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的石印书坊，以点石斋书局的影响为最大。它附属申报馆，由美查（Ernest Major）创办于一八七六年，聘王菊人为买办，初名点石斋书画室，又称为点石斋石印局，设址于偷鸡桥堍，它的印刷所设在泥城桥堍，门市部则设在抛球场。一八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刊出署名“点石斋主人美查启”的《点石斋印售书籍图画碑帖楹联价目》，写道：“本斋于去年在泰西购得新式石印机器一付，照印各式书画，皆能与元本不爽锱铢，且神采更觉焕发。至照成缩本，尤极精工，舟车携带者既无累坠之虞，且行列井然，不费目力，诚天地间有数之奇事也。”启事之后，还附有印制书籍、图画、碑帖、楹联等价目。可见点石斋不但自组选题印行书籍，也承接外界印件。它先后购置了三架石印全张机，并聘请土山湾印书馆的邱子昂为技师，石印的质量很好，规模也越做越大。最初印的是《圣谕详解》，而获利最巨的则是《康熙字典》，这部书将殿版原本分为三排缩印，牌记有“光绪八年岁在壬午秋月上海点石斋缩印，申报馆申昌书画室发兑”诸语，扉页“康熙字典”四字楷书，四周作云龙纹，正文每字还请毛承基手写篆体。毛承基字华荪，钱塘人，候选通判，工篆书及分隶钟鼎，名重咸同间，当然写得是出色当行的。没想到这部书为点石斋赢得了巨额利润，姚公鹤在一九一七年写的《上海闲话》里说：“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每名率购备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一部书的行销数能达十万，在当时出版物中是创纪录的。后来陆续印了《十三经》、《佩文韵府》、《骈字类编》、《渊鉴类函》等。一八八四年，又创办《点石斋画报》，持续十五年，影响辐射全国。至光绪中叶，点石斋已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石印书坊，并在北京、杭州、重庆、苏州、汉口等城市设有二十个批销分店。一九〇七年，它与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局、开明书店合并为集成图书公司。
点石斋既获厚利，书业也就纷纷仿效。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二说：“英人所设点石斋，独擅其利者已四五年矣，近则宁人之拜石山房、粤人之同文书局，与之鼎足而三，甚矣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也。”姚公鹤《上海闲话》也说：“书业见获利之巨且易，于是宁人则有拜石山房之七设，粤人则有同文书局之开设，三家鼎足，垄断一时，诚开风气之先者。”
关于拜石山房，《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仅记创设于一八八二年，其他一概未录。《出版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拜石山房”条，多敷衍了几句：“店主为浙江宁波人，从事石印业务，选印之古书底本较精，印刷清晰，定价低廉”，大概确实也是不得其详。当时拜石山房与点石斋、同文书局齐名，鼎足而三，如何会这样寂然无闻，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至于同文书局，则由广东人徐润与他的两个从弟合股创办于一八八一年，局址设在虹口，印刷厂则在熙华德路，购石印机十二架，有职工五百人，石印能力超过点石斋，还延聘专门人才钞写书底及校对。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补编》引录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记道：“光绪八年，从弟秋畦、宏甫集股创办同文书局，余力赞成，并附股焉。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板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不下数十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十数万部，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年开办，甲午年全集告竣进呈，从此声誉益隆。惟十馀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停办。”周振鹤先生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录有《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图帖》，其中书籍有《殿本篆文六经四书》、《五经合纂大全》、《殿本康熙字典》、《缩本康熙字典》、《钦定殿本二十四史》、《殿本佩文韵府》、《殿本骈字类编》、《陆操新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佩文斋书画谱》、《中西算学大全》、《殿本全唐诗》、《增像全图三国演义》、《详注聊斋图咏》、《花甲闲谈》以及制艺、试帖等一百二十馀种。