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崇祯帝“送温暖”体察民情，百姓感恩戴德的佳话，在官府有意的宣导下，很快就传遍天下，尤其是看到百姓度日艰难时，皇帝感动得酸楚泪留，这使得天下对这位新帝多了分期待。
但是，另一件更牵动民心的事情，把民众的注意力很快就吸引过去，成为所有人的街谈巷议。
以崇祯二年元月初一凌晨子时为结点，户部将开始进行户口大普查，大明实行了两百多年的匠户制将结束，只是在技艺特长方面给予体现。
明代的户籍制，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等，其身份都是世代承袭，不能随意变更的。但由于军户、匠户的地位较低，不能科举入仕为官，又有着沉重的徭役负担，使得逃户隐匿很是普遍。
明代的匠户制，源自元代，较元代管制已是较为宽松。洪武年开始实行轮班制，匠户分住坐、存留、轮班三种。轮班匠每三年前往京城服役，尽管每次役期仅三个月，但加上来回路程就要半年左右了；若再加上官吏与作头的勒索，匠户们往往要借高利贷，甚至典卖田地儿女了。
直到成化年间，近百年的轮班制才被废除，改为征“匠班银”。由于匠户受剥削严重，早就大量逃亡；至嘉靖年，匠班银不过能征六万多两；而皇家与官府工程多由住坐、存留匠供役，这种服役在匠户中的不平衡，匠户的逃亡隐匿更趋严重。
到天启、崇祯年时，匠班银更是征收寥寥，皇宫劳役越来越依靠市场供给了。这也就是崇祯将乾清宫东暖阁装修为藏书室时，太监竟上报需几万两银子的原因。如按明初的匠户制度，崇祯只需出点木料钱即可，工匠的劳役是无偿提供的。
如今的匠户制，早已败坏不堪，事实上早就无法运转；匠户制的废除，也只剩下最后一层窗户纸需要捅破了。
至于军户制，同样败坏已极，如若没有粮饷发放，根本就别想能调动得了这些卫所官兵。如辽东采取的兵制，已与军户制大不相同，基本同募兵制没什么区别了。但军户制的废除却不是匠户制那么简单，一是涉及的户口过多，占各州府户口两成多；二是天下乱象频仍，正是需要军队保障稳定的时候。
兵院与户部协商多时，仍未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只好暂不做过多变革了；此次户口普查已是势在必行，变法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准确的户口黄册。
不过，军户并未被打入另册，只在“技艺特长”上标示为“军户”，其余仍旧不变。尽管这次军户制未做根本的改变，但也给军户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使得军户的隐匿人口浮现出不少来。
这次的户口普查，从陕甘移民开始，户部就已经着手筹备了，并在这少量的移民中间已经先行试验实施。
陕甘两省本就是边穷之地，土地贫瘠再加上连年大旱，百姓早就过不下去四处逃荒了，但毕竟有着明朝的户籍制管制，大量的农民还是被束缚着。这次大举移民四川，既有良田住宅，官府还免税五年，更又提供一些迁移所耗费，这些身无片瓦的农民那还不积极响应。陕北各府县的官吏，早就被乱民闹怕了，朝廷能把这些“穷鬼”迁走，正好了却心头烦忧，难得的非常配合户部与农部官员的工作，很是压抑住心中不断冒起的贪污克扣念头。
三边总督杨鹤自到任后，他手头能调动得兵将，不过是千把人而已；而从未领过兵的他，为着培固根本保留天下之元气，也根本未想着以刀兵相威胁，开始一力招抚叛乱农民。
也不知是杨总督太诚心诚意了，还是朝廷的政策好，移民四川的活路就在前面，总之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叛乱的各山寨人马，逐渐得开始有受抚投降的了。
历史上的杨鹤，可是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在内无兵马之威，在外朝廷钱饷有限的情况下，愣是凭着一己诚意，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所有几十路叛乱山寨头目归降。只是崇祯帝并未拿出后续的有效措施，待仅有的一点钱粮耗费殆尽之后不久，乱民们不得不又走上了叛乱的道路。这以后，崇祯朝廷并未吸取教训，仍没有后续措施跟进，使得李自成、张献忠的“叛而又降，降而又叛”，演变成了一种斗争策略，不再有最初的本意了。
