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罗大娘告诉他，那是一棵神树，老一辈人说，那棵树已经好几百年了，灾年丰年它都提前告诉人们。如果它在清明前发芽，这一年雨水就多；如果在清明到谷雨这段时间发芽，这一年一定能风调雨顺；谷雨后才发芽，这一年必有旱情。平日里，有雨没雨，去看看这棵树的树叶就知道，树叶发红，在一两天内就会下大雨。每年春节大年初一，人们扶老携幼，给神树披红挂彩，祈求保佑来年五谷丰登。
罗大娘还说，死了，能挂在神树上，值当！
罗大娘唱的民谣仿佛又在耳边回响，吕秉林不由得轻轻哼了起来。
神树，青杠树，可现在，漫山遍野的青杠树已经砍伐殆尽。他环顾四周，试图找到早已植根于他内心深处的青杠树，他没有找到，转眼望见对面的石壁上红军时期留下的巨幅标语：“****全中国！”而令他惊讶的是，“****全中国”几个字下面还有一副标语。他定眼细看，原来是一行用石灰刷的标语：“坚决、彻底开展反瞒产运动，挖出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
“校场梁那棵青杠树还在吧？”他忐忑不安地想，想起树，也是就想起了救他的干娘。在他心里，那棵树就是干娘。
这时候，从不远处的山坡上下来一队民兵，每人背着胀鼓鼓的麻袋，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后面远远地跟着一群乡亲，个别妇女和孩子在啜泣，老人们则不停地抹泪。吕秉林不用猜就知道那些民兵背着的是一袋袋从老百姓家里搜出来的粮食。他心头顿生寒意，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在根据地那些日伪军抢粮食的情景。
被绑着的人朝后面看了看，大呼：“老少爷们，我罗光文对不起大家了，回去吧，回去吧。”
“怎么回事？”吕秉林问走在最前面一个背着枪的民兵。
“你是谁？”那位民兵上下打量着他。
“我是过路的，你又是谁？”吕秉林说。
那位民兵看看不远处的吉普车，又看看吕秉林和司机那身扎眼的军装，满脸狐疑地说：“我是公社民兵队长，奉上级命令在这一带开展反瞒产运动。”
“反瞒产运动，反瞒产运动，中央部署的反瞒产也不是这么个搞法嘛。”吕秉林眉间紧锁，心里隐隐泛痛，“娘还活着吗？有饭吃吗？”
他心头一下又涌出无限担心和内疚，解放后他南下北调，抽不出时间回到给了他第二生命的地方，他也托人来打听过，始终没有打听到娘的消息。
两溪口，顾名思义，与两条河有关，东北面叫罗家溪，西北面称为柳溪，两条内陆河流于场镇南端汇合而得名。
柳溪和罗家溪之间，是一个巨大扇形的平坝子，而两条溪的对面，悬崖峭壁，怪石突兀，或悬空，或断裂，危岩深壑，张牙舞爪，无处可攀登。就连当地的猎人也很少到对面山中去打猎，偶有采药人身缚绳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悬崖峭壁上采药，但时不时还是传闻有采药人跌落山涧，尸骨无存。有的峭壁上遗留着一排不大不小的凹槽，据说那是古人为修建栈道用来支撑木柱而人工开凿的洞。
扇形的平坝子的周围，依然是崔嵬的高山，与河对面迥异的是，这边的高山相对平缓，一台连接一台，远远望去，宛如一级级巨大的天梯，山上有山，山后有山，山外有山，连绵不绝，似乎永远登不上山巅。
汇集后的罗家溪和柳溪就不再称为溪，而是叫河——关口河，按照官方的解释，说两溪口南段连续有几个关隘，什么石羊关、猫垭关、潭毒关等等，所以叫做关口河。正因为这数个关隘，使得两溪口在历代战火中都幸免于难，就是张献忠剿四川，也被几个关隘阻挡，无法越雷池一步。
