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甲三非皖北本籍，却因带勇征战，与皖北基层社会各组织有较深、较密切的关系。袁甲三曾专门上疏，指斥上层政权官兵不为地方后盾的弊病：江宁百姓有作义约，告上元江宁两县定期收复者；扬州难民有为呈文言贼不多，怨官军不战者，且有愿杀贼以应者，然统兵大臣置之不闻，致百姓谋泄被戕，忠义解体。他曾多次疏请奖励督带练勇首先杀贼立功的邑绅族绅，如凤台练总王恩绶等；又曾疏请减免地方粮赋，对捐粮助剿者优叙官职，以资激励等。而基层社会组织也将其视为代表加以支持。当袁甲三被弹劾，交部审议，赴京候旨时，“军民泣留者塞道”。
怀远县有一个叫做胡文忠的民人，“鬻子女”，徒步进京，“控都察院求以甲三回镇”，因受阻，竟“怀状”上吊自尽。袁甲三时已显露权力膨胀、尾大不掉的端倪。他经常越俎建言，教训咸丰帝应敕命何地何官员如何防堵。咸丰帝命他从颍州移师桐城，救保庐州，他则托词拒不受命。
他曾奏称要严防粮台要地徐州，咸丰帝遂命他赴徐州，但他到萧县又改变主意，奏称徐州兵勇足剿土匪，“臣应折回宿州”，竟不待旨令引兵扬长而还。他还想擅自决定皖北州县官的任免，咸丰帝命他依例与督抚“妥商”，“会衔具奏”，他根本不听。袁甲三在其“防剿”区域对捻军等独擅生杀大权，更是毫无顾忌。攻破临淮关后，他下令将捻军七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全部杀死，已降的数千人也不得免。攻破凤阳后，又将两城投降捻军中的三百余强壮者杀光。
此外，他还有擅截饷银、冒销肥己等情况。袁甲三同李鸿章一样，走的基本是曾国藩的路子——团是团，勇是勇，所谓“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组织和依靠强大的地方武装，成为统筹一方军务的统帅。
袁甲三五十七岁死于任上，其兄弟子侄，除长子袁保恒为进士，初期即以翰林院翰林身份随其父回籍办团、后为李鸿章淮军得力助手外，多数是秀才举人，他们或在家乡办团练勇，或加入勇营随队出战，不少因之授以官职，同曾国藩、李鸿章的宗亲、戚友、门生、幕僚、下属通过湘、淮军进入上层官僚机构一样，在不同以往的新仕途上踵行。
袁世凯是袁甲三大哥袁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七岁时过继给袁树三次子袁保庆。袁保庆于咸丰八年（1858年）中举，在其叔袁甲三勇营立功得官，后调河南办团，与淮军庆字营首领吴长庆有八拜之交。袁世凯跟随袁保庆先后赴山东济南府、江苏南京盐法道任上，十三岁时，养父袁保庆病逝，袁世凯与养母牛氏扶柩返乡。
袁世凯十五岁那年，堂叔袁保恒、袁保龄将他接到北京，负起了管教之责，而当年其生父袁保中也因病故去。袁世凯生父、养父及堂叔本意是让他走读书做官的传统仕途，但他不是读书的材料，两试不第。后来的学者总因之说他是纨绔子弟，“游惰冶荡”，在南京等地做“衙内”，花天酒地等，而忽略了传统仕途极其狭窄、士子屡试不中是普遍现象，如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说，“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里去呢”？然而，袁世凯自幼生活优裕，资质平平，生性浮躁，受社会及家族背景影响，更喜欢练拳骑马倒是实情。
光绪五年（1878年），袁世凯十九岁时，袁保恒病故。
袁世凯尝试以捐纳入仕未成，于光绪七年应在山东帮办海防的李鸿章淮军庆字营首领、盟叔吴长庆之招，“往学军旅”。吴长庆本意是想替盟兄照顾遗子，也希望袁世凯走读书做官的传统仕途，特命幕府中的名流张謇等指导袁世凯读书。
但袁世凯已绝意科考，心情抑郁，大病一场。随后坚决表示投笔从戎，否则即刻回家。吴长庆见此，不无欣慰，委任他为营务处帮办。营务处帮办，相当于今天军训处、作战处参谋一职。负责辅佐主帅办理军政、军纪、训练、稽查、行军布阵等事。
二十四岁的袁世凯既遂其愿，便以高涨的热情努力学习和掌握了军队诸如点名、操练、巡更、放哨等营规。他办事勤快、尽职尽责、小心谨慎、严于律己、不苟私情，很快得到了吴长庆的进一步赏识和信任，并在军中建立了个人威信，站稳了脚跟，以至吴长庆军中本家亲故，也无不畏服。
在应付突发事件中，青年袁世凯更显示了胆识、机变和独断专行、雷厉风行、杀人不眨眼的作风。一次年节，营官都回家过年了，士兵因赌博引发了数十人相互枪击的事件，袁世凯率兵赶到出事地点，假传吴长庆号令，断然将带头闹事者正法，弹压了兵变。庆军开赴朝鲜后，军纪败坏，****掠抢之事时有发生。
袁世凯先斩后奏，立即整肃，而后向吴长庆报告说：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吴长庆对此不但不怪罪，反而大加赞赏，称袁世凯“不愧为将门之后”。“将门之后”，准确概括了作为19世纪中期以后以多种途径进入上层统治机构的地方势力第三代子弟袁世凯的身份。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和机会，袁世凯才得以经由非传统仕途入仕。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袁世凯随吴长庆庆军开赴朝鲜。
