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孙元起高升的消息，后厨使出了十二分力气，仓促之间，竟把晚饭做得极为丰盛。
老赵夫妇和保安们在偏房里面用饭，隔了那么远，都能听到他们欢呼雀跃、推杯换盏的声音。孙元起和自己的几个幕僚则在正堂落座，席间明显安静许多。幕僚们知道东翁即将离开湖北，都到得特别齐，连一直很少露面的陈乾生也难得地出现在酒桌上。
见酒菜齐整、各就各位，首席幕僚杨度率先举起酒杯：“首先，让我们恭贺大人荣升学部左侍郎！”
众人一起举杯：“恭贺大人荣升学部左侍郎！”
“谢谢诸位！”盛情难却，孙元起唯有满饮此杯。搁下酒杯，这才接着说道：“这回职位变动，其实是拍马屁、吹牛皮换来的，算不上真本事。好比是偷来的锣鼓，敲不得、打不得。你们的道贺，我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大人此言差矣！”章士钊道，“所谓当官，无非是做事、做人。大清官场素来有‘三分做事、七分做人’的说法，认真想想，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不能取悦上官，如何能取悦于万千士民？如果处理不好与上官的关系，又如何能处理好僚属、臣民之间复杂的纠纷呢？所以说，要想做事，先要做人。大人在湖北政绩斐然，是为善做事；又能得到上官赞许首肯，是为善做人。做人、做事兼擅，荣升是水到渠成，大人何愧之有？”
众人听得一齐点头：“行严说出我等心中所想！”
杨度此时又举起酒杯：“这第二杯酒，是恭贺大人成为大清立国以来最年轻的汉人侍郎！”
孙元起端着酒杯，有些疑惑地看着杨度：难道清代还有这样的吉尼斯纪录？
杨度先干为敬，然后才慢慢解释道：“大清官场中，汉人和满人是大不一样的。满人可以凭借世袭、门第，年纪轻轻就当上高官。比如振贝子（载振），二十八岁就能做商部尚书，三十一岁任农工商部尚书。再如崇实，翰林院散馆后两年之间，就从正七品翰林院编修升至正三品户部左侍郎。”
“满清皇族子弟几岁、十几岁当皇帝、做亲王郡王也多得是，尚书、侍郎算得了什么？”陈乾生插话道。见大家都盯着他，他连忙喝掉杯中酒：“抱歉抱歉，皙子兄请继续。”
“至于我们汉人，虽然也有世袭、捐纳等进入仕途的方法，毕竟是少数，终究还以科举为正途，而科举中又以进士为正途。古语有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足见中进士的不容易。自立国以来，大清共开科112次，考取满汉进士两万七千名。这些人具体年龄难以尽知，不管从各科状元中可以窥知一二。”杨度抽出折扇，开始得瑟：
“这114位状元中，夺魁时一半以上都已三四十岁。最年老的当数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状元王式丹，当时已经五十有九。而最年轻的，是于文襄公（敏中）、戴文端公（衢亨）和潘文恭公（世恩）三人，都才24岁。然而，于文襄公、戴文端公任侍郎时已四十开外，只有潘文恭公是三十三岁任礼部右侍郎，与大人一般年纪。但大人是学部左侍郎，左侍郎本来就在右侍郎之上，学部次序又在礼部之前，所以大人还是稳胜他一筹的！
“当然，进士中还是有更年轻的。据说前明的乔庭桂十五岁便中了进士，真是骇人听闻！我大清自然也有不少年少才俊，据我所知，朱文正公（珪）便是十七岁中进士的。他在112科、近三万名进士中足以占据前三之位，不过他当侍郎时已经年过五十了。
“在道、咸年间，士林多以点翰林为仕官捷径，认为由翰林院编修、检讨十年可官至侍郎。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惊才绝艳、官运亨通如曾文正公（国藩），从翰林院散馆到担任礼部右侍郎，也花了9年时间。何况其他人！即便如此，要想在三十三岁前任侍郎，也必须在二十三岁前翰林院散馆，即二十岁前中进士。这十多年里，家中还不能有亲人去世，因为一旦守丧，少不得又要耽搁一到三年工夫。
“一来二去，就让你成为了大清立国以来最年轻的汉人侍郎！为了这个，还不值得干一杯么？”
算你狠！孙元起只好苦笑着把杯中酒喝掉。
刚吃了几筷子菜，杨度又第三次举起酒杯：“第三杯酒，祝愿大人步步高升，早日得展胸中锦绣！”
“蒙您吉言！”孙元起不再反抗，直接干杯。
林纾放下酒杯，缓缓地说道：“照此看来，大人他日可为黑头公啊。”
黑头公？包黑子么？
“黑头公，就是头发尚黑，便已经位列三公。”林纾知道自己的东家没啥文化，接着就解释道，“如今三公纯属虚衔，不过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也约略等同古时候的三公了。”
孙元起心道：哥几个醒醒，别说醉话啦！清王朝还有三年时间就翘辫子了，哪里还会再有什么大学士、军机大臣？
刘师培看到孙元起一脸不信的表情，掰着指头说道：“大人你别不信，畏庐先生的话还是大有可能的。经过前年的官制改革，学部位置仅次于外务、民政、度支三部，在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等五部之前。左侍郎与尚书之间又只是一步之遥，只要不出差错、运作得力，四十岁前成为一部尚书大有希望！只要当上尚书，三五年时间，入军机、授任大学士都是手到擒来！”
杨度也点头赞许：“申叔说的没错，但最关键还是侍郎和尚书之间那一步。别看侍郎和尚书之间仿佛近在咫尺，其实却是一道很多人难以跨越的鸿沟。仅举我们湖南乡贤徐树铭为例。
“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进士。光绪十四年（1888），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任工部右侍郎；十五年（1889），正式调任工部右侍郎；十九年（1893），升任兵部右侍郎；二十一年（1895），转为左侍郎；二十二年（1896），以兵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二十三年（1897），调任吏部右侍郎，旋即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九年之间，历任工、兵、刑、吏四部侍郎，最终只不过是从之前的左副都御史升了一级，成为左都御史，连尚书的边儿都没摸着！
