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凯蒂的女儿
艾林译
我小的时候，不顺妈妈的心，而妈妈也不称我的心，彼此都不是生活中要选择的伴侣。
我心目中的妈妈，应该是一个棕色头发、梳着发髻的中年人，态度严肃，说话温柔，穿着围裙，会做蛋糕。结婚以前，曾经当过中学教师，或者是图书馆里的工作人员。
但实际上，我妈妈并不是如此。她甚至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整天忙于工作和家务劳动，她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窄窄的臀部，长长的双腿，样子像个运动员。不过她确实是一个运动员。她满头金发，嘻嘻哈哈，说话像放炮仗，性格活像个男孩子。别人的妈妈叫孩子回家时，是用那颤抖的高音；而我的妈妈叫我时，却用两个指头放在嘴里吹口哨，吹得满街都能听见。她不但不爱唱圣诗，还把爵士音乐当做摇篮曲送我入睡。可我爸爸呢？却认为妈妈什么都好。
如果我的妈妈不是我理想中的妈妈的话，我也就不是她理想中的女儿了。就连我的性别都不对。当我出生的时候，她竟然不相信我是一个女孩，连名字都不给我取，而让她的姐姐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尽管如此，当她确实看到我还是医院里长得最大、最胖的小孩时，才认为生我还值得。
妈妈确实感到我将来定能成为一个美丽的、多才多艺的、能歌善舞的童星，还有那么一股好强劲儿。当我3岁的时候，她就送我进了拿巴米小姐办的舞蹈学校，学跳脚尖舞、芭蕾舞和特技。4岁的时候，我就跳得很好了，拿巴米小姐还时常叫我做示范表演。这时，妈妈很得意，时常送我去上课，陪我到妇女俱乐部和本地戏院里参加“天才晚会”表演。
但好景不长。我上小学以后，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像着了迷一般，仿佛书本就是打开奇迹之门的钥匙。妈妈常常对我说：“你老爱说‘等我看完这页后’，这是什么意思？还不去练功！你老是钻在图书馆里，真急死人！”一天晚上，在演出以前，妈妈终于走过来，看见我还在看书，不去排练。“天哪！”她叫道，“看书，看书，还坐在那里看书！”她的眼睛里浸满着泪水，掉头走了。
最后，她下了通牒：“读书还是跳舞，你到底选择哪一样？”“读书！”我回答道。此刻她的脸上显出失望、伤心、恍惚的神色。
在一个周末，她将此事告诉了我姨妈玛格丽特。姨妈说：“我看也许只能这样罢了，凯蒂。你看她，都快7岁了，瘦得像根豇豆，嘴上还缺了两颗门牙，她可不是30年代的女童星莉·汤朴尔。”“不错，那她也该做一个40年代的女童星真妮·威斯尔。”妈妈顶了一句。我渐渐长大以后，和妈妈大吵大闹的次数比较少了。上中学时，我和妈妈彼此都开始有了一点儿谅解，但那仅仅是一点儿。妈妈的娘家，向来重视体育运动。几年来，我妈妈和姨妈总是在“妇女运动会”的记分牌上名列前茅。当我们和妈妈家的人走出门时，总有一些陌生的人走过来问道：“喂！你就是姓德里黑？我记得看过你的演出。”
后来我进了女子中学，成了学校篮球队的一名队员。这使得妈妈高兴起来，但一听说我是后卫，就失望了。她不住地问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当前锋？”“一辈子也不会。”我回答道。“嘿－－那你就不能得分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爱看球赛了。
但在另一件事情上，我开始称妈妈的心，那就是我的倔强劲儿。在中学毕业后，我得到了大学的部分奖学金。我能上大学，妈妈想都没有想过。当时，爸爸在军队里，妈妈为了补贴家用，在一家订书厂里工作，工资很微薄，加上我在暑假和课余干活挣的钱，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当我告诉妈妈，我可以上大学时，妈妈竟愣住了，什么话也没有说。但过了几天，妈妈却高兴地告诉我：“翠玛丽，你去上大学吧！”原来我妈妈找到了当时算是工资较高的一项工作－－擦洗火车。这工作又脏又累，但她毫无怨言。一方面因为我不知道体力劳动多么艰苦；另一方面，由于妈妈的态度，我从来没有细想过，为了实现我的理想，妈妈居然如此辛劳。