但是这里的百姓却不叫关口河，而是叫做黄忠河。百姓们说，这是为了纪念三国时代蜀国五虎将之一老将黄忠。据说曹将张郃据守汉中时候，出兵经这里袭取巴西郡，百姓不分老幼悉数上关据守。张郃打到了石羊关，眼看就要破关而入。就在此刻，黄忠带领蜀军北攻汉中途径这里，从后面袭击张郃，张郃大败而从小路逃跑。本来两溪口百姓感恩于黄忠，应该让他率军经过两溪口北上。但是祖上有训，军士不得入。黄忠得知后深明大义，绕道而行。百姓感其德，在两溪口南端两溪汇合处为他建了一座庙宇，主殿祭奉黄忠，而在两侧建有“桃园殿”、“五虎将殿”。
当然这些只是传说而已，在战乱纷争的年代，要找到一处世外桃源也不过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梦想罢了。即便两溪口如同民间流传的那样，从未过往、驻扎兵丁，匪患严重确是不争的事实。不知从何时起，这里无山不匪，无洞不匪，无户不匪。风调雨顺的年成，丰衣足食，人人都是良民；若逢灾年，家家相邀，各出青壮男丁，从黄忠河南下，或沿两条溪北上西去，劫掠乡邻县府，满载而归，藏匿手中的刀枪，从土匪强盗一下子又变回良民百姓。当然，也有常年啸聚山林洞府的惯匪。由于这里民风彪悍，两溪口的惯匪不像其他地方的惯匪横征暴敛，危害乡里，而是适可而止，很少赶尽杀绝。更多的是到外地劫掠过往的客商，或者聚众吃大户。
也正是由于匪民难辨，当年红军虽然攻取了两溪口，却没有立住脚，不久就撤退；解放后两溪口劳改农场成立不久，大股土匪袭击两溪口镇人民政府和劳改农场，新生的基层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农场劳改的罪犯不得不拿起武器，在农场干部带领下与土匪周旋，以命相搏。
尽管也不太平，但是清末至民国以来的战乱没有烧到这里，在乱世之中有这样一块相对祥和安宁的风水宝地，加之罗家溪和柳溪从大山深处给两溪口带来了皮货、药材、井盐、煤炭，而商人们依赖黄忠河将这些东西源源不断地送到山外，两溪口成为崇山峻岭中有名的水码头。
特别是民国初年开始，控制这一带的军阀为了扩充实力，大量收购鸦片贩运到全国各地，谋取暴利。当地大户竞相种植，在地方势力的鼓动、引诱和威逼下，百姓也跟风而上。在高峰时期，几乎所有能耕种的土地全部种上了鸦片。鸦片也将两溪口的繁荣推向了顶峰，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舟船如梭，妓院林立，人声鼎沸，夜如白昼。
客商们把这里的故事带到山外。绘声绘色的描述，令山外的人对这里充满了憧憬。他们知道了两溪口，知道了关于两溪口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人们口口相授，一次次把这些故事改编、加工。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山外的幼童们在夜晚倾听大人们讲的故事，大多是关于两溪口的：金丝猴、小熊猫、锦鸡、人参……后来演化成美丽的蝴蝶仙子、可爱的人参娃娃、凶神恶煞的狼、吸人精血的柳树精……再后来就演化成经典童话故事——狼外婆。不知道为什么，山外的人把两溪口不叫两溪口，而是叫山河。母亲们在安抚孩子睡觉的时总是哼唱着一首民谣：“过山河、过山河，山河那边女儿多，幺儿乖，我就给幺儿说一个。”而对于不听话的孩子，他们则讲柳树精、狼外婆。
但是在土生土长的两溪口人看来，这些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在乎的只是那些制造繁荣的商人给他们运来的赖以生活的粮食和布匹，所以不管是白匪军还是红军，不管是军阀、土皇帝还是国家政府，只要能讨口生活，都无所谓。至于山外那些民间的流传，偶尔有商人手舞足蹈地讲给他们听，他们总是一脸迷茫。
