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已为大家熟知。宋初的孙甫在《唐史论断》“立建成为太子”条下对之予以了评价，他说：立太子必嫡长者，使天下之心有系，以止争夺之患也。行之乎世，固为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贤，尚求圣人以传大位，况长子不贤，次子圣乎？安得局于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谋，秦王功德之大，海内属望，其势可终为人臣乎？建成自举义以来，无一事可称道，但以年长使居圣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虽秦王以常礼让，胡不虚其位待天命之归。况受禅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于立太子也，善哉，宁王让太子之言曰，时平则先嫡长，世难则归有功，此万世不易之论也。“虽然孙甫没有直接对李世民杀兄杀弟之事加以评论，但从他对太祖立太子不知变通的批评中很明显地看出他是非常支持李世民的。同时，孙甫还以”不贤“和”圣对比了李建成和李世民，显然是为李世民的夺嫡事件进行开脱。司马光对玄武门之变也有评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
司马光通过对当时情况的客观分析，认为太宗和建成在功业与能力上相距甚远，且高祖、太宗、建成都没有上古贤人的品德，所以必然会导致最后的流血事件。需要注意的是，司马光的论断中已经内含有道德的色彩了，特别是“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的用语实际隐含着对李世民“违背礼制”的责备。
与司马光“含蓄”的批评不同，范祖禹在《唐鉴》中明确指出了唐太宗的“罪状”。他说：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贰、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古之贤人守死而不为不义者，义重于死故也。必若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在这里，范祖禹直接从立太子”以长不以有功“的”古之道“来加以审视”玄武门事件，“唐太宗也完全从一个后人仰视的”圣君“蜕变成无父无兄无弟、悖礼作乱的”罪人。“很明显，范祖禹已经将”道德设置为最高的历史评价标准。
到了南宋，道德伦理完全演变为普遍的历史评判准则。无论是三胡、朱熹、黄震还是其他义理史家，无论是史着还是史论都是“人人责以孔颜思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甚至可以为了道德褒贬而忽视客观的事实，这也成为后人诟病“义理史学”的主要原因。
第三，关注正统。宋以前，无论出于政治的原因，还是着史的需要，都有人讨论过“正统”的问题，但在范围和深度上都远逊于宋朝。纵观两宋的史学家，都毫无例外地将“正统”作为史学的重要内容。以北宋而言，正统观“成为各个史家关注的重点。欧阳修曾有专文论述了正统思想，指出”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也，“并进一步提出历史上的正统是”三绝三续，“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司马光也有自己的认识，他不赞成其前那些对历代王朝孰为正孰为非的划分，而是主张要依据客观历史事实即“功业”而言之，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既然功业是判断正统的标准，所以前人的正统学说”非大公之通论也，“司马光给出的正统是”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而在两国或多国对峙时，司马光也有着自己的处置方式：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从上论可以发现，司马光在国家分裂时的正统是按照传递顺序来取舍的。他也坦言《资治通鉴》“于正闰之际，尤所未达，故于所修《通鉴》，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与前两者不同，章望之通过正统和霸统的划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者正统也，尧、舜、夏、商、周、汉、唐、我宋其君也；得天下而无功德者，强而已矣，其得者霸统也，秦、晋、隋其君也。“显然，章氏是以得天下的方式作为标准。他的正统思想，虽然将”功“置于首位，但是也提到了”德，“这和欧阳修、司马光的思路都有所区别，更接近于南宋义理史学家在正统上的认识。苏轼也有专文论述正统，但角度不同，他是以”名实“对欧、章之论作了总结，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
南宋王朝“居于一隅”，中原领地为异族所占，对“正统”的强调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所以，胡宏通过《皇王大纪》、胡寅通过《读史管见》、朱熹通过《通鉴纲目》等史着系统阐述了自己对正统的认识，其实质也都是在论证南宋王朝的合法性。
