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阅读书籍的影响，我打算离开旧金山到国外发展。我的想法是随同一个著名的剧团一起出去，因此有一天我就去找一个当时已在旧金山巡回演出一星期的剧团的经理，要求为他表演舞蹈。试演于某天早晨在一个空荡的黑色大舞台上举行，由母亲为我伴奏。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希腊式及膝上衣，随着门德尔松[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家，浪漫乐派领导者之一，他的作品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无言歌》起舞。音乐结束时，经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对母亲说：
“这种东西不适合剧场，它比较适合教堂。我看你还是带你的小女儿回家吧！”
虽然我大失所望，却不气馁，我开始想其他的方法出国。我首先召集全家开会，然后用一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向他们阐述我在旧金山无法生活下去的种种理由。母亲听得有点茫然，不过马上同意跟着我到任何地方去。最后决定我俩先行出发——买了两张到芝加哥的经济舱车票，姐姐同两个哥哥暂留旧金山，等我赚到够全家用的钱后再去接他们。
我们抵达芝加哥时，正是炎热的6月。我们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皮箱，一些奶奶留下来的老式珠宝和25块钱。我希望能够马上得到雇用，这样事情便很顺利和简单了。但是天不从人愿。我带着我的白色希腊式及膝上衣拜访了一个又一个经理，在他们面前跳舞，但是他们的回答都同第一个经理一模一样：“很可爱，不过并不适合剧场。”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的钱也花光了，用奶奶的首饰典当得来的钱也所剩无几了。我们再也付不出房租，行李也被扣住了。有一天我们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只好流落街头。
我的外衣上还别着纯正的小蕾丝衣领，那天我在炎炎烈日下走了一整天，一心要把这个蕾丝衣领卖掉。终于，到了傍晚时，我卖掉了它，卖了10块钱。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爱尔兰蕾丝，我用它换来了支付房租的钱。我利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整箱番茄。接着整整一星期，我们就靠这些番茄维持生计——没有面包或盐，我可怜的母亲虚弱到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每天一早我就去找经理们面谈，但到最后，我决定只要有工作我就做，所以便到职业介绍所去求职。
“你能做什么？”柜台的女人问。
“什么都能做。”我回答。
“哼！我看你什么都不能做吧！”
绝望至极，有一天我试着去找共济会神殿大楼屋顶花园的经理求职。他嘴上叼着根大雪茄，帽子半遮住一只眼睛，傲慢地看着我舞蹈，瞧着我随门德尔松《春之歌》的旋律飘过来又飘过去。
“嗯，你很漂亮，”他说，“也很优雅。假如你能摒弃这种舞蹈方式，改跳另一种比较有刺激性的，我就聘用你。”
我想到母亲在家里快昏倒的情景，于是问他所谓有刺激性的舞蹈是什么样子。
“嗯，”他说，“不是你刚才跳的那种。是要穿短裙，加波浪折边，还有甩开大腿的！你可以先跳希腊舞，然后再转动折边裙子和甩开大腿，这应该会是个很有趣的转变！”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有波浪折边的裙子呢？我知道向他借贷或是预支薪水都不可行，因此只淡淡地说明天我会带着折边裙子，带着有甩腿和刺激性动作的舞蹈来面试。我走了出去，那是个芝加哥常见的大热天，我沿着街头游荡，饥饿使得我精疲力竭，头昏脑涨，这时我发现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就在我眼前，我便走进去要求找经理。