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很快进入了公元1630年，明朝和皇太极正式签订了和约，明朝封皇太极为汗，并赐了印信，还有是明朝送给金国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
一切也还顺利，只有几个腐儒大臣和一些酸秀才上书反对，应者渺渺。我并没有当一回事，在迎接了卢象升带领着伤亡轻微的两个骑兵团凯旋归来之后，我任命他做军校副校长职，兼新军司令员。
值得一提的是，前文中提到过的普鲁士工程师克伦威尔和另一名枪械工程师在中国的工厂正式生产出了合格产品，大明朝有了自己铸的火炮和火枪，我特别为大炮命名为“30式”，火枪的问题有点复杂，自从我到这个时代来之后，一直以为中国没有能够和欧洲媲美的火枪，可是我错了，大明朝实际上是有自己的燧发枪的，其以木制的枪托抵肩射击，口径缩小的枪管精度好重量轻，分离式药室预装弹药，打火式枪机的射速很快，非常之先进，但是没有普鲁士工程师带来的螺旋式线膛，欧洲在18世纪晚期才有了这样的火枪，普鲁士工程师们看了之后都赞叹不已，结果变成普鲁士工程师同我们中国人合作研究改进工作。
第一个月，共生产了七门P30式大炮和八十把燧发枪，产量很低，我召来普鲁士工程师克伦威尔等人，和他们商量办法。
大殿之上只有我、王承恩和几个负责生产的老外，说话方便得很，老外们也不客气，直接进入正题。
克伦威尔耸了耸肩说道：“皇帝陛下，工厂是个靠利润发展的地方，前期投入的资金已经全部都投入了建设和生产工具的准备上去，虽然贵国的工人薪金很低，但是需要培养，算下来也不便宜，您现在要我把产量提高到十倍以上，现阶段恐怕是很难的啊。特别是前段时间听说贵国国库也很紧张，我看要再投入大量资金的话，也是有困难的啊，请您慎重考虑。”
我笑了起来，“哟，你这大胡子还挺能的啊，连我的家底都知道。你说的也没错，但是我看你不是关心我大明国库的空虚吧，你是在想我要再投资的话，那么你现在的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都保不住是吧？”和老外说话就不象和大臣们那么累了，可以很放松。
克伦威尔也笑了起来，说道：“皇帝陛下真是什么都知道，我真是佩服。”说着鞠了一躬，不说话了。
我想了想说道：“我有个主意，可以又提高产量，又增加你们的收入。你们看可不可以这样，我会让人召集一些中国商人，从你们手中买技术，让他们也来投资生产，或者你们合资再开办分厂，就象滚雪球一样，你们在中国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大。怎么样？”
克伦威尔等老外交头接耳的商量了一会儿，克伦威尔说道：“可是陛下，我们和中国商人合作的话，没有制度来保护我们的在华利益啊？”
我说道：“这个容易，你们可以自己去招聘一些你们国家的会计人员，在你们的工厂里面完善会计制度，或者自己在中国培训一些会计用，这都随你。还有就是我将会定一个制度，真正的商业制度，让全中国人都能象你们一样自由的做生意，而我只负责收税和治安，这些你们就放心吧。”
这可不是哄老外的假话，一直以来，除了辽东局势、国内灾情最让我操心以外，我的主要精力就是订立新法，在1628年，我定了土地法，派官员丈量土地，从官僚、皇亲和大地主手中收回了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的百姓耕种，为此还得得罪了不少人，连皇后娘家周家都得罪了。
1628年底，我定了农业税法，规定农业税的标准，超出部分一律减免，并向全国发布，大明官吏都不得违反。当然这造成了几年来国库一直处于空虚状态，都是靠着内库银两撑着的，害得我裁减了百分之八十的太监和百分之七十的宫女，连御膳房都只剩下了三个厨师和两个传菜的，周皇后只剩下了两名丫头，我自己只有三个太监和王承恩，大臣们商量着再给我找个妃子都没答应。
1629年初，定了反贪污法，并在年底成立了以东厂为班底的反贪污部门，导致了很大一批官员的倒台，抄没的赃款达四百万两银子之多。但是同时我给官员们涨了工资，若论法定的年俸，明朝的官员个个不富裕，有些还要为衣食发愁，我采取后世的高薪养廉的办法，让没被反贪污法抓住的官员都享受了这一待遇，但是取消了古代官场上盛行的袭爵特权，为此我还特别下了昭书，说贤一代未必能保证贤两代等话。