第四，崇王黜霸。王、霸的观念早已有之，崇王贬霸的思想则在先秦就已经产生，如孟子就说过“圣人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荀子也说“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霸”。秦汉之后，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王霸“的对立逐渐消失。如东汉经学家郑玄就认为，霸”是应时而生，没有什么不对：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夏有昆吾，商有豕韦、大彭，故有齐桓晋文，此最强者也。故书传通谓彼五人为五霸耳。但霸是强国为之，天子既衰，诸侯无主，着有强者，即营霸业，其数无定限也。“到了宋代，王霸之辨”再次成为史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北宋中期，李觏提出，王霸之分，系于君主之地位，而非其政术有本质上之差异，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也，伯也。所以长诸侯也，岂天子之所得为哉！”二程也指出，王者奉若天道，故称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讨曰天讨，尽此道者，王道也。后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具体的时期则是三代和两汉以下。显然，程氏之论与李觏不同，他们是以”遵循天理“还是”出于己力“来加以区分的，这自然同他们的理学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也谈及”王霸，“不过是和皇、帝一起议论的。他说：所谓皇帝王霸者，非独谓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霸也。”邵雍以统治方式的不同来区分四者，显然与程氏一致，然而邵雍并不止于此，他进一步阐述说：
一世之事业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业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业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业者，非三皇之道而何？万世之事业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谓也，仲尼者，不世之谓也。
原来，皇帝王霸不仅是治理方式上不同，功用上也相差悬殊。如果一个王朝想要国祚不绝，就要选择至少是王道的模式。邵雍此论虽有武断之嫌，但是给我们理解宋人整体崇尚“王道”提供了一个思路，而且他把孔子之道和万世事业结合起来，也很好地诠释了宋儒高倡“道统”的缘由。司马光对王霸也有分析，他说：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伐恶，禁暴诸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司马光的王霸之论在北宋史学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不仅认为王道和霸道并无本质不同，而且还详细描述了两者的相同之处，特别是其中的”本仁祖义更将王道和霸道从本质上进行了统一，其政治家的特点和传统史学家的特征也由此体现出来。
在南宋时，以朱熹为代表的义理史家发展了二程和邵雍的观点，并通过天理人欲、公私之别深化了王霸的对立，陈亮的功利学派则继承了司马光的认识，肯定了霸道和王道的共同之处。二者遂就这个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也造就了南宋学术史上着名的朱陈“王霸之争”。
总之，重视《春秋》、道德褒贬、关注正统、尊王黜霸可以称为南宋义理史学的主要特征。但具体到每一个史家，他们各自的关注点又有所不同。
三、义理史学的发展阶段
对于宋代“义理史学”的阶段划分存在着两种认识。第一种是以人物和作品为标准。吴怀祺先生认为，欧阳修开始以理说史，北宋五子创立理学后，以理说史成为一时风尚，范祖禹、罗泌、苏辙等史学作品可视为代表，南宋朱熹的《纲目》则将史学完全划入理学体系中。胡昭曦先生则指出，宋初到仁宗朝或稍后是第一阶段，以《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为标志，神宗朝以后为第二阶段，以《唐鉴》、《读史管见》、《通鉴纲目》为主。而王东认为，史学理学化开始于欧阳修、范祖禹，中经张栻、吕祖谦的推动，朱熹集大成。一种是以时代为标准。钱茂伟认为，北宋至南宋初期是叙事史学占上风，理学化史学居次要地位；南宋中期开始，理学化史学占据了主导位置。
从理学发生的实际过程来看，理学对史学的深入影响是在南宋，所以北宋仅仅可以被视为“义理史学”的萌芽阶段，南宋才真正出现了“义理史学”。据此，可将南宋“义理史学”分为三个阶段。南宋初期是“义理史学”的初始阶段。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分别是胡安国的《春秋传》、胡宏的《皇王大纪》和胡寅的《读史管见》。南宋中期是“义理史学”的成熟阶段。代表人物就是朱熹。在史学上，他受三胡的影响很大。除了时时可见朱熹对他们史着的评论外，还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广引胡寅的史论。同时，朱熹的义理史学思想也极丰富，并有义理史学专着《资治通鉴纲目》。南宋后期是“义理史学”的演变阶段，代表人物是黄震。他仿照《纲目》撰写了《古今纪要》，《黄氏日抄》中的史学评述也都是以朱熹的义理史学原则为主。但同时，也对其前义理史学的一些“弊端”做出了修正。
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的史家很多，比如吕祖谦、张栻、金履祥等人都有专门的史学作品，学术上也和朱熹等人有共通之处，亦可划入“义理史家”。但是本文的出发点是以朱熹为中心，上溯对其产生影响的学者，下至受其影响的后学，故对这些史家不得不加以舍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