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前夕，我参加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新书发布会。全书图像彩印，煌煌三十六册，布面精装，将现存琉球版汉籍七部与琉球人着作五十二部分为上下编，附编收十二部“琉球官话”着作。为“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继《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再次呈献了一部体例谨严、整理精当的大型文献史料集。会议册里有书影选萃，朱墨灿然，把玩之下，让人不忍释手。关于琉球王国，会议册有一段简介：
历史上的琉球王国，主要是指从1429年尚巴志建立统一政权起，到1879年被日本吞并为止，在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琉球群岛上存续了450年的一个统一王国。琉球王国统一之前，琉球群岛上有山南、中山、山北（所谓“三山”）三个小规模的地方政权，它们早在明代初年即已相继朝贡中国。1429年统一三山的尚巴志原本是中山王，他建立琉球王国后，承续前规，定期遣使赴北京朝贡，并接受中国朝廷的册封，因此在明清两代，琉球和朝鲜、越南一样，是中国的属国。虽然日本萨摩藩主岛津氏曾于1609年一度侵略琉球，割其岛土，逼其进贡，江户幕府亦在此后一再命令琉球向其派遣使节，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琉球在公开外交场合一直以中国属国自居，中琉之间也一直保持着东亚传统册封朝贡体系中所有的基本关系。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以十分罕见的方式“废琉置县”，将琉球国王掳掠至东京，清王朝则因祸起西北，自顾不暇，琉球王国随之灭亡。
据《明史·琉球传》，早在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就遣使“以即位建元诏告”中山国，其王即派其弟随使入贡。也就是说，中国与琉球的关系已达五百年之久。
关于琉球王国文献的出版整理，近年以来颇受重视。这部《集成》无疑为研究琉球王国奠定了文献初基，但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不仅要继续搜录琉球王国的汉文文献（据说，继《集成》后又发现40种左右琉球汉文着述，出版方拟出续编），而且应着手汇辑琉球王国存续期间日本与朝鲜关于琉球的全部文献（其绝大多数也是以汉文文献体式呈现的）。企盼复旦大学出版社再接再厉，为琉球研究，向学术界提供最全面的域外文献集成。至于琉球王国的中国文献，本世纪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就先后影印了《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续编》与《三编》，以辑入明清时期国人的琉球行记为主；而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则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中琉关系文档，正逐朝往下编，今年已出到了嘉庆朝。但明清两代琉球册封使颇有诗文集留存至今者，其中相关散篇也仍有辑集汇印的价值。
在当时东亚秩序中，明朝与琉球始终维持着宗主国与藩属国的稳定关系。据1999年日本帝国书院版《地図で访ねる历史の舞台》（《在地图中寻访历史的舞台》）（日本卷），“南西诸岛：以中转贸易而繁荣的琉球王国”下，有一统计，有明一代，东亚诸国入贡明朝，日本19次，李氏朝鲜30次，安南89次，琉球高居榜首，竟达171次。与日朝相比，足见琉球与中国关系之亲密，其国君即位，也例请明帝遣使册封，难怪《明史·琉球传》结语赞道：“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正是这种频繁的册封与通使，连帮工刘求的东家都知晓皇帝“遣朝使封琉球”。
然而，明代厉行海禁，“寸板片帆不许下海”（郑和下西洋乃特定事件，今人好作别解，此不具论）；隆庆以后，海禁虽除，但“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于是，当时朝野对琉球在内的海外世界，始终有雾里看花的隔膜与懵懂。这从明朝册封使陈侃《使琉球录·群书质疑》对《大明一统志》与《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的纠谬，不难得到印证。明王朝这种自我封闭的国策，与其自我陶醉于来贡往封的宗主国地位，实是同一枚钱币的正反面，适足暴露其中国中心论的颟顸与昏昧。由于仅仅餍足于“所覆声教，咸暨琉球，越在海表，世奉正朔”的天朝心态，从《明史·琉球传》中，完全看不出明朝对琉球在东亚格局中的要冲地位有任何清醒的认识，更遑论采取主动的决策了。那位帮工把“封琉球”曲解为“封刘求”，不过是举国昏昏背景下的草民戏谑而已。
倘从海权论的眼光以今视昔，在明清为宗主国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在整个东亚秩序的政治版图上，琉球王国也许是最不容忽视的重要岛国。对明清帝国而言，它既是驶向海洋的最佳前哨，也是进而掌控整个东海岛链的理想抓手。然而，反观琉球王国与中日两国的关系，从明代交往最密切的藩属国，到不得不屈服于德川幕府下萨摩藩的武力威逼，再到周旋折冲于清王朝与日本幕府之间，终至被日本废国设县而直属于明治政府。围绕着琉球问题，就海洋意识而言，中日两国识见的远近，决策的成败，高下立见，胜负自明。在长达五百年的东亚政治秩序中，琉球地位的斗转星移与兴衰存废，其中况味是最值得中国人咀嚼与反省的。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倘若不是在琉球的角逐上失了先手，钓鱼岛也就不会有今日的风急浪高。