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当时的国王名李熙。李熙幼年以宗支即位，由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监国摄政。李熙亲政后昏庸无能，大权落入闵妃集团手中。闵妃集团极其腐败，横征暴敛，招致了朝鲜上下的强烈不满。“壬午兵变”因闵妃集团拖欠及克扣军饷、遭士兵围攻而起，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兵变重新夺得政权。
清朝获知日本将乘隙出兵朝鲜的消息，遂派吴长庆率庆军六营、丁汝昌率军舰三艘入朝援护李熙。吴长庆、丁汝昌等诱捕大院君李昰应，秘密押回天津（后软禁保定），平定了朝鲜内乱。在诱捕大院君李昰应、搜剿兵变人员的行动中，袁世凯“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加上吴长庆竭力推崇，给淮系-北洋最高首领李鸿章留下了深刻印象，得他保举升为同知。
光绪十年（1884年），为加强东北防务，李鸿章调吴长庆率庆军三营回防奉天，余三营继续留驻朝鲜汉城。袁世凯除了负责庆军营务处、办理转运和一切留防事宜、会办朝鲜防务外，还兼带一营（庆军副营），成为掌握军事实权的人物。当时正值中法战争，朝鲜宫廷部分人员在日本煽诱下，以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而“欲离中国，更思他图”。袁世凯敏锐觉察到此情，当即上报李鸿章，并透彻指出：“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当年底，朝鲜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攻入王宫，劫持李熙，重组政府。朝鲜亲清派纷纷求援。袁世凯审时度势：若亲日派别立新君，朝鲜摆脱清朝依附日本，作为驻朝清军首领罪责难逃，“咎孰大焉”！朝鲜既依附日本，必断清军归路，与日本夹击清军，“何由回国”？
清军数量尚多于日军，不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时朝中不通电报，袁世凯不待李鸿章信函指示，即说服其他将领果断率军与日军激战，攻入王宫救出李熙，日军及亲日派败走，清军全胜。一举成功，袁世凯志得意满，带着年轻人的冲劲，雄心勃勃地指出，列强方盛，“不数年必有异谋”。
贸然建议朝廷，特派大员设立监国，将朝鲜全面置于严密监控之下。至于监国人选，话里话外之意是舍我其谁！老谋深算的李鸿章不愿在中法战争之际得罪日本，另开兵衅，没有采纳袁世凯的建议。袁世凯竟自作主张进驻王宫，与李熙仅一墙之隔，要求朝鲜众臣每日向自己“白事，听从指挥”。日本反咬一口，指称此次中日冲突是袁世凯妄启衅端。
清廷不明真相，以不准同日本开衅为前提，命李鸿章、吴大激查处，李、吴为避日本猜疑，命袁世凯军撤出朝鲜王宫回归本营。袁世凯亦因擅自挪用军饷抚恤“甲申政变”中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家属，要求报销，遭到李鸿章和其堂叔袁保龄的严斥痛训，谓其“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实属荒谬”，令其悉数赔缴。
又因权欲熏天，排斥其他将领，招致激烈的攻讦和物议。眼看就要成就一番风光无限的功绩，不料转眼却成了过街老鼠般的众矢之的。袁世凯像所有毛头小伙一样，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窝火之余，以母病为名请假回国。1885年3月，袁世凯回国后三个月，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均不派员教练朝鲜军队；今后朝鲜如有变乱等重大事件，派兵去朝鲜时要互相照会，事定即撤，不再留防。伊藤博文还提出要惩办袁世凯，李鸿章没有接受，仅允以私人名义诫责之。
当年夏天，驻朝清军依约撤回。尽管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使其“才堪可用”的呼声与对其攻讦物议之声并高，却使清廷上层、特别是李鸿章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印象。年仅二十多岁的袁世凯没有想到，在他受挫而大叫“官运恶极”之时，他实际上已浮出了宦海。驻朝清军撤回后，朝鲜闵妃集团的一部分人企图投靠俄国。
李鸿章担心朝鲜局势发生剧变，准备将软禁保定数年的大院君李昰应释放回国，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抵制闵妃集团的亲俄势力，以加强清朝对朝鲜的控制。护送大院君李昰应返朝的人选，李鸿章断然圈定了其心目中熟悉朝鲜事务、又“有应变才”的袁世凯。为避免炫耀武力、激变闵妃集团，李鸿章决定不派海陆军保护，只由袁世凯伴送。他对袁世凯完全放心，对左右说：“其才必能措置裕如，无需派兵同行。”袁世凯往见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第三代的年轻人不无亲切地戏谑道：“好戏即可开锣！
如今台已成，客已请，单单等你登场了！”袁世凯请求派军前往。李鸿章却笑道：“韩人一听袁大将军到，欢声雷动，谁敢抗拒？
不用派兵，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足矣！”其爱抚信任之情溢于言表。1885年10月，袁世凯与总兵王永胜奉命护送大院君李昰应返抵朝鲜，对闵妃集团和李昰应的矛盾进行了排解调处，规劝李熙不要亲近俄国，对父亲大院君李昰应应体尊亲之义、隆孝养之情。不到一个月即顺利完成差使。