在大学里，我的学习成绩很优异，但这并没有减轻妈妈的负担，因为同学们选我去参加学生的集会时，一切费用她都得照付。当我告诉妈妈要出远门时，她就觉得很气派，因为妈妈也从来没有远离过家门。我也觉得很气派。上火车的时候，我身上的穿着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短皮上衣，和从另一位朋友家里借来的裙子，样子真像汽水广告里的模特姑娘。但这种姑娘的妈妈可能都是性格温柔，说话和气，结婚以前还在中学教书或是在图书馆里工作过。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想象罢了。
有一天，我告诉妈妈，就要出门了。妈妈十分高兴地说，火车开的时候，她正在车场里干活，她会向我挥手告别的。火车出站了，我不停地向车场上张望，终于看见了一只手在使劲地向我挥动，那就是我的妈妈。我站起来使劲向妈妈挥手，但由于太阳光照射在她的眼睛里，她不能看清我，只是不停地挥手。我终于看见了她。啊！那不是吗？妈妈头上披的金发，脚下厚底的布鞋，那双干活干粗了的手。我穿着一身借来的漂亮衣服，而脚下的车厢地板，可能就是妈妈那双粗大的手擦洗过的啊！忽然间，我焦急地一定要让妈妈看见我，看见她的女儿也在向她挥手。我更加使劲地挥手，挥啊，挥啊，直到她那小小的身影消失在我眷恋的眼神里。
在家里，我和妈妈之间哪怕是最深厚的感情也从不外露，都牢牢蕴藏在心底。可是那一天我感到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对她说：妈妈，我是多么地爱你呀！
这机会再也不会有了。我大学毕业几年后，她就离开了人世。然而在我长大成人以后，她去世以前，我渐渐地明白：和像妈妈这样性格完全与己不同的人一道生活也会是愉快的，而我现在却不能对妈妈倾吐一言了。但我想，妈妈是一定知道的，她的女儿对她该是有多深的感情，而我也明白，妈妈对我也倾注了多少的疼爱啊！
妈妈去世几个月了。在一次集会上，一个陌生的人走过来对我说：“也许我太冒昧了，你是不是姓德里黑？”“不，我的妈妈姓德里黑。”我回答道。“哦，原来你就是凯蒂的女儿。我见她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呢。德里黑一家人我都认识，真是了不起的人啊！”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原来你就是凯蒂的女儿。没错，你走到哪儿，我也认得出。”我也笑着说道：“谢谢你，这话我最爱听。”这也是我的心里话。
意林札记
理想和现实总在不断的冲撞，也在不断的互补。最后我们拥有的还是真实，真实的爱。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和文中主人翁一样，追求着我们的幻想和张扬着我们的个性，却忽略了别人，尤其是身边的亲人。从本文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爱的方式，一份理解的爱。也从另一个视角告诉我们：对于女儿来说，母亲是最贴心也是走得最近的人。对于母亲，女儿是自己生命的延伸。（汤可华）
上天派来的妈妈
林元亨
五年前，在一群被押解的犯人中间，她偶然看见一个白白净净的男孩，极像她多年前走失的儿子。丈夫病逝后，孤独使她对儿子的思念更强烈。见到男孩的那一晚，她回家后大哭一场。她觉得那个男孩就是自己的儿子，长相年龄都相仿。
