生。
另一个是骑兵科长林振雄。他精通马学、马术，尤其练得一手极好的劈刀术。叶剑英虽然不在骑兵科，但对林振雄十分尊敬，对他教的劈刀术学得很用功，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请他个别教练，使自己的劈刀术很快便名列前茅。
三与日本教官比武
当时学校有一个日本教官，20多岁，个头不高，身强力壮，也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喜欢同别人比试。他一连打败了几个教官，便趾高气扬起来，自以为全校无敌。许多同学都不服气。叶剑英也暗暗憋了一口气：“难道中国人就这样无能，甘拜下风吗？”决心教训教训这个蛮横的日本人。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同寝室一个名叫金至顺的朝鲜族同学讲了，得到对方的支持。此后，一连几个月，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操场上练习对刺。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他们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叶剑英找到那位日本教官，要求比武，对方满口应承。正式比武这天，许多学科的教官和学生都来围观。他们无不希望叶剑英能够取胜。比武开始，日本教官气势汹汹地向叶剑英猛刺过来，企图以快取胜。叶剑英采取守势，不慌不忙，左闪右挡，避开他的刀锋。双方经过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叶剑英待对方力气用得差不多时，突然转守为攻，用熟练的刀法，对准他的要害部位猛劈，使他一下乱了阵脚，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日本教官试甲摆脱困境，使出绝招，再次挥刀劈来。叶剑英以攻对攻，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大喝一声，举刀凌空而下，向对方劈去，对方挥刀上挡，叶剑英顺势将对方的刀按在下面，并加劲下压。这时，只听那位骄横的“武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要太重！不要太重！”承认比输了。事后，这位日本教官将他随身佩带的战刀送给叶剑英，表示钦佩。这把战刀，叶剑英后来一直保存在身边，舍不得丢掉。
四质问唐都督
叶剑英入学后第二年，尽管护国战争胜利，袁世凯一命呜呼，但中国的政治形势仍然极端混乱。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各自扶植军阀，充当代理人。听命于日本人的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后，承袭袁世凯的反动衣钵，粗暴地践踏孙中山于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独裁统治。于是孙中山掀起了护法运动，进行护法战争。
这时，盘踞在西南的军阀唐继尧表面上也宣布响应“护法”运动，但骨子里却反对孙中山。他自任“靖国联军总司令”，把讲武学校作为他扩大实力的一个重要基地。他在校内实行愚昧统治和奴化教育，竭力培植亲信，打击那些拥护孙中山的师生。在他一手炮制的学校“章程”中，明令规定，禁止学生“干预外事”，不许学生阅读课外书籍和报刊，绝对禁止阅读政治书籍，谈论政治问题。只有一样例外，那就是准许阅读明代王阳明的著作。唐继尧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常常到校进行“精神讲话”，喋喋不休地宣扬王阳明。
其实，唐继尧对王阳明的学说并不精通。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大家埋头钻研王阳明，不问世事，俯首听命，以便为他卖命效劳。
一天，唐继尧又到校训话。他开门见山，讲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他按照事先写好的讲稿念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一只是未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读一段，讲一段。最后望望台下，忽然发问：阳明先生的学问深如瀚海，敝人略说一二，不知诸君领会没有？如有不明者，可以发问！