相比之下，对琉球战略地位，日本似乎早有充分的认识。且不说1609年萨摩藩主岛津氏对琉球王国的动武出于幕府的授权，就在1700年成书的《日本水土考》里，着者西川如见绘制《亚细亚大洲图》时，已经准确标示出从日本四岛中经琉球台湾直到吕宋岛的第一岛链，其视野足以刮目。西川是从事外贸的日商后裔，这种岛链的勾画，是否折射出江户时代日本朝野的海洋意识，一时遽难断论。但这种岛链眼光，与明治政府敢冒大不韪“废琉置县”，有何种内在逻辑，却值得深思。
中国学界对琉球王国的关注，二战以前已失先机，延宕至世纪之交前后才逐渐升温。由一档主办的“中琉历史关系研讨会”，去年已经办到第十届。随着琉球王国历史文献的不断搜辑出版，研究也必将向纵深推进。新书发布会上，与会者提出，这种研究应该严格把握学术问题与现实政治的此疆彼界。
历史研究，当然应该让人回味与反思。但这种回味，并非重温那种宗主国的自大旧梦，而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琉球王国的历史人文的尊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重现中华文化在东亚广泛流布的历史轨迹”。而这种反思，也决不应该急功近利地服务于当下的岛争，而是追诘历史上的中国何以海洋战略完全缺位，以致最终在东亚国际秩序中坐失主导地位的。这样的研究成果，才经得起历史的磨砺与淘洗，为中国的未来奉献理性的思考与路径的借鉴。
（本文原载2013年9月29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人间何处有天国——金田起义161年祭
2011年岁杪，总觉得还有某个历史大事件没有大张旗鼓地纪念。直待看到托马斯·H.赖利的《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与史景迁的《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这才恍然大悟，2011年恰是金田起义160周年，也是逢十的大年头。
毛泽东曾历数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把这种农民的反抗运动，赞扬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座上，象征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与象征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分别是八大浮雕之一。去年，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继庆祝建党90周年以后，以“最忠实的继承者”的身份隆重纪念其100周年。然而，与前两事件的高调纪念相比，对太平天国的纪念简直可以说是太低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绳有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说，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各居其一。按史景迁的说法，“共产党当局把太平天国看成社会主义者的原型”（《太平天国》5页），如今同为逢十之年，纪念第三次革命高潮轰轰烈烈，对第一次革命高潮却少语寡言，未免让人有厚此薄彼之感。
无论学术着作，还是通俗读物，从罗尔纲到陶短房，从简又文到唐德刚，读书界不难找到关于太平天国的图书。去年出版的两种，未见得是最佳作品。当然，如果你觉得“学术着作太深奥，教科书又太枯燥”，不妨去读史景迁妙笔生花的《太平天国》。赖利表扬史景迁“以戏剧性的方式聚焦了洪秀全这个人，写下了一部生动感人的记叙”，但潜台词只是肯定其可读性，对它的深度似乎并不以为然。赖利自称他的研究“试图建构一个更广阔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15页），认为洪秀全发动的“是一场深刻的转变意识形态的革命”（19页）。这一说法，与毛泽东把洪秀全、孙中山列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落脚点上有那么一点契合。赖利一厢情愿地把太平天国运动诠释成基督教本土化过程的顶点，进而对“太平基督教”（即“拜上帝会”）不吝赞词，但读完其书，却感到他对这段历史颇有错判与误读。
一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学界往往纠结于“叛乱”与“革命”的定性。史家立场决定史实表述：誉之者颂其为民族革命（例如萧一山），阶级革命（例如罗尔纲）；钱穆《国史大纲》称之“洪杨之乱”，《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称《晚清史》）称之为“太平军叛乱”。与其急于正名，不如首先征实，即确定这场运动最深层的动因与主要的参与者。
鸦片战争后，清帝国被动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种在坚船利炮威逼下的被迫开放，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妨说，正是鸦片战争，为太平天国运动种下了外部的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不久，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指出，“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对业已席卷中国南部的巨大风暴，马克思在揭示其“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的内因时，也深刻指明了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根本性破坏。
