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漫话古籍的保护与研究
一 古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足点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如据浙江省跨湖桥古独木舟的发现则为八千年。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中华文化日益丰富多彩，经过先民的口耳相传，结绳契刻，到文字的产生。从周秦以来（一说从商，但尚无实物可证）中华传统文化就有了以竹木为材料的特定载体，形成中国的最早图书——简书，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根本立足点。以后又逐渐发展为帛书、纸书，在装订形式上亦从卷轴、方册、鱼鳞、蝴蝶、包背到线装，构成中国藏量极大的书群，这就是古籍。
中国古籍数量之多，已难确切估计，只能用汗牛充栋和浩如烟海等词语来形容。而珍惜古籍又缘起甚早，公元前二六年十月，刘邦入咸阳，首先从萧何之建议收集图书。惠帝时，又“大收篇籍”，使散失的图书得到适时的收集和典藏。到武帝时，已是“书积如丘山”，成帝时为检查图书的存佚，就在刘向父子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编目，将国家藏书分为六类，编成《别录》与《七略》。当时统计，国家藏书已有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历代由于天灾人祸，图书有聚有散。东晋李充以西晋荀勖《中经新簿》校存书，不过三千零一十四卷，唐初撰《隋书·经籍志》，已着录达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下垂清乾隆时，《四库全书》着录之书为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收录之书为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两共收书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十七万两千八百六十卷，几乎涵盖了清乾隆以前，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各种主要着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古籍藏量。
这些古籍从《七略》六分以来，经过魏晋以甲乙丙丁为序的四分和南北朝的七分、五分，而《隋书·经籍志》则明标经史子集的四分。古籍分类，至此底定，而相沿至今未变。这经过不断制作、搜求、典藏、整理的大量古籍中，包容着自然和人文两大内容。古今中外，各门学术，无不纳其中。是以中国古籍可称中华传统文化之总汇，也即时尚所谓国学之所在。质言之，今所谓国学，即经史子集之学而已。君若不信，试举国学任何一种着述，能越经史子集之范围者几稀！
二 保护古籍 珍惜遗产
中国古籍如此浩繁，从竹木简书到宋元善本，以至一般古籍，都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作为中华子孙有继承与保护的责任，不能坐视其被损坏与弃置。但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保护理念与应有的修复措施，以致造成某些蠹食鼠啮的惨状，令人心痛。当前的重任就是保护好古籍。保护古籍主要有三条渠道。
其一是原生性保护。古籍随着岁月的流逝，或因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损伤，或因人为的摧残，容易造成残缺破损。因此原有的古籍就需要加以保护，主要是改善庋藏条件和修补残损。中国对藏书，历来注重保护，特别是私人藏书，更为藏家所珍视。从汉代开始，就用竹制小箱子——箧，分类置放图书。东汉以后，进入纸书时代，用黄檗染纸防蠹。魏晋时，曹曾筑石窟藏书。隋炀帝虽多为后世訾议，但他分三类钞存副本，保存大量古籍的完整。明人范钦筑天一阁为藏书所，亦为人所熟知。他更制定许多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保护措施。时至今日，随着科技发展，若干防护设备，日臻完善。尤其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籍修复技术，代代相传，技艺日精，许多残破古籍经过修补、垫衬、描画，妙手回春，恢复原貌。这对古籍无疑是进行生命的抢救。大部分读书人对原生性保护尤为注意，北齐颜之推在《家训》中曾说：“借人典籍，皆需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稚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定期在各地举办全国范围的修补培训班，有意识地培养古籍修补专业人才，实为延续古籍生命的善举。
其二是再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的手段，历史上是传抄、刻印，而当代则是再造。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主要靠书手受雇传抄。雕版时代为阅读方便，配补不足，或恢复散失，也有单册抄写的。如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成，“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一九二四年在新疆鄯善出土晋人手钞的《三国志》残卷，上有《虞翻传》和《张温传》，共八十行一千零九十字，惜原卷已流入日本。正因钞书日渐普遍，社会上出现佣书的专门行业。有些藏书家在所藏毁损后，又大量钞存，形成大规模的再生行为，如元初王应麟家，藏书万卷，毁于兵火，其子王世昌重加钞纂，终得恢复原貌。