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流匏系任行藏，惟指无何是我乡。左宦只抛红药案，僦居犹住玉泉坊。
白公渭北眠村舍，杜甫瀼西赁草堂。未有吾庐莫惆怅，古来贤达尽茫茫。
— —王禹偁《赁宅》
百 “满城风雨”是现代人惯用的成语，但很少有人深悉文字背后的辛酸。潘大临是北宋黄州（今湖北黄冈）诗人，他才性明敏，与弟弟潘大观皆有诗名。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与潘氏昆仲结成诗友。北宋诗僧释惠洪说：“（潘大临）得句法于苏轼耳。”潘大临诗近苏东坡，而贫则过之。苏东坡在黄州尚有“东坡”数十亩地可耕，有“东坡雪堂”可住，潘大临却无立锥之地，只能租借田宅维生。
在一个黄叶纷坠的秋日里，友人谢逸写信问他有无新诗，潘大临懊恼回复：“秋来景物皆佳句，只是受俗事牵绊而不能成篇。我昨日闲卧，耳听榄林间的雨声，意兴骤发，起身在墙上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忽然间，地主过来催租了。
我雅兴顿消，无心吟诗，只有此句奉寄。”
宋朝的房租有多贵，精确的数目颇难稽考。和今日相似的是，大城市的租金贵过小县城，富人的相对负担较轻。宋朝的房屋租赁业远比唐朝发达。根由主要有二：首先是因为科举兴盛，士子争跃龙门；其次是由于人货殷繁，商旅奔波不息。
每近考期，由于京城会集了成千上万的考生，供需极不平衡，房租也跟着暴涨，尤以地近考场贡院的房子为甚。南北宋政情不同，但价格规律永是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周密曾说：“其（杭州）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原是“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的浪子，27 岁始发奋读书，而将生业交付妻子程氏。程氏带着孩子，僦居眉山县城纱榖行，经营商业，不出数年，遂成富家。而苏洵也得以笃志于学，卒成大儒。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洵领着两个儿子入京备考。眉山“土豪”苏洵却租不起京城的豪宅，只能退而求其次，寓居京郊的兴国寺浴室院。
宋朝人口流动较频，来京常住与暂住的异乡人都得寻个栖身处。因此，成为都城的房东就等于手持一张长期饭票。苏东坡的一个堂兄长住开封，因有数间屋宅出租，日子过得优哉游哉。宋仁宗的重臣夏竦①，见租赁业前景大好，就在京城广置地产，大办旅馆，成为汴京最有名的“包租公”，“故相夏竦，邸店最广”，日入极丰。
然而，夏竦还不是京城最大的业主，比起“店宅务”还差得远。店宅务原名“楼店务”，是经营各地公有宅地的“房管局”，负责房屋的租赁、修缮、管理诸务。
公用宅地的出租房即为我们现在的“公租房”。
宋代公租房以其较低廉的租费，吸引了大批量平民入住。据官方统计，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 年），开封府共征收134629 贯的年租，开封楼店务所管的房屋计有26000 余间，依此可算出，开封府官舍的月租约在450 文上下。据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价研究》记载，宋代普通百姓日收入约是100 文，上焉者或达300 文，而北宋的单日最低生活费约为20 文，算下来，一个5 口之家只要有2 个有收入之劳力，刨除必要的开支，每月还能节余3 贯即3000 钱，支付京城400 到500 文的公家租金当是绰绰有余的。看来，在非科考黄金时段，宋房租并未成为普通百姓不可承受之痛。
除此之外，宋朝君主屡降德音，降诏减免公房租金，其事屡见于史：北宋嘉祐年间，京师大疫，宋仁宗诏免楼店务租金；北宋治平年间，宋英宗降谕：“以后每逢灾年，除开仓放粮外，公房房租一并减免”；南宋绍兴九年（1139 年），宋高宗下谕：“以久雨，放临安府内外公私僦舍钱三日”……宋廷适时推出的房租减免政策是切实有效的，它使得贫无恒产的小民不至于在凄风冷雨、洪水暴雪中流离失所。
对于宋代房租尚未贵得离谱的观点，我们亦可征之于元末明初成书、以北宋末年为时代背景的《水浒传》。古典小说虽不可当真史看，却能反映古代社会的一些侧影。《水浒传》人物武大郎，别看他矮小懦弱，却能光靠卖几笼蒸饼，而在山东清河县租上一栋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还能将潘金莲养在家中，供得起她的脂粉钱。除《水浒传》外，欧阳修笔下也记载了一户卖饼人家的房租，他们每月只需交180 文的房钱，“第四等一户开饼店为活，日掠房钱六文”。
潘大临混得还不如武大郎，确在情理之中。古时的文人只有一条出路——金榜题名，除此别无他途。但是，科举之路偏偏是世上最窄的路，古人以“千军万马行过独木桥”喻之，实为妙喻。潘大临终身不第，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到手功名，凭何自存于世呢？幸巧他认识了苏东坡这片“及时雨”。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 年），苏移居汝州。他在赴汝前，将“东坡”之田和“雪堂”居所交给潘大临兄弟照管。东坡田园虽不广袤，却足能让潘氏兄弟免于饥寒，潘大临再也不用忍听那些令人晦气的索租声了！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 年）初夏，贺铸①到黄州寻访东坡故园。潘大临依然健在，并在东坡增筑书房“亦颜斋”，安享耕读自乐的晚岁。贺铸有诗为证：
东坡有田谁料理，黧面苍毛潘氏子。
结茅题榜亦颜斋， 农隙把书聊自喜。
——《题黄冈东坡潘氏亦颜斋》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