1629年初，还订立了比较重要的专利法，制定了专利的强制实施许可等细则，激发中国人的探索激情和发明保护。由此诞生了一批最早的专职发明家。
1629年年底，我制定签署了军役法，制度化规定了军人的收入标准和人生保障，限定了服役年龄和普通士兵服役时间最长为八年，如不能升迁的就必须退役等细则。得到了一批合适的工人阶级和新农民。在制度化的保证下，裁退的士兵过上了有保障的生活，没有象真正历史上那样开始造反。
相比之下，法律的建立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在颁布实施新法律的同时，我将法律执行和政府工作分开，成立了独立的司法部门，地方官不再兼任法官和警察，法官只管判案子，地方官只管地方发展，捕快只听法官的，而反贪污部则只听我的，直接向我负责，可以随时调查任何一方，包括皇族。因此在1630年初新年之际而落马的有我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大学士陈演、原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之心、以及几乎所有的王爷，其中包括曾帮助我登基的福王等，前后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达三千万两银子，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还特别针对富商大贾，查他们的税，又查出了一千余万两银子的赃款，保证了好几年的军饷和灾民衣食，大大缓解了国库的空虚。总而言之，我是把李自成进北京之后做的事提前做了，但是和李自成用夹棍来追赃的办法不同，我是用法律，并运用了舆论工具。首先，我下昭书向天下百姓声明贪污剥削百姓钱财的大恶之处，表示严格管理官吏们的决心，得到了普通老百姓的一致拥护；接着，反贪污部门迅速发展，从京城到地方，无孔不入的调查核实官员富贾，一旦查实，便向百姓公开他们的罪状，进行百姓旁听的公审，某些皇亲国戚不服的，无奈军权在我手上，也不敢妄动，只得俯首认罪，铤而走险的，迅速被东厂秘探查知，便出动锦衣卫加以逮捕；最后，在查实了赃款和非法所得之后，我也不搞株连，谁错罚谁，贪多少还多少，不抄家，不杀人，只有罪大恶极民怨极深的的被判了刑期，但是出了错的人永远不能再为官，回家当农民去。如同风暴一般迅速澄清了北京城内的吏治，风暴一词不仅沿用了我记忆中后世同样发生的事情上的称谓，同时还指我的朝廷一下子少了几乎一半的官员。地方官就没那么厉害了，毕竟地方上还需要读书人来治理，大部分的官员就成了带罪立功的真正“罪臣”了。
我放下手中笔，靠在椅子上闭起双眼养养神。一个问题始终在我脑海中缠绕着，我一直犹豫不决，那就是是否要在大明朝就开始推行民主制度的改革。如果我这样做了，相信眼前的很多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上面提的吏治啊、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啊什么的，最主要的是制度先进了，随之而来的国家兴旺发达是不用提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是民主运动的崇拜者，到目前为止权力在我手中依然是个好用的东西，不说别的，光是整个国家因为我的一句话而震荡这种事，就已经无比的满足着我的虚荣心。现在的我，已经真正融入了古代皇帝的独裁生活之中，要是真正有人带兵打进北京城，我可能一样会气得去煤山上吊的。