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藏书家参与和推行刻书活动，不仅刻自己的着作，更多的是刻印重要古籍。有的藏书家更提出刻印珍本秘籍，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所撰《流通古书约》中就希望有财力的藏书家将未刊布的古人着作，“寿之枣梨，始小本，讫巨编，渐次恢廓四方，必有闻风接响，以表彰散佚为身任者”。晚清的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后专附《劝刻书说》一文说：“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清代学者的大量刻书为中国古籍的再造、增量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再造工程，则是在更精细完美的情况下，对古籍进行再生性扩量保护，对充实馆藏，普及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
其三是加强流通，开拓流通。流通是书籍的重要功能之一。文字载体如无流通，则失去传播和传递的历史作用。古籍的流通，历来靠两种途径，一是读书人通过借钞交换，有无相通。明末藏书家李如一就持“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观点，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贻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许多大藏书家都愿接待学者进楼钞书，明末黄宗羲在天一阁大量钞书而自名其藏书楼为“钞书堂”。《流通古书约》中还提出了在流通中保存古书的主张，他主张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其所缺者”，“视其所属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也可以将已有人无之书“精工善写，校对无误，一二月间，各赍所钞互换”。另一途径是通过市场。古籍进入市场始于汉，着名哲学家王充家贫，就靠在书肆读书而成大学者。图书市场到明清时代已基本形成，如明代在北京、苏州、杭州等地，都有专门的书市，有一定的行市及价格标准。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称：“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书之直之等定矣。”清代的慈恩寺、琉璃厂都是北京的书市，许多学者为便于求书，多僦居附近。琉璃厂书市，至今不废。这种流通使图书得以流传，广泛应用，实质上等于为古籍扩量和保护。近年旧书业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古籍走上拍卖市场，使古籍成为商品，客观上对古籍有保护作用。而我国若干大馆，馆藏古籍复本较多，如《史记》有一二十套，《四库全书》有数套，若能通过市场调剂，则各缺藏馆得以充实而知所珍惜，大馆也可以调剂书款，增补所缺。两赢之势，何乐不为？
三 了解和研究古籍是古籍发展的前景
无论是原生性，还是再生性的保护，都应属维护行为而非创意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护古籍不受损伤的阶段。我们应对古籍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进而全面研究，使古籍能更完美，更便于使用。历来除官方的整理研究外，藏书家和学者都在妥善保护古籍的基础上，对古籍的内涵和外延各方面有所研究，如宋代的宋绶、宋敏求父子，对于搜求典藏的古籍，“日夕校勘”，以聚子孙雠对经籍为乐事。他们研究完善古籍的成就：一是着意校书，家多善本；二是收集散失，编选书籍；三是着书立说，再创新籍；四是总评得失，建言整理，对古籍的完善作了重要贡献。清代学者对此有更显着而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清代学者都对古籍进行过丰富完美等创意性工程。他们在研究古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校勘、版本、目录、考证等专学。这四学构成清学的四大支柱，为乾嘉朴学奠定坚实的基础，提高了古籍的质与量，至今文史学者犹受其惠。在完善内涵之外，他们又作了大量的外延工作，对多种古籍撰写了注、补、表、谱、考证等新着，如一些知名学者为二十四史增补了史志目录，使中国自汉至明连缀成贯通的图书目录，这是图书文化中的罕见之举。因此清人着作成为了解和研究古籍的门径。清末张之洞与诸生讨论读书不必畏难之事说：
读书一事，古难今易，无论何门学问，国朝先正皆有极精之书。前人是者，证明之；误者，辨析之；难考者，考出之（参校、旁证）；不可见之书，采集之。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诸公最好着为后人省精力之书，一搜补（或从群书中搜出，或补完，或缀缉），一校订（讹脱同异），一考证（据本书、据注、据他书），一谱录（提要及纪元、地理各种表谱）。此皆积毕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书而后成者。故同此一书，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鞧轩语·语学》）
这对我们进而了解、研究古籍是很好的启发。当前，我们从事古籍工作的同行，有不少朋友已经登堂入室，结有丰硕成果。我曾读过他们有关古籍的着作，不仅对古籍领域的研究做出贡献，扩大了藏书量，也是对古籍行业从业人员的一种示范和激励。因此，我提出两点建议，与同行们商榷：
一是古籍从业人员不能停留在单纯保护上，而应进一步了解古籍，研究古籍，不仅保护好古籍，而且发掘其蕴藏，为传统文化提供研究依据和创造古籍新着，为古籍扩量尽力。