距离两溪口约两公里的罗山溪岸边，有一座的小山，小山北侧和南侧各有一个圆锥型山包。山包之间，是一片平缓而狭窄的平地，远远望去，就像两座巨大的陵墓。当地人把这座小山直白地称为乱葬岗。当然也很忌讳这个地方，所有暴死的、传染病死的、夭折的、凶杀的都弃尸于此。当年吕秉林看到的那棵巨大的青杠树就矗立于小山的北侧半山腰，被白匪军残杀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就遗弃于此，还有罗大娘的丈夫和那三个收留受伤红军战士的老乡；山下的罗家溪里，还有她尚未成年的儿子的魂魄。在当地人眼里，乱葬岗就是孤魂野鬼聚集的地方，是通往阎罗殿的时空之门。据说每当月黑风高的夜晚，乱葬岗阴火点点，忽明忽暗，风声中不时传来隐隐约约的、凄厉的鬼哭狼嚎；据说某年某月某日的夜晚，有个胆大妄为的狂徒上了乱葬岗后就失踪了，连尸首都没有找到。这些事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两次，充斥在街坊酒肆间，有鼻子有眼，由不得你不信。说评书的还将其编入段子，很多人特别是小孩子听了后，吓得晚上不敢起来尿尿。所以即或是鸡鸣狗盗之辈，也鲜至此处。
这座小山还有一个名字，叫校场梁。何为校场？唐人说是操练或比武的场地，所谓“人矜绰约之貌，马走流离之血，始争锋於校场，遽写鞚于金埒”；宋人还说，校场除了操练和比武以外，还是皇帝检阅部队的地方，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车驾幸候潮门外大校场大阅”。两溪口百姓一直很排斥兵事，就是有军队借道也不轻易许可，何来有教兵演武之说？
据老人们讲，这里曾经确发生过教兵演武之事，土匪、白莲教、红莲教、剪刀帮、遇有灾荒年去山外吃大户的人，举事时都先要在这里汇集。究竟从何时起这里也被称之为校场梁，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在人们的记忆中，有一件事情是永远抹不掉的，那就是300壮士北上抗日。
不过这300壮士不是参加红军，而是参加国民党的队伍。
1934年，红军又挥师两溪口。这一次红军彻底把国民党部队逐出两溪口，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改革。但是百姓不怎么买账，白天领到大户的东西，晚上又偷偷摸摸还回去。去年青杠树上挂着的那七具尸首给他们留下的记忆太残酷了。
由于战事吃紧，土改也就是走走过场，扩红倒是首要任务。
在那些有话语权的乡绅们看来，红军就是一伙流窜的土匪，跟当年的红莲教、白莲教差不多。所以不管红军怎么宣传，大多数人无动于衷，逼急了，就来一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什么的。从鄂豫皖苏区来的红军哪里知道，在人们的观念中，既然自己早就是匪，不就是兵了么？自古兵匪一家嘛。在家当兵，踏实又实惠；在外当兵，八成要挨枪子儿，孰轻孰重？
果然，红军没有呆多久就走了，似乎验证了乡绅们的说法。按照红军的宣传，只是战略转移，最后还是要杀回来的。当然，相信的人很少。
而实际上，真正的穷苦人家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偷偷把自家的儿郎送到红军队伍上。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已无从考证，只是传闻说这些穷苦子弟们在川西百丈关血战、翻雪山过草地，一路走，一路死，没有死的最后全部战死在河西走廊。解放后，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的原因，得不到应有的、公正的评价，加之扩红这事远没有其后发生的300壮士北上抗日那么悲壮，那么有影响力，这段红色的记忆渐渐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如果说参加红军的都是苦户出身的子弟，而参加国民党军的大都是有一定家业的富户子弟。