第二天，她去监狱问那个男孩的情况，狱警警觉地问她为什么来问这些，她说了自己儿子走失的事。狱警就告诉她，那个孩子自小母亲早逝，因父亲再婚后不堪后母虐待才逃离家庭的，从没有亲人探望过他，几次在监狱里试图自杀。她问：我可以探望他吗？狱警请示领导后说，可以，这样对他的改造有帮助。她就去超市买了一些日常用品，一边买，一边想到还有其他孩子，于是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那个孩子却不喜欢她，冷冷地盯着她，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东西倒是收下了。不久，她又去，同样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后来，那个孩子叫了她一声阿姨，说，你别来了，我们无亲无故的。她就说：我也有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孩子，他极像你，但几年前失踪了。男孩就开始背过身啜泣，然后突然回过身来，喊了她一声：妈妈！
于是，除了工作，她就眼巴巴地盼望着那个探监的日子，每次去她都要买些东西，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亲生儿子。其他的犯人也都认识她了，都得到她分发给他们的礼物，慢慢地，他们都亲切地喊她阿姨。后来，监狱颁给了她一张特别的奖状——优秀狱外辅导员。因为她“辅导”过的孩子，都纷纷减了刑，一个个离开监狱后，开始走向新的生活。他们也都改口叫她妈妈，说她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灵魂的妈妈。
冬去春来，一晃，她坚持了五年。这年春天，她病倒了，病得很重，不久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其实，她早就病了，只是硬撑着。许多经她辅导走向新生的孩子来看望她，他们都围在她身边，一声声地喊：妈妈！妈妈！看着一张张重新鲜活过来、重新感受着温暖和幸福的面孔，她笑了，笑得满脸是泪。
男孩也被监狱特批出来，看望这位妈妈，他走到病房门口，推开门，扑通一声跪下了。他喊：妈妈！
听见这个声音，昏迷的她猛地打了个激灵，寻着声音望去，手也颤微微地向前伸出。他们的手拉在了一起，她嘴唇颤抖着，费力地咕哝出两个字“儿。子。”，然后就身子一软，在病床上不动了。
他跪在床前，号啕大哭。众人拉开他时，他才发现自己手里有一个硬硬的东西：一枚黄铜钥匙。这是她家的钥匙。他还没来得及对她说，他已被减刑，再过几个月就可以走出监狱的大门，可这钥匙让他明白，妈妈已在等他回家。妈妈早就知道他不是她走失的亲生儿子，但仍把家门的钥匙留给了他——一个走出监狱就无家可归的浪子。在妈妈的身上，他懂得了一个母亲最博大、最深邃的爱。
意林札记
一扇关闭的门需要一把钥匙去打开！紧闭的人性之门需要爱去开启！母亲交给儿子的钥匙，是家的钥匙，是信任的钥匙，更是源于人性的善美之匙。“他不是她的亲儿子”，简单的几个字，将母亲置于人性的神坛之上。（汤可华）
难为了妈妈
李琴
我认为我妈妈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爸爸因心脏病去世时，我才21个月大，哥哥5岁。她再嫁的那个男人如果不是烂酒鬼，本来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好丈夫。那次婚姻破裂后，她虽无一技之长，又没有受过教育，却毅然负起抚育哥哥和我的责任。
嗣后多年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我们在乔治亚州培根郡的小农场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之间搬来搬去。
妈在杰克逊维尔一家雪茄烟厂做工。她是卷烟工人，一天要卷6000支雪茄，赚的钱才够我们糊口。那地方的气味连死人都受不了，工作是又热又脏。
答案是因为别无他途，也因为她是个有勇气和自尊而不会要人救济的女人，而另外我认为绝大部分--是由于神秘的母性。家境中落时，主持大计者往往是做母亲的人；在别人都丧气认输的绝望时候，做母亲的会单独挑起重担。