这时，叶剑英站起来问道：“请问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否一致，有何异同之点？”信仰孙中山的叶剑英，对唐继尧几次“精神训话”只字不提孙中山，早已不满，所以事先琢磨好这个问题，趁机发问。
唐继尧当时唯恐学生追随孙中山，所以每次讲话均极力回避孙中山。听到叶剑英的提问，显得十分尴尬。他支支吾吾，敷衍了几句便匆匆忙忙回他的都督府去了。
五“把剑长歌气压轩”
走出承华圃，春城昆明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
讲武学校的空气太沉闷了。叶剑英和一些来自海外的华侨学生，视野开阔，生性活泼，渴望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他们冲破学校的种种陈规羁绊，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自行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借以陶冶性情，锻炼体魄。昆明城南的马街上，有一个宽敞的院落，这就是有名的“两广会馆”。叶剑英和南洋回来的同学，以及后来考入学校的许多同乡同学，如张诗教、李明、侯梅、欧剑涛、梁国材、赵益坚、肖君勉、赖顺成等人，每逢节假日，多要到这里来聚会。这里是“客家人”的第二故乡，也是同学们高谈阔论的自由天地。
两广人爱吃狗肉。青年人吃罢狗肉，热气上涌，便打开话匣子，天南海北，古今中外，说个没完没了。大家谈论最多的是毕业后的前途、去向。有的同学对前途消极悲观，准备毕业后解甲归田；有的同学表示听从学校分配，在滇军中服役；有的同学准备留校当教官。同学们各抒己见，不时发生争论。叶剑英始终坚持毕业后返粤追随孙中山，做—个革命军人的志愿。
月满危楼花满园，花前月下宴王孙。
频移杯影浑忘醉，几次琼香对笑论。
兴爽春衣沾露湿，情高秋思落诗魂。
更怜良夜嫌更促，把剑长歌气压轩。
叶剑英这首七律《夜宴》，就是记述当年同学聚会的情景的。
叶剑英热情豁达，交游甚广。他结识的同窗好友中，不只有广东、南洋的同学，而且有云南籍的少数民族同学。他对他们一视同仁，推心置腹，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位叫佴鹃的同学，深得叶剑英信赖。两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武艺，感情甚笃。后来，他们曾一起在粤军中共事多年。叶剑英还有一个很贴心的云南籍同学，就是普小堂。普家是个彝族“土司”，就住在翠湖西南角（现为翠湖南路四十七号），与云南讲武学校毗邻。每逢节假日，叶剑英如不去“两广会馆”，就和佴鸲等同学去普小堂家，作客。有一天，叶剑英和佴鹎等几个好友正在普家聚餐，忽然听到屋外不远处传来喊声：“快救人啦！救人啦！有人落水了！”
叶剑英和几个同学急忙推窗望去，只见翠湖西南角的洗马河里，有几个孩子在河边喊叫。叶剑英水性极好，也在洗马河游过泳，知道那河水虽然不太深，但是水流很急，小孩掉进去是十分危险的。他毫不犹豫，从窗户跳出去，跑到河边，连衣服也顾不得脱，就一个猛子扎进了河里。他快速游近落水儿童身边，费了很大劲，才将那名儿童救上岸。
原来，落水的孩子正是普小堂的大侄儿。普小堂和他的父母，从叶剑英手里抱过奄奄一息的孩子，千恩万谢。众人齐口称赞叶剑英的胆子大，水性好。叶剑英甩甩身上的水珠，谦虚地说：这算不了什么。
事也凑巧，16年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有个叫普梅夫的人千里迢迢赶到南京，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叶剑英。叶剑英听说他姓普，是昆明人，就问他知不知道有个叫普小堂的人。普梅夫回答说，他就是普小堂的小弟弟，过去在家里曾见过叶剑英。两人忆起往事，感慨万千。后来，叶剑英送他到延安学习，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86年，叶剑英逝世后，普梅夫特赋诗哀挽：“正是中原危急时，钟山一谒感相知。荐书陕北求真理，受命江南倚战旗。匡国勋高公望重，献身力薄我悔迟。难忘四十九年事，堕泪碑前无尽思。”
1919年12月22日，叶剑英以最优秀的成绩从云南讲武学校毕业。两年半的时间虽然只是弹指一瞬间，但叶剑英经过奋发努力，学得了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和熟练的军事技术，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校鉴于他学业优秀，又来自南洋，曾要派他返回南洋去做宣抚特使，招收新的学员。叶剑英不愿从命，踏上了回广东故乡的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