当时同文书局以印制精良着名，人称“同文版”，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卷七就说：“泰西石印法初传至中国时，粤之徐氏首创同文书局，印精本书籍，机器、药料皆用上品，摄影、上石均甚经意。”辰桥《申江百咏》有一首咏道：“蝇头细字看分明，万卷图书立印成。若使始皇今复出，欲烧顽石亦经营。”注曰：“石印书局以同文馆、点石斋为佳。其法将每页书用药水于石上印过，宛然成书板矣，故虽《图书集成》、《廿四史》、《佩文韵府》等书，亦易开印。”民国年间，中华书局影印《康熙字典》，用的底本就是同文书局石印本，时至如今，还在不断重印。那份《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图帖》上还有一段文字：“本局开设上海虹口，分设二马路横街、京都琉璃厂、四川成都府、重庆府、广东双门底，其馀金陵、浙江、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各省均有分局发兑。”可见它的发行力量是超过一般书坊的。至一八九八年，同文书局“知难而退”而歇业。
还有蜚英馆，《上海出版志》、《出版词典》等均说是李盛铎创办于一八八七年，设址于新马路英租界会审公廨前。一八八七年二月五日《申报》有它即将开业的报道：“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新印各书无不钩心斗角，各炫所长，大都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近又有殷商某君，出资甚钜，向外洋购定印书火轮机十数张，择定英会审署前朝北旧房数十幢，不日兴工重新改造，屋峻墙高，一如西式，额曰蜚英馆。内拟建东西互对楼房若干幢，分设总帐房、会客厅、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钞书处、画格处、描字处，以及照相房、火轮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磨石处、积书处，堆纸处、装订处，门分户别，井井有条。今已延订各项熟悉之人，预备督率各司，一俟布置完全，即须开办。先印在部要书数种，必须善期尽善，精益求精，驾乎诸家之上。其馀各种秘笈待印者，何止数百部，均须次第付石。其屋已饬匠头绘定图样，限期从速起工，早日完成。行见镜石磨来，眼赏蝇头之字；金钱飞去，汗堆牛背之书矣。嘻，盛矣。”斐英馆印有《资治通鉴》、《三希堂法帖》、《士礼居丛书》、《文选类腋》、《段氏说文》、《还读我书室主人评儿女英雄传》等。值得一说的是，李盛铎是清末民初的藏书大家，字□樵，一字椒微，号木斋，江西九江人，生于一八五九年。一八八九年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京师大学堂总办、驻日大使、内阁侍读学士、驻比利时大臣、顺天府丞、山西布政使，署巡抚。入民国后，任山西民政长、大总统政治顾问、参政院参政、李经羲内阁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参议院议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一九二〇年起归隐，一九三七年病卒于天津。当蜚英馆创办时，李盛铎二十九岁，尚未中式，但李滂《麐斋居士年谱》以及其他传记资料，于他创办蜚英馆事未曾提及，但他的木犀轩确有一处称为蜚英馆，专藏铅石影印图籍。他与书坊蜚英馆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还有待研究。
另外，还有一家创办于明万历年间的老字号扫叶山房，它设址苏州阊门内中市大街，主人是洞庭东山席氏。一八八〇年，在上海城内彩衣街中书坊弄设书栈，先后在彩衣街中市设南号，在棋盘街设北号，民国初年又在汉口四官殿设汉号，在松江马路桥设松号。它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石印古籍书坊，品种多，质量好，内文多采用连史纸或有光纸，印制也较一般坊本精善。韦力先生辑《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补编》（线装书局）第二十册影印了两份扫叶山房书目，前一份《扫叶山房书籍目录》，附印了《历朝名人词选》、《两般秋雨盦随笔》、《万首唐人绝句选》三种石印本的样张；后一份《扫叶山房书目》，为“民国六年重订”，共四卷，第一卷“石印精本书目”，就有《汉魏六朝名家集》、《李太白全集》、《杜诗详注》、《五朝诗别裁》、《黄梨洲遗书》、《仿宋本说文解字》、《佩文韵府》、《百子全书》、《寄青霞阁围棋谱大全》、《历代画史汇传》、《清人说荟》、《政府公报分类汇编》等近三百种。这份书目还刊有启事，起首写道：“本号创自明季，迄今三百馀年，先设于苏垣，继分于沪城。迨沪北辟作商埠，又于租界设立支店，今又分设于汉口、松江，通计苏、申南北，及汉、松，只有五家，各省虽名城大埠，并无分出之店。良由海通以来，上海一隅，几为全国之中心点，淹通之儒，博雅之士，与夫豪贾巨商，凡欲购贩书籍者，无不以沪渎为挹注之资。故本号每年销行各书，北至奉吉，南迄闽广，西则滇黔边徼，东则鲁皖浙各省，远而至于东西洋诸名国，邮筒往来，日必数十起，轮轨交驰，寄运灵捷。”这虽说是广告，不无夸饰，但它的影响确实很大，直到五四以后，营业才逐渐萧条。