受招安的各山寨叛匪，除了各主要头目外，“不明真相”之盲从百姓，一律在移民的名单之内。毕竟朝廷先期准备的钱粮有限，受招抚的叛乱百姓之多之快，又出乎各方预料，乱民很快就挤占了所有的移民名额，以至于陕甘两省各府县不得不放慢了招募移民的进程。
崇祯为了保证移民能够“走得了、住得下”，避免迁移之路变成血泪之路，而朝廷的财政支持力度又有限，只能是分期分批进行。
然而百姓们却等不起，谁能知道自己是哪一批的呢，毕竟现在就已经活不下去了，更见到朝廷只照顾了那些“乱民”，而根本不顾及他们这些“顺民”。在被逼无奈之下，有些百姓灵机一动，不得不出此“叛乱”下策：“乱民”才会被优先照顾，会优先得到赈济，会优先能够移民。
大明朝廷这种鼓励“叛乱”的政策，给三边总督杨鹤的招抚工作，凭空增添了许多烦恼，使得原本大半年的招抚进程，愣是拖拖拉拉得三四年，给“必先安内”的策略，凭空增添了几分险象。
其实在朝廷中，也早有有识之士上疏，要对乱民给予惩戒，移民优抚之策要优先针对顺民；只是对匪首给予惩戒，却与崇祯的策略相左，最终没能采纳。崇祯的这番应对策略，确实给内部安定增添了不少变数，很是遭到朝野的诟病；但在崇祯三十年后，众人却无不称颂崇祯高瞻远瞩，皇帝深谋远虑，正是“战术正确”与“战略正确”的鲜明对照。
陕甘之乱，给户部的户引重新登记，带来了许多麻烦，但同时也把所有的可能都碰到了，为随后的全国普查奠定了基础。
为了制作那种户照式的户引，宝钞司研制了专门用纸；对于身份铜牌，工部的镌刻匠师刻制了多套各省专用的钢制冲压字模。
字模用钢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以明朝这时冶炼工艺还无法完全做到，但是经过百炼煅打后，小批量生产还是能做到的，再在这种钢材上刻出字来，就更是一项困难的事情，也就是工部的匠师级人物能行。无论是宝钞司研制的专用纸，还是这种冲压身份铜牌，都极大地增加了仿制的难度。
然而户口普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陕甘两省移民登记户引的试行过程中，这种技术性的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仍有那么多的波折，就与户口隐匿严重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移民计划是根据黄册记载的陕甘当地户口而制定，尽管户部也想到这点，却不好向皇帝明说；而崇祯虽对黄册记载有所怀疑，却也未想到这点。由于崇祯制定的政策，确实对陕甘百姓是雪中送炭，许多隐匿中的户口逐渐浮出水面，最后需要移民的数量远超最初计划。也正因此，崇祯的移民计划不断修改，但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却总也赶不上移民的需求，这也可说是叛乱不断的原因之一。
“如何让隐匿户口浮出水面”，户部曾隐晦地向崇祯提出，这个历史遗留的严重问题，不是户部能够自行解决的。因为它涉及到大明的赋役制度，每个在册人户都要缴赋税出徭役，当百姓不堪重负时，自然想着法儿的隐匿户口。
崇祯早就觉着黄册不对劲儿了，连续多年的人口数竟是完全一致，而且大明两百多年的和平，人口才从五千多万增加到六千多万，简直不可能嘛！后世新中国，建国时是四亿人口，十年后再普查就到了六亿，改革开放前还不到三十年，人口已达到十亿。
若想普查出准确的人口数字，必然需要税赋变法配合，只是税赋的变法，是各方利益的再调整，又怎能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变法进行到这里，各项措施已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此中艰难险阻，无不考验着崇祯与他的新内阁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