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给小兵打了电话，不一会小兵就回来了。还没进门，他就喊着：“老乔，你想死哥们了。怎么不提前打电话呀”？他走过来往我胸口就是一拳，抱紧我说：“党和人民会记住你的，你深入敌后贡献大大地”！
我说：“”手机没电了，打不了电话”。他胖了好多，我就问梁佳说：“你给他吃的什么饲料，都肥成这样了，杀一个够吃半年的”。
梁佳说：“去你的，没口德”。
我说：“唉！还是有老婆疼的人好啊”！
他们俩就说“你赶紧找一个吧，也老大不小了”。
我笑着说：“我都不急，你们急什么呀”？梁佳就说：“我还想当孩子的干妈呢”！
我跟他们接着就谈了以前朋友的近况，陈少卿当了刑警队长了，郭子当教师了，北辰开了家饭店，生意火爆的很。小兵接着说：“更让我生气的是，振武都成房地产开发商了，肥的流油。要不我们明天吃大户，就他了，不宰白不宰”。
我笑着说：“这你羡慕不来，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接着又说：“今天不行，哥们得回家报到，要不明天”？
他说：“好，我们就说定了，明天不见不散，我负责招呼大家”。
我说：“行，就这样”。接着我们又天南海北的扯了一会，我看时间不早了，就起身告辞。
到了车站，回家的班车已经换成了空调车，颜色也由蓝色换成了绿色，当然车费也涨了。由于中午，车上人不多，中途没怎么停。不到五十分钟车就到了。
我们家是在西北的一座小县城，山峦起伏，小桥流水，风景如画，置身其中有世外桃源的感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县城就以旅游为主，工业基本没有，生活节奏很慢。
我们家住在县财政局的家属区，有三栋楼，这还是当年苏联人援建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风雨雨，依然稳固如初。
作为中国人，我最讨厌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俄国人。他们策划外蒙古独立，霸占我们的外兴安岭等大片领土。作为盟国屡次在我们困难时，屡次背信弃义。虽说老毛子作为朋友翻脸比翻书还快，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专业素质还是很高的，比起国内那些盖豆腐渣工程的孙子好多了。
本来在城市规划中，财政局的那几栋楼都是要拆的。县政府已经给财政局重新盖了一栋家属区，想让这些人从这里搬走。可这些人大多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都习惯了，大多数人都没搬过去，搬过去的都是他们的亲戚和子女。本来政府一对这里没有明确的规划，一看这样，也就顺坡下驴，搬迁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我从小区大门往里走时，看门的老大爷喊道：“你找谁”？
有人曾说：“将人与人之间隔离的不再是大门，而是保安”。这话一点也不假。
我说：“我回家啊”！
老大爷就说：“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就说：“于大爷，你再仔细看看”。
他眯着的眼端详了半天，说：“你是老乔家那小子吧”？
我说：“是呀！于大爷，你终于想起来了”。
于老头是我们院子看大门的，长得很魁梧，剑眉方脸；尤其是他有着和关二爷相似的一双丹凤眼，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他参加过对越反击战，一条腿负了伤，装的是假肢。从部队复员后，闲不下来就在我们小区呆着，一晃眼也二十多年了。
记得小时候，我和院子里的孩子爱在小区里踢球。只要我们一开始踢球，小区里面就乌烟瘴气的，同时还伴随着于老头的吼叫声和我们的欢笑声。后来小区里的坏小子们也都长大了，小区里就剩下些老人们。小区里也安静了许多，显得暮气沉沉。有几次回家，都看到于老头晒着太阳，若有所思。他可能想着战地里的峥嵘岁月，曾经的战友、敌人；抑或是想着我们这群淘气的孩子们。
岁月如一把无情的刻刀，在老大爷的脸还是那个写满了它走过的痕迹。我和于大爷寒暄了几句，从口袋里拿了几盒烟给了他，然后就往家里去。
由于岁月的关系，居民楼的外面显得很破败。楼道里的墙壁刷了无数次，也已经开始起皮。斑驳的台阶记录着无以数计的上上下下，记录着岁月的变迁。
我走到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是父亲，他一看是我，竟然有点手足无措。他激动地说：“赶紧进来吧，路上都累坏了”。
他看起来明显老了许多，鬓角也有了丝丝白发；可能从岗位上岗退下来，不太适应清闲，气色也比较差。
母亲倒是没有多大变化，她拉着我的手说：“怎么不好好吃饭？你看都瘦成什么样子了”。
她又说：“老乔，你去给孩子洗个苹果”。
我说：“妈，不用了，我不想吃”。
父亲就说：“吃一个吧，你妈昨天刚买的，挺甜的”。说着他就去厨房洗苹果去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发现父亲的腰也弯了，我的心一酸。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就如同他和爷爷的关系一样。一个强势父亲和一个叛逆，桀骜不驯的儿子，总有数不清的碰撞。所谓爱之深，恨之切。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村子好多父子关系度比较紧张。哪怕有些人后来不在村里住，来到了城市。甚至有位父亲曾对别人说：“谁要是把女儿嫁给他儿子，谁就先人把人亏了。”对比之下，我和父亲的关系还算好的多了。
过了一会，母亲问我中午想吃什么饭，我说随便什么都行。她说那怎么能行，我只好说那你给我做碗西红柿鸡蛋面。在国外的面太难吃，好久都没吃到正宗的面。她说：“好啊，这个我最拿手了”。说罢，她就去厨房忙去了，就剩我和父亲在客厅。
我和父亲在一块彼此都有一点点尴尬，毕竟我让他那么多次生气。父亲把遥控器给我说：“你看电视吧”！
我把电视打开，他就给我絮絮叨的说起身边的人和事王家的孩子结婚了，取了个延边的姑娘；赵老头去世了，你吕伯伯以前还很精神呢，可前不久中风了，现在躺在床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和父亲之间说话很难超过五分钟。学校要钱的话，也是和母亲要。在家里只要他在这个房间，我马上就会去另一个房间。他在饭桌吃饭，我就会端着自己的碗回到自己的房间吃。我们就像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有有时彼此看上一眼，也会火星四射。现在想起来，当时自己真的很扯淡。
我曾想过造成我们父子关系那样僵化的原因，除了我们村子的‘光荣传统’外；主要是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姑姑家，跟父母相处太少，要彼此磨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