在我11岁，哥哥15岁那年，妈开刀动手术，身子上了石膏躺在床上，过了3个月才摆脱石膏模改用拐杖。再过3个月，她可以不用拐杖，回到卷雪茄烟机前工作。这期间我哥哥辍学到纸盒厂中去做大人的工作。他要到长大成人，从陆军中退伍后才能重返学校读书，然后进大学，但他从没抱怨。他的口头禅是：“别人最受不了的时候，对我可正合适。”他这种态度是从妈那里得来的。妈总是现实地面对世界，从不闪避。她从不丑化世界，但也不美化世界。
我记得我9岁时找到了一份在街上卖《杰克逊维尔日报》的工作。我需要那份工作是因为我们需要钱--虽然是那么一点点钱--但是我害怕，因为我要到闹市区去取报卖报，然后在天黑时坐公共汽车回家。我在第一天下午卖完报后回家时，便对妈说我决不再去卖报了。
“为什么？”她问道。“你不会要我去的，妈。那儿的粗手粗口非常不好。你不会要我在那种鬼地方卖报的。”“我不要你粗手粗口。”她说道，“人家粗手粗口，是人家的事。你卖报，可以不必跟他们学。”她并没吩咐我该回去卖报，可是第二天下午，我照样去了，因为她自己就会这样做。那年稍晚时候，我在圣约翰河上吹来的寒风中冻得要死，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士递给我一张5美元的钞票，说道：“这足够付你剩下的那些报纸钱了；回家吧，你在这外面会冻死的。”结果，我做了我知道妈也会做的事--谢谢她的好心，然后继续待下去，把报纸全卖掉后才回家。冬天挨冻是意料中的事，不是罢手的理由。
1967年的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妈说：“好消息。我刚卖掉第一部小说。”
一片沉默。她眼看我写作而没卖出一篇作品已有10年之久。她一直努力从事的实际工作，就是养育孩子并使自己活下去，因此对于我要编写故事给别人看这种构想难以接受。
“你是说他们明知道你说的是假话，可是还给你钱？哎哟，竟有这种好事？”她说，“我想我这一辈子也不会明白这种事。”可是她错了，她后来对这很了解。她看了我写的每部小说。她看一部小说所花的时间和我写的时间差不多一样长，可是她如果看过一部小说，那就是很认真地看过了，她很快就明白好小说写的总是一件事：男男女女，尽最大努力去做他们该做的事。她并不把他们看成是什么象征，或是巧妙地表现任何社会学或者心理学理论。他们只是依照自己认为最好的看法过日子的人，有时讲信誉，有时不讲；有时勇往直前，有时畏缩。她知道各种环境凑合在一起能令最了不起的人屈服，也知道环境虽然使我们屈服，但并不使我们变坏，只使我们表现出人性。一个从来没有远离出生之地的女性，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而对艺术的本质有这样的认识和了解，可说是近乎奇迹的了。
我知道的那一点社交礼节，都是妈费了不少心血教导的结果；她要我记住，她不想让我长大后成为一个受人鄙视的人。我小时候她常告诉我：“弄脏了并不丢脸，弄脏了而不理才丢脸。”
等到我长大了以后，每次要出门时她都会告诫我道：“要学好，要做得对。”人生可能遇到的事，几乎全用得上这句话。在我看来，她不仅要做我的妈妈，而且要代替我死去的爸爸。她教我制造捉鹌鹑的罗网和捉兔子的陷阱，还教我怎样诱捕鱼儿，沿着小溪岸涉水去，把两臂伸直，向水底植物根部去抓鱼。
最重要的是她教我一定要苦干。她会说：“要是牛陷在沟里，你非得拉它出来不可。”哪怕是天冻得连眼珠都会裂开，或者下雨，再或不论你喜不喜欢，甚至你不舒服，总是要把牛拉上来。没有人会像奇迹一般出现前来救你。能救你的只是你的苦干决心和奋斗出头的决心。没人愿意或能够救我的时候，全凭这种苦干和努力向前的决心救了我。
别人碰到是非难分、左右为难的情况，可以犹豫拖沓，但是妈妈心里有数。哥哥和我从来不用猜想我们能做和不能做什么。我们心里有数。在变化无常的世界中，她一直是中流砥柱。
意林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