虽然石印书籍给读者带来阅读、携带和购置的便利，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有的是因为它改变了传统古籍的价值观，有的是因为它影响了自己熟悉的刻书业。凌泗《莘庐遗集》卷五有《石印书》一首，咏道：“仓圣造字混沌凿，夜闻鬼哭天雨粟，鬼今识字仓圣哭。娲补天台馀海隅，五千年后鬼负趋，利权夺尽乃到书。溯自漆简与竹册，稍避繁重易纸笔，劬钞腕脱头毕白。后唐墨板始益州，自宋迄今穷雕锼，聚珍排比星碁稠。粤焰南来赤舌吐，绛云拉杂梨枣斧，鬼工伺间巧文舞。兰亭玉枕灯影描，缩本作俑始帖妖，变而机械穷秋毫。烂断朝报藩溷纸，五车充斥五都市，长恩愕避蠹饱死。古患书少今患多，安得秦坑一荡磨，祖龙不出可奈何。”对这一新生事物如此深恶痛疾的人，当然也是不多的。即使到了民国年间，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化人士，对石印本也还有看法，他在谈到俞平伯石印的《忆》时说：“以我近来的‘车旁军’的见解来讲，我还希望能用木刻才好，倘若现在还有人会刻。石印总是有点浮光掠影，墨色也总是浮薄，好像是一个个地摆在纸上，用手去一摸就要掉下来似的。我对于《忆》也不免觉得这里有点美中不足，虽然比铅印自然要有趣得多了。”（《〈忆〉的装订》）
当时人们认为石印书最大的问题，一是由于贪多求快，容易出错，又不认真校对；二是缩印本字体很小，有伤目力。汪康年就说：“近年石印书盛行，然业此者射利为主，贪缩小则书少易售，遂至小如丝缕，因此伤目者多矣。又印书者多不校对，谬误颠倒，贻害匪轻。余谓国家应定例，凡印书者，书中最小之字，以至四号为止，五六号字并禁不得用。又每书印出，应登报声明，如有错漏，准人知会，即行照改，凡校正脱漏颠倒者，每事酬费若干，校正误字者，每字酬费若干。既定此例，即印书者自不敢忽略。必须依此二例，方许禁他人翻印。又凡石印，必须缩小及割裂，然他书可缩，而有关大小长短之程度者，必不可缩；他书可割裂，而表则不可割裂。今石印书于此二事皆忽略，殊可恨”（《庄谐选录》卷六）。他又举例说：“余见石印《经籍纂诂》有前后倒置之字，石印《说文通训定声》有彼此互易之字，虽近来之着名印书局亦复不免。又如同文书局之石印殿本《二十四史》，照原本印，宜无错误，不意所据殿本本非初印，字多模糊，所延校对之人多非通品，辄以意描改，遂致错误累累。至竹简斋以同文本并两行为一行，则更舛脱不可究诘。外间人不知，犹视同文与殿本无异者，误甚矣。《守山阁丛书》亦依原本，印刷亦精，然竟有因原本脱叶不复搜补，因妄改叶数以欺人者。此亦见吾国之惯于苟且欺骗也。”管斯骏在谈到缩本石印书时说：“所印各种缩本，极为精巧简便，惟字迹过于细小，殊耗精神，盖久视则眼花，若用显微镜，又易于头眩，且难经久，为经书家所不取，是亦美中不足耳。”（《新辑上海彝场景致》卷二《石印书籍》）
不管如何，“舶来”的石印术，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传播，石印本成为最普及的阅读载体，对普及社会文化、传播西方文明、保存和流通古籍，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出版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移。直至民国年间，利用石印术影印古籍，仍是最佳的选择，如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果，叶德辉《书林馀话》卷下引录了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说〈四部丛刊〉》中的话：“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当时多密行细字之书，只便考试携带，不甚翻印善本。清亡，科举全废，编译新着，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书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气亦渐盛。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选择版本后，“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迄至于今，浙江富阳华宝斋仍用石印术影印古籍，印制精工，古气斑斓，亦自可观，这在全国大概也是凤毛麟角了。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