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被誉为历史上的“贪污之王”，他的财产相当于当时清朝15～20年的财政收入，在他的巨额财产中，绝大部分是他贪污受贿所得。
有一年，有个叫孙士毅的总督，从安南（今越南）回京述职。在前往金銮殿的宫门之外偶遇和珅，和珅一眼就看到他手中拿着一个用珠子做成的鼻烟壶，大如雀卵，雕刻精巧，晶莹剔透。和珅一见，便爱不释手，口中连连称赞，把玩了一会儿，就对孙士毅说，孙大人如果不嫌弃在下的话，能否把这个玩意送给在下呀？孙士毅说是用来进献皇帝的。和珅没想到孙士毅竟然拒绝了他，觉得很没面子，只好掩饰说，只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几天之后，孙士毅又在军机处见到和珅，和珅手拿一个鼻烟壶，正是孙士毅进献给皇上的那个。和珅得意地笑道:此物乃是皇上所赐。
大多数人不像孙士毅那样不懂人情世故，而是积极向和珅“送好处”，为自己谋得利益。据说，江苏吴县有一个大珠宝商，将特大珍珠藏在金制的圆盒里，外面配有精致的小木箱，一个要卖二万金。尽管价格不菲，但是一些官员还是争相购买，还唯恐买不到。有的人问这些官员:你们买如此昂贵的珠子有什么用途啊？这些官员回答说：献给和中堂。
其实和珅的这种贪污行为可以用一个经济学词汇来归结：寻租。那么什么是“寻租”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认为，寻租是指通过国家的保护所产生的财富的转移，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这种努力把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了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降低了社会的生产活动。寻租者通过特殊的地位或者垄断权力将本应该属于别人或者公众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那到底什么是寻租活动呢？
假设一个城市的政府用发放有限数额的经营执照的办法人为地限制出租车的数量，那么市场上的出租车数量就可能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取超额利润。人们受到这种超额利润的吸引就会想办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营业执照。如执照的发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管官员的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们就会争相贿赂这些官员。这便是一次设租和寻租的过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寻租并不一定是政府或与政府相关的行为，寻租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许多行业都规定了特殊的经营群体，由于进入的限制，人们为了进入这些领域，就需要开展寻租活动，争夺经营权；由于特殊行业的管理者拥有绝对的审批权力，所以很多官员也开展寻租活动，争夺这个权力。
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政府干预经济，而政府官员往往凭借着国家赋予的权力，没有成本地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使自己获得好处。形象地说，这些掌握社会权力的官员们，将国家赋予的权力当成一种可以出租获利的物品，对外出租，获得租金。
所以，寻租理论认为，寻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行政干预的存在，行政干预越多，管制越多，寻租的机会就越多，社会资源的浪费就越严重，负面的效益就越大。寻租活动就整个社会效益来说，它创造的是一个负值，并且社会财富是不断减少的。
有人说政府是寻租活动的根源，但事实上，那些不受权力约束的官员才是寻租活动的根源。因为，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政府官员也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要限制寻租活动，首先要通过制度建设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和权力，制止权力的滥用；其次要尽可能依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也就是说减少人为设租的可能性。
除了以上所说的措施之外，最重要的是应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公众对政府的决策、审批有合法的知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