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征兵。尽管两溪口远离战场，尽管两溪口人连小日本鬼子长得啥样儿都不知道，但是一听说是弹丸之地的东洋人竟然把偌大个中国占领了，都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有好事者还说，日本人就是秦始皇派出去寻找长生不老药的那队中国人的种，至多他们中个别人跟某个土著种杂了一下，就算是杂交种吧，那还不是我们的种吗？既然是我们的种，来打咱，就是打他的老祖宗，这不是反了吗？说书的则拍着惊堂木说，何谓日本？本，老祖宗也，日就是男人和女人干那事，日本不就是日老祖宗么？这还了得，哪有儿子日老子的？！天理不容。于是群情激昂，相邀参军去打狗日的。据说，小小的两溪口报名参军的就有1000多人，足足一个团。1000余人壮丁在教场梁日夜操练，喊杀声震天动地。国民政府根据操练情况精挑细选，只选了300名壮士。据说，这300壮士编入王铭章的122师，在藤县与日军浴血奋战，全部壮烈牺牲。
不管这些“据说”是不是真的，但是300壮士北上抗日无一生还，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是为了纪念300壮士战死沙场，人们对外人不再把这座小山叫做乱葬岗，而是虔诚地叫做校场梁，那语气、那神情，就像自己的儿子、兄弟就是300勇士之一。不过，在他们的骨子里，校场梁还是乱葬岗，对于校场梁的忌讳依然如故。
两溪口劳改农场的场部就位于乱葬岗。
如果说两溪口的地形就是一座天然的监狱，而乱葬岗便是监狱中的监狱。所以在1952年，当两名老红军出身的吴道勇和姚志海骑着马、带着十几名解放军战士押解着150个国民党旧政府的军警宪特、沿着罗家溪来到这里时，第一眼就看上了被当地人忌讳莫深而又引以自豪的乱葬岗。本来上级任命两人一个任支队长，一个任政委，两人几乎同时向上级打报告，说他们文化低，当不了这么大的官，更担当不了改造罪犯的重任，强烈要求回到野战部队。上级说，目前地方干部奇缺，没有合适的人选，要他们服从命令。吴道勇和姚志海毕竟是多年的老革命，只好服从命令，一个当支队长，一个当政委。
吴道勇和姚志海就带着这10几个战士和150号罪犯，在乱葬岗驻扎下来，搭建茅屋，开始了圈地运动。罗家溪和柳溪之间的平坝子有大片大片的良田，但大部分地方却不是良田，而是沟壑交错、荆棘丛生、蛇虫出没的河谷地带。解放前夕，那些种植鸦片的军阀、大户逃之夭夭，大片大片的良田沦为荒地。两溪口虽然成立了人民政府，但还没有土改。吴道勇和姚志海这支不到两百人的队伍就以校场梁为中心开始圈地。看到哪个地方顺眼，干部便叫囚犯在石头上用石灰水刷上“两溪口劳改农场”的字样，没有石头的地方就在树上定个木牌子，或者干脆把树皮刮一块下来，在树干上刻字。不到一个月，两溪口东面沿罗家溪的河谷地带纵深20公里，绝大部分成了农场的地盘，还占领了距离校场梁30公里的地方的一座废弃的小煤窑。
接下来就是要犯人，上级正愁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怎么安置，于是各地就源源不断地把犯人陆陆续续押送到两溪口农场。
没有房子就搭建草房，没有床就砍树当场制作。吴道勇和姚志海带领开拓者们住岩洞、睡荒野、啃包谷、饮涧水，带领犯人修路、伐木、割草、盖茅房。就这样，支队总部在校场梁，而大队、中队、分队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相继成立，大规模开荒种地。到了1954年，农场初具规模，四个大队、两个直属队，校场梁不再是乱坟岗，机关、医院、小学、干部住宿区一应俱全，但凡两溪口镇上有的，这里一定也有，俨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