“大人此次荣升，可谓春风得意。不过到京城之后，希望能低调做人，认真结交诸位上官和同僚，争取早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孙元起见杨度又有端杯敬酒的趋势，连忙反客为主，先端起酒杯：“敝人自到湖北之后，庶务多有赖于诸君。今天能有些许业绩，并蒙擢升，感激良多。谨以杯中酒水，向各位致以诚挚谢意！”
喝完之后，孙元起拿起酒壶给诸人斟满，顺便问道：“皙子，朝廷发来的谕旨里，提到新任提学使是谁了么？”
“没有。”
“那就好。如此一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处理湖北的剩余事务。”孙元起放下酒壶，“大家再辛苦一段时间，等事情结束，我们到北京之后好好乐呵乐呵。”
“去北京啊……”诸位幕僚顿时神色各异。
幕僚好比后世官场的秘书，领导每换一个职务，幕僚就跟着换一批，只有少部分忠心耿耿、志趣相投的死党才会跟着领导到处东奔西跑，乃至服务一辈子。这五个人虽然未必都是做幕僚的料子，比如林纾天天都在忙他自己的译稿、陈乾生则动辄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然而毕竟相处两三年，关系非常融洽，孙元起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着去北京的：“大家不用担心‘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到了京城，诸位薪金会比在湖北时多出五成。而且我在后海有套宅子，住上几十口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诸位幕僚相互望了望，没有说话。
“当然，如果不想去北京也请尽早说，我争取给大家在湖北谋个体面的差事。”十个指头还有长短，何况各位幕僚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俊杰呢？孙元起知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也不强求，“大家如果没想好，也不用着急回答，反正还有一段时间。”
杨度停下手中的扇子，瞪着孙元起：“百熙，当年一道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你曾允诺‘苟富贵，勿相忘’，如今还算数不？”
“自然算数，只要皙子不嫌弃！”
杨度搁下扇子，双手端起酒杯：“既然如此，以后就叨扰啦！”
“小弟欢迎还来不及呢！”孙元起没有任何推脱，杯到酒干。
现今的五位幕僚中，对孙元起帮助最大的无疑是杨度。有了他的协助，官场上勾心斗角的事情再也不用麻烦自己费脑筋。所以对于杨度的表态，孙元起持十二万分的欢迎。
坐在孙元起右手边的林纾也捻着胡子说道：“老夫翻译泰西文字，请教于百熙之处甚多，不知百熙能继续赐教否？”
林纾是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古文功底极为深厚，往往口述者还没说完，他就已经写好了。但他却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不懂外语，无法选择合适的底本，决定权全在口译者的手上。因此，他曾闹过一些笑话，比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等。
孙元起虽然没读过几本外国文学名著，可是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么？经常提出一些富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再加上在欧美又认识那么多熟人，总能为林纾找到最可靠的底本。林纾对此也颇为感谢，在译作的前言、后记中一再提到孙元起的襄助。
孙元起再次端起酒杯：“畏庐先生说什么赐教？实在是折煞后学了。非常欢迎您一起去北京，后学还想向您请教桐城文字呢！”
刘师培也不甘示弱：“小弟愿随百熙到北京！”
章士钊沉吟片刻，也答应了。
只有陈乾生有些歉意地说道：“百熙兄，小弟自知不是当幕僚的材料，这几年又忙于自己的事情，对于衙门没有任何帮助。然而你对小弟并无一句埋怨之词，小弟实在是既羞且愧！如今百熙兄荣升左侍郎，想来幕下会有更多俊才，小弟恰好在湖北还有些俗务未料理完，就不随大家去北京了。辜负百熙兄好意，还望见谅！”
“既然仲甫有意留在湖北，那愚兄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说实话，孙元起对陈乾生的去留还真不太在意。
“如果可以的话，小弟想请百熙兄把我安排到法政学堂，哪怕当个杂役也行！”
如今湖北法政学堂主要是王宠惠和宋教仁在处理校务，可以想见，里面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息。陈乾生此去的目的，如同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就是要拉帮结派准备造反。
孙元起点点头：“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虽然现在已经有谕旨，毕竟还没有正式离职。即便已经离职，在法政学堂安排一个监督或教务长，冲着自己的面子，难道陈夔龙或后来的提学使还能说出什么来？
随后，又补充道：“仲甫到了法政学堂，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一切总要以学生安全和学校大局为重。”
陈乾生微微一鞠躬：“小弟受教了！谨以杯酒，感谢这些年对陈某的关照，也祝大人步步高升！”(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