当我跟着一个人进到办公室时，看见一个面容和善的年轻人坐在桌子后方。我跟他解释明早以前急需一件有折边的裙子的缘由，并说假如他能赊给我的话，只要我一经被雇用就马上偿还赊账。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个年轻人应允了我的要求。多年后遇见他时，他已是超级大富翁，他就是高登·塞尔弗里奇先生[塞尔弗里奇（1864—1947），美裔英籍商人。]。我买了一些做裙子用的红色和白色料子，还有蕾丝折边。我腋下夹着这包东西回到住处，看到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可是她还是坚强地坐在床上，连夜为我制作这套装束，并在早上缝好最后一只折边。我穿着这身服装再去见那个经理时，乐队早已恭候多时。
“你用什么音乐？”
其实我还没想到用什么音乐，于是我指定了当时流行的音乐。一开始我就奋力跳出经理所要的有刺激性的舞蹈，边跳边即时构思舞步。他满意极了，拿起嘴上的雪茄，说：
“很好！明天晚上你可以来了，我会特别宣布这个消息。”
他很慷慨地预付了我当周的50块薪水。
我用一个艺名在这个屋顶花园一炮而红，可是这一切让我憎恶至极。因此当这个星期要过去，经理要同我续聘，甚至允诺让我巡回演出时，我拒绝了。我们已经脱离饥饿，我也受够了以违背我理想的舞蹈方式讨好观众——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做。
我想这个夏天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每次我来到芝加哥街头时，这里的街景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心的饥饿感。
虽然经历了这可怕的一切，但我勇敢的母亲却从未提过要打道回府。
有一天，有人给了我一张名叫安柏的名片，让我去找她。安柏是芝加哥一家大报社的副主编，一个约莫50来岁，高挑、瘦削的红发女子。我告诉她自己对舞蹈的理解，她很和蔼地听我说着，并邀请我跟母亲一起去“波希米亚”（意谓放荡不羁的文化界）俱乐部，她说在那儿我们会遇见许多艺术家和文人。当晚我们就去了这个位于一栋高楼的顶部，里面有几间摆着桌椅的空房的聚会场所。这个地方挤满了我所见过的最不同凡响的人物。安柏站在他们当中，像个男人似的大喊：
“豪放的波希米亚人集合！豪放的波希米亚人集合！”
每次她一喊波希米亚人集合，他们就会高高举起啤酒杯，用欢呼歌唱应和她。
就这样我以自己的宗教式舞蹈出场。这些波希米亚人有些不知所措，不晓得如何反应。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觉得我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并邀请我每天晚上都过来同他们聚聚。
波希米亚这个团体的组合相当奇特，其中有来自各国的诗人、艺术家、演员。他们似乎只有一个共同点——一贫如洗。我猜大概有不少波希米亚人和我们母女一样，要不是靠着慷慨的安柏所提供的三明治和啤酒，根本没有东西吃。
在这群波希米亚人当中有个叫米罗斯基的波兰人，他是个45岁上下的男子，有着刺目的红色卷发、红色胡子和一双能洞察人心的锐利眼睛。他通常都坐在角落里，边抽着烟斗，边观赏波希米亚人表演的余兴节目，嘴角微微掀起挖苦的笑容。但是在这些我为之献舞的人群中却唯有他明白我的理想与我的舞蹈。他也是个穷光蛋，但却时常邀我同妈妈到一家小餐馆用晚餐，或带我们坐车到乡下去，在林间吃午餐。他酷爱菊花，无论何时来找我，总会抱着一大捧菊花。直到现在，这种金红色的菊花总会让我联想起米罗斯基的红色头发与胡须……
他是个非常怪异的诗人与画家，曾尝试在芝加哥做生意，却从未成功，并差点饿死在那里。
那时我只是个小女孩，年纪太轻，无法理解他的悲剧和爱情。我想在现今这个复杂的时代，没有人能了解那时的美国人是多么天真和无知。当时我对生命的看法是纯粹诗意且浪漫的，从没有体验或接触过感官的爱情，而且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激起米罗斯基对自己的狂痴爱恋了。这位约莫45岁的男子早以只有波兰人才会有的激情，疯狂而愚蠢地爱上当时天真无邪的我。我母亲对此也丝毫没有察觉，仍让我们频繁地单独相处。孤男寡女一起在林中散步很具有某种心理效应。到最后，他终于吻了我，并且向我求婚，当时的我相信这就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场恋爱了。