然而，正如唐德刚所说，在中国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是历史的“必然”，晚清历史蹒跚走到太平天国时，已进入“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当然，前述外因不仅缩短了这轮周期性，也加剧了内乱的惨烈度）。
整个社会的严重不公，官僚政治的全面衰败，官员道德的普遍沦丧，虽是历次王朝危机的共性，在鸦片战争前后十年间却于此为烈。早在洪秀全闹事的12年前，素称富庶的东南地区，经贪官污吏层层加码，原先规定缴入国库的三升税米竟激增到一斗，愤激的农民无以卒岁，只得杀了耕牛另找出路。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吟道：“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由于鸦片战争，一方面，传统的农村经济遭受深度的摧残，另一方面，为偿还赔款，头会箕敛变本加厉，贪污腐败与时俱进。及至1850年，连曾国藩都承认：“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也难怪起事民众在文告中抗议：“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据官方报告，金田起义前，杀官绅、占城池的群体性事件已遍及广西七府一州。道光状元龙启瑞描述当时局势道：“如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
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能隐忍，也最好说话的，不到走投无路，决不会铤而走险的。在农民战争史成为史学研究“五朵金花”之一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种见到“盗匪”滋事就捧为农民起义的偏差。但也决不应该由此走向另一极端，把那些逼上梁山的下层民众都说成是天生的流氓暴民，而对他们遭受的不平、苦难与发动的抗争与革命，全然泯灭了起码的史家良知，缺乏应有的“理解的同情”。
在历史研究中，固然不能把阶级分析方法奉为万应灵药，但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完全无视参与主体的阶级构成，肯定是非历史主义的谬种。那么，金田起义与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主体参与者究竟是哪些社会阶层呢？
且不说金田首义的八大领袖中半数是下层知识分子（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与石达开），对这些始作俑者，近年学界颇有指责他们动机不端的说法。然而，像陈玉成与李秀成这样起自部伍的将领，也都出身最贫苦的农民阶层。李秀成自述“在家孤寒无食”，“度日不能，度月更难”，才投身太平天国的。史景迁说：
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在银坑或在零星分部的煤矿里劳作，有木匠、铁匠、磨坊工人、居无定所的剃头匠和算命先生，兜售药品、盐巴、鸦片或豆腐的商贩、船民、柴夫、烧炭工人、牧人、挑夫，还有那些逐活而生的零工。（《太平天国》112页）
这一说法，既有史家简又文的实证研究为支撑，也有李秀成的口述史料做印证：“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太平军由桂入湘，声威大震，关键在于贫农、矿工、船夫、会党等苦难民众赴义如云，据《李秀成自述》，他们“实因食而随”。太平军的号召力之所以剧增，固然有《奉天讨胡檄》以“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鼓动满汉冲突的因素，但当时满汉对立未臻于白热化，其排满强度远不及辛亥革命前夜来得激烈，故不宜纯粹界定为反满性质的民族革命。
太平天国运动最深层的社会原因，“在于民众对富豪权贵普遍抱有敌意”（《晚清史》302页），阶级的不平等已经突破社会所能容忍的张力。不胫而走的底层民谣也许最能表达广大民众的愤怒呐喊：
百万身家欠我钱，不穷不富任耕田。
无食无穿跟我去，穷饿老天保尔安。
社会结构的顶端是“百万身家”的少数富豪权贵，却仍贪得无厌，对穷人欠钱不还；而作为中间阶层的“不穷不富”的自耕农不再构成社会的主体；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都已沉沦到“无食无穿”的“穷饿”境地，只能祈求老天的保佑。社会不公已逾极限，作为对这种不公的自发反应，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里说，“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10年之久”。而腐朽的清政府除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外，已别无让社会切实回归稳定的良方妙招，对导致革命的社会危机已无计化解。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有人登高一呼，鼓吹“太平一统光世界”（洪秀全诗句）的天国理想，号召“无食无穿跟我去”，对穷饿乞天的广大民众，自有极大的吸引力，而洪秀全趁势而起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