正胡思乱想间，我灵机一动，我现在就推行民主运动不现实也没什么意思，但是我可以把种子播撒下去，名垂青史也不错啊。譬如说已经实施的司法部门独立于地方政府部门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另外，我还可以实行小的但是却能够影响后代的改革，比如说政务公开化、商业自由化、办报馆、推行全民教育等等。这样，在西方列强真正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中华也将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凭着中国人的智慧，这些先进事物产生的影响，应该是深远的，先进的制度是能够自行在中国出现的，现在我就为了那一天打好基础吧。
说办就办，我立刻召见内阁大臣，提出了几点意见：
一、在地方政府实行地方政务公开制，具体就是要让百姓作为真正的行政事务监督者产生热情来参与到地方的政务实施当中来，这对于上行下效、澄清吏治有着更好的效果。而且让地方官们真正理解什么叫做人民才是主人的道理，懂得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
内阁大臣钱谦益小心谨慎的说道：“万岁，国家以君臣大义、伦理纲常为安身立命之本，这么一来，平民百姓......”另几个大臣也微微点着头。显然不是很同意我的主张。
我打断钱谦益的话说道：“钱先生，你如今是东林党代表，熟读经书，比朕是要强得多了，可是你能给朕讲讲为什么自古以来，只有所谓忠臣，你听说过有什么忠民吗？话说得直点，不管谁坐在我这里，他们都是耕田种地，当差纳粮。管得松点，使他们能吃上口饱饭，过上点安生的日子，他们便是顺民；逼得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便成了乱民。这又是什么道理？”我也不等他说话，接着道：“唐太宗便说过君为舟民为水的话，舟在水上行，可是要小心翼翼的呀。亚圣孟夫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到底，还是个民字！要让百姓真正关心这个朝廷，真正感觉到这个朝廷是为百姓服务的。如果大明的大臣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任他什么后金、倭寇...全不是我大明之敌！”
钱谦益拜服的说道：“万岁真乃尧舜之君，微臣明白了。”其他人也就纷纷表示赞成。
二、商业自由化，成立工商行政管理部，为一般人做生意提供方便，发放许可执照。这样一来，商业繁荣了，收取税金也更加有法可依了。这点大臣们没有什么意见，还提出了不少我正好没想到的建议，比如在户部下成立税务衙门等，把收税权和地方政府分开，地方政府更能转变职能，也更加好管理了。
三、鼓励文人开报馆，这些平时之乎者也的老夫子们本来就喜欢聚在一起说事，所以才有了什么东林党啊什么的，现在一听到这个，就激动了起来。有些人更是比较有经验的，比如说韩鑛就一直想着要有个什么地方能让天下文人互相交流的环境。当既都纷纷表示赞成。
我等他们高兴劲一过，马上说道：“但是朕也有办报馆的要求，一、要允许民间自行办报馆；可以做到集思广益。二、要让普通老百姓看上报纸；可以让他们知道国家大事。三、内容要真实可靠，不得胡编乱造，引起人心骚动。朕现在只想到这三条，你等还要想想具体的细则。”
老臣刘鸿训想道：“万岁，这报纸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一点万岁要小心啊。”我看向他，他继续说道：“报纸如果谁都能看的话，那么将会有小人借着报纸攻击朝政，煽动人心，这肯定是难以避免的。万岁你看要不要立个规矩？”
我笑道：“爱卿这是大实话，报馆多了，就会有正反方向的思想冲突，但是平民百姓知道什么主张是对他们生活好的，他们就会拥护，那么说明本来大家认为错的实际上对了，正好改正错误。更何况报馆自由了，你可以也借着报馆来捍卫自己的思想，让别人接受你的正确，这不是比扼杀不同思想更有价值吗？”
钱谦益说道：“不错，万岁英明！自宋以来，我汉族文人间党争不断，无所不用其极，而报馆的出现则可以让不同声音在报纸上辩论交流，这是千秋万代的大好事啊！”说到最后，大文人钱谦益也有点激动了。
最后，推行全民教育，兴办公立学校更是得到了大臣们的一致支持，御书房内，大家畅所欲言的说着话，气氛十分的热烈，全没有人注意到，外面已经是深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