但是夏天就要过去，而我们的钱也花光了。我认为在芝加哥已没什么好期待的，必须去纽约发展。可是怎么去呢？有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伟大的奥古斯丁·达利[奥古斯丁·达利（1838—1899），美国剧作家、剧场经理。]同他的由艾达·里恩[艾达·里恩（1860—1916），爱尔兰出生的女演员，合作对象包括达利、萧伯纳等，1873年首次在美登台。]领军的剧团正在镇上。我下定决心去见这位拥有“美国最爱好艺术与最具审美观的剧场经理”美名的伟人一面。多少个午后与傍晚，我站在剧场的舞台门边，一次又一次地请人恳请奥古斯丁·达利见我一面，但收到的回复永远是他太忙了，只能让我见他底下的经理。但是我拒绝了，我强调我一定要见到达利本人。终于，在一个傍晚，我获准去见这个伟人。
达利是个很帅的男子，不过面对陌生人时他总是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我很害怕，但还是鼓足勇气向他发表了非同凡响的演讲。
“达利先生，我有个很重要的想法要呈献给您，您可能是这个国家里唯一能了解它的人了。我已经发现那种舞蹈！我已经找到失传了两千年的艺术！您是个超凡的舞台艺术家，可是在您的剧场里还缺少一种伟大的古希腊剧场所具备的特色，那就是舞蹈的艺术——也就是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没有这个合唱队，就像是没有支撑头和身体的四肢。我为您带来这种舞蹈，我为您带来将彻底改造时代的理念！我是在哪儿发现它的呢？是在太平洋边，是在内华达山中摇曳的松林里。我看见年轻美利坚合众国的绝美身姿在落基山顶起舞。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诗人是沃尔特·惠特曼，我已经找到足以匹配惠特曼诗歌的舞蹈了！我正是惠特曼的精神后裔。为了美国的子孙，我将会创作出表现美国精神的新舞蹈！我将为您的剧场带来它所缺乏的生命之音和舞者的灵魂。因为您知道，”我继续说，试着不去理睬这位大经理不耐烦的打岔（“够了！够了！”），“因为您知道，”我继续说，并提高声量，“剧场的起源就是舞蹈，第一位演员正是舞者。他边跳边唱，这就是悲剧的诞生。只有当舞者携所有自发性的伟大艺术回归剧场时，剧场才是真正的剧场！”
达利不知道如何看待我这个虽然瘦小却胆大包天，敢对他发表长篇大论的古怪小孩。他只是如此回答：
“嗯，我现在有出要在纽约上演的哑剧里面缺个小角色。10月1****可以来试演，如果合适的话我就用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伊莎多拉。”我回答说。
“伊莎多拉，很美的名字，”他说，“好，伊莎多拉，10月1日纽约再见吧。”
我喜不自禁地赶回家，告诉母亲这个喜讯。
“终于，”我说，“有人赏识我了，伟大的奥古斯丁·达利要雇用我了。10月1日以前我们必须抵达纽约。”
“是啊，”母亲说，“我们用什么买火车票呢？”
现在难题来了。不过我急中生智，拍了封电报给旧金山的一个朋友：
成功获聘！奥古斯丁·达利。10月1日须抵纽约。电汇100元车资。
接着奇迹发生了——钱来了。钱来了，姐姐伊丽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受到这封电报的鼓舞，认定我已获得成功，也赶来与我们会合。我们想办法让大家都能搭上火车前往纽约，大家满怀希望。我想，终于，这个世界认同我了！假如当时我知道往后面临的是辛酸岁月的话，恐怕早已丧失勇气了。
想到要与我分离，米罗斯基悲痛绝望。但我俩已发誓永远相爱，我也向他解释，如果我在纽约赚到大钱，我们要结婚就容易多了。这并非是当时我相信婚姻，只是认为必须这样做才能让我母亲满意。当时我还没完全为自由恋爱而战，后来我才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