这使李鸿章对其更为器重，当即上折奏请派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一职，称：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现在朝鲜口岸渐增，贸易日盛，各国公使麇集汉城，尤赖该员从旁赞画。似宜优其事权，作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略示与闻外交之意。
在附件中又指出：朝鲜国王“外虽感德，内则趋向不专，阴有择强自庇之意”，“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该员两次带队戡定朝鲜之乱，其功甚伟，拟请以知府分发，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请赏加三品衔。清廷予以批准。袁世凯受宠若惊，深知这是“小钦差局面”，而“今日时势，惟出使尚有出头之日”。
也正如他所料，出使朝鲜使他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成为中外知名的人物。袁世凯赴朝后大权独揽，做了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致使三韩慑服，日、俄、英、美、法五大列强瞠目结舌。三年任满之际，朝鲜国王李熙致书清廷强烈要求撤换他。李鸿章则斥李熙荒唐，认为袁世凯虽轻躁妄动，但有才有功，任劳任怨；经屡次训饬，意气已平，能慎重自持；且熟悉情况，纤细必报；处理朝鲜问题“非袁不可”，坚决反对撤换。光绪十六年（1890年）考评时，李鸿章给袁世凯写的评语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奏请免补知府，直升道员，并赏加二品衔。奉旨允准。袁世凯作为19世纪上层政权中代表地方势力官员的第三代子弟，走的是一条非传统的仕途，又赖李鸿章之力在这样一条仕途上飞黄腾达，顺理成章成为李鸿章军事官僚集团中第三代中的实力派人物。
李鸿章死后，他更成为李鸿章的接班人。
修身与治家
志向
袁世凯自浮出宦海，便青云直上，后来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八大臣，入值军机大臣，辛亥革命时受任内阁总理大臣，民国初任临时大总统，一度复辟帝制当了洪宪皇帝，在仕途上发展到极致。但袁世凯走的是他的家族以及前辈给予的一条非传统的仕途。这样的仕途或背景，奠定了袁世凯政治生涯的基调，也奠定了袁世凯个人生活的基调。
前文已经谈到，19世纪成为上层政权中汉族地方势力代表的官员有三种典型的出仕途径，一为传统的科举途径，如胡林翼；一为特殊的办团途径，如左宗棠；一为先科举再办团的途径，如曾国藩、李鸿章。
袁世凯家族中最显赫的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属第三种，他们先中进士，任京官，后回乡办团，再通过办团，进入更高一层官僚机构；袁世凯养父袁保庆、堂叔袁保龄则属第二种，是以举人办理团防，因功得官出仕；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在家乡办团未出仕，也是生员副贡身份。因此他们虽在特殊时期投笔从戎，凭军事实力成为上层政权中汉族地方势力的代表，但却仍有“文人”的背景，对袁世凯仍想让他走读书做官的传统仕途。
袁保庆为袁世凯聘请了三个老师；袁保恒为他聘请了三个老师；袁世凯投到庆营后，盟叔吴长庆特请幕府名流张謇教他读书作文；甚至袁世凯借母病从朝鲜告假回国，袁保龄仍命他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社会背景和家族背景的影响，使袁世凯志不在此。袁世凯作文多前言不搭后语，却偶露峥嵘。
一次，老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袁世凯撰写一篇八股文。交卷一看，老师瞠目大惊，咋舌不已。
其中有文如下：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袁世凯作诗不讲究平仄对仗，却常显气概。闻者也无不惊叹。他曾作一首七绝《感事》，又有一首七律《登雨花台怀古》。两诗如下：
感事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登雨花台怀古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袁世凯自幼好大言，归里守制时，泛览兵书，虽不能通晓其意，却每对客侃侃谈兵，毫无倦色。他好比附古人，曾对一个朋友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万人之敌，才知道好勇斗狠，实在无用。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完全以韩信自许。
又传说，袁世凯十九岁时，曾路过陈州府城隍庙前一打着“瞿然惊神算”招牌、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卦摊，内中一位老算命先生拨开人众叫住他，口称：“这位公子不同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