二是清人校读整理古书和创作古籍新着，可以说是空前的，他们的成果为后人大大地减负。所以我认为，把“读古书当读清人有关着作”，把清人的研究成果作为我们进修的阶梯，是十分必要的。
（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天津古籍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原载《文史知识》，二九年第三期）
2、明清藏书楼随录
绿雨楼
绿雨楼是明代学者陆深的府第，位于北京的正阳、玄武两门之间。这座府第分为三个部分：东为素轩，北为澹堂，中为无名书窟，所以这个府第名也成为他藏书处的名称。
陆深初名荣，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明成化十三年（1477）生，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举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官至詹事府詹事，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陆深以文章知名于世，善书法。家富藏书，但聚集惟艰。少壮时限于财力，未能广泛收书，只能廉价采购一些残本不售的书籍。对残缺少者，亲自钞补，使成完帙；对残缺多者，只能留待日后遇机补配而已。是其藏书确属来之不易。
陆深为了避免藏书散失，特自编《江东藏书目》以备查核。分十三类着录即：经、性理、史、古史、诸子、文集、诗集、类书、杂史、诸志、韵书、小学、医艺、杂流等。这些类目虽然不尽合理，但确是在相沿的四分法外独辟蹊径，而且透过这一目录，也可看到绿雨楼藏书的插架次序和藏书概貌。
万卷楼
万卷楼是明代藏书家丰坊的藏书楼。丰坊字存礼，又字人翁，后更名道生，号南禺外史。浙江鄞县人。生卒年月不详。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礼部主事，缘事谪官。丰氏自南宋以来即为鄞县四大姓之一，历代仕宦，藏书甚富。丰坊尤喜藏书，并擅书画，曾尽售近郊良田千余亩，购藏图书碑帖，藏书达数万卷，皆贮于万卷楼中。丰坊自谪官后，心神恍惚，婴有癫疾，以故家道日衰，而好书不倦，遂有“书淫”、“墨癖”之称。但因病无力管理图书，以致所藏宋椠及抄本等善本佳刻，半为门人所窃，后又遭天火，藏书损失颇巨。所余图籍，悉归范氏天一阁，为天一阁藏书的重要来源，而丰坊终以贫病而殁。清初学者全祖望所撰《天一阁藏书记》及黄宗羲所撰《丰南禺别传》中均记及丰坊家世及其生平行事。
妙赏楼
妙赏楼是明代藏书家、戏剧家高濂的藏书楼。高濂字深甫，号瑞南，浙江钱塘人。约生于嘉靖，而万历时尚在世。高濂雅好藏书，所藏古今图书甚富，自称“每见新异之典，不论价值贵贱，以必得为期”。所藏珍善图书，颇为后世藏家所重。高濂藏书以获取知识为主旨，是为了从书中“得古人一言一论之秘，以广心胸”，所以反对那种不乐诵读只求精美观赏的所谓藏书家。他以不学无术为耻而求开卷有益，其识见确实超越一般仅藏不用者。高濂也很重视图书的版本，他赞赏宋本之善，又极力抨击明代伪刻宋本之恶行。高濂在所着《遵生八笺》卷十四、十五的《燕闲清赏笺》中有《论藏书》一文，论述宋元版本的区别及明人作伪的手法等，有裨整理古籍之参考。妙赏楼的藏书，都钤有“妙赏楼藏书”、“高氏鉴定宋刻板书”及“武林高深甫妙赏楼藏书”等藏章，可备鉴定古籍版本之助。
得月楼
得月楼是明代藏书家李鹗翀的藏书楼。李字如一，后以字行，又字贯之。江苏江阴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生，崇祯三年（1630）卒。家世务农，比较富裕，一生未通仕途，而酷好读书、聚书。数十年间他以经营农业之余赀，搜秘本，访佚典，甚至不惜典屋卖田来搜购佳本善刻，逐渐聚集起来的珍稀图书如《南唐录临安志》和《苏州图经》等就庋藏在得月楼中。
李氏得月楼的藏书，不是单纯为了收藏，李如一首先是要通过阅读图书来获取知识。所以一旦得书，他总要亲加校雠、研读。清初学者钱谦益曾赞誉李如一是一位“聚之勤、读之力而守之固”的藏书家和学者。这一赞誉正说明得月楼的藏书是不断搜求而得，经过努力研读和整理，并认真加以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得月楼已超越当时其他藏书楼，不以狭隘的典藏为宗旨，而是使其所藏为学人所共享。李如一曾说：“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共之。”他为便于流通，对藏书采取了“阙必正，讹必正，同异必校勘”的方针，虽在病中仍坚持不辍，对于相知友朋更是“未尝不倒庋相付也”。这一精神使得月楼成为具有藏用结合特点的藏书楼，其社会效能，远远超出了当时其他藏书楼只藏不用或少用的状况。可惜所藏毁于清初。
李如一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得月楼藏书，还仿照宋代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尤袤《遂初堂书目》的体例，自为诠次发凡起例编成《得月楼书目》一卷，亦称《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其目久佚，在《江阴丛书》、《粟香室丛书》和《常州先哲遗书》（第一集）等丛书中收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摘录》一卷。从李如一遵循晁、尤遗规来看，这应是一部按四部分类、着录版本状况的提要目录。
脉望馆
脉望馆是明代藏书家赵琦美的藏书楼。赵琦美原名开美，字仲郎，一字如白，号玄度，自号清常道人。江苏常熟人。藏书家赵用贤之子。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生，天启五年（1625）卒。以父荫官刑部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