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宣告全国书》中评价“皇族内阁”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可谓一语中的。孙元起在这扩大版的“军机处”里，尽管不是最年轻的，但绝对是资历最浅的。
1901年底，孙元起协助学部大臣张百熙处理重建京师大学堂事务，从而被授予正七品衔的国子监博士厅博士、京师大学堂副主办，自此踏入仕途，到1911年5月以学务大臣入阁，前后共用了十年时间。这傲人战绩，被杨度赞为“十年间由入仕而入阁，升迁之速，举世无比”。
不过，这也得分和谁比。要跟载洵比起来，那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出生于1885年的载洵是如今内阁中最年青的大臣，比孙元起小了足足九岁。别看人年纪轻轻，可人家投胎投的好啊，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两周岁时（1887）年便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从此以后便一路青云直上：四周岁（1889），晋辅国公；
五周岁（1890），晋镇国公；
十七周岁（1902），袭贝勒爵；
二十三周岁（1908），加郡王衔；
二十四周岁（1909），任筹办海军大臣；
二十五周岁（1910），任海军部大臣；
二十六周岁（1911），入阁。
人家载洵还在吃奶的时候，就进入体制内，参加革命工作，享受副处级待遇。那时候孙元起还生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没想到以后会穿越呢！等孙元起加入穿越大军来到清末的时候，人家十三岁娃娃便是副厅级的镇国公。等孙元起开始在官场打拼的时候，刚成年的载洵已经子承父业，荣升副部级。这怎么比？所以孙元起每次看见英姿勃发的载洵，都会心生感喟：投胎是门技术活儿啊！
正如卞之琳《断章》中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孙元起有些嫉妒载洵，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官僚也对他嫉妒得发疯：不就是认了一个做大学士的叔祖么？
既然资历浅，又招人嫉恨，所以孙元起知道自己进入内阁之后，便愈发低调，简直比初进贾府的林妹妹还文静几分，准备老老实实地做好“挑帘军机”、“举手常委”。
第一次内阁开会，孙元起按照杨度的指点，特意赶了个大早，老老实实站在外面恭候诸位同仁大驾光临。片刻之后，便看见三位五六十岁的老头联袂而来。孙元起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其中稍微年轻一点的官员便高声问道：“是学部孙大人吧？”
“正是孙某。”孙元起连忙鞠躬抱拳：“初次见面，请诸位大人多多赐教！”
那人哈哈一笑：“孙大人太客气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内阁协理徐大人，这位是邮传部盛大人，敝人梁敦彦，字崧生，忝为外务大臣。”
相互见礼后，徐世昌若有所指地说道：“如今国事孔亟，内外多难，我等臣工正当同心协力，戮力为国，不可自生罅隙，免得让别人看轻了去！”
孙元起暗自寻思：徐世昌的意思，是要内阁中的四位汉人大臣紧密团结，不被满清皇族各个击破？还是他把自己看成是袁世凯一系，暗中点化自己？
没等孙元起闹明白，徐世昌便昂然进入会议室，盛宣怀紧随其后，倒是梁敦彦落后一步，低声问道：“孙大人，有没有听唐介臣（唐国安）、詹眷诚（詹天佑）提起过梁某呀？”
孙元起马上醒悟过来：“梁大人也曾在耶鲁大学求学过？”
梁敦彦点点头：“不错，梁某是首批留**童，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只是尚未毕业便被朝廷急召回国，比不得孙大人名正言顺。如果孙大人不嫌梁某唐突，梁某便称你为‘百熙学弟’，觍颜自称一声‘学长’，如何？”
孙元起马上识趣地拱手行礼：“元起见过学长！”
两人客气一番，梁敦彦接着说道：“既然有同学之谊，自当同气连理。如今在官场中的耶鲁同学，除了你我二人，还有外务部右丞唐介臣、邮传部左参议詹眷诚、沪宁铁路管理局总办钟紫垣（钟文耀）、北洋大学督办蔡述堂（蔡绍基）、海军部驻沪一等参谋官徐季程（徐振鹏）等人，什么时候大家聚聚？”
“元起随时恭候诸位学长！”孙元起摆低了姿态。
就这样，清末民初政坛小有名气的“耶鲁中国校友会”在两位内阁大臣闲谈中有了最初的雏形。
孙元起很快发现，自从当上学务大臣、入了内阁之后，说话明显管用许多，以前经常出现的阳奉阴违现象呈数量级下降。受此鼓舞，他全副身心扑在学部，按照后世的学校制度，结合清末实际情况，对当前的教育机构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一方面是在学部自身机构，按照管理范围重新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等部门；
一方面是对于全国学校布局，提出“以提高学生素质为手段，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完善学科体系为目标，重点发展职业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口号。
对孙元起的这些举动，杨度和张元济都有些不满。
在杨度看来，是因为孙元起刚入内阁，应该保持低调，至少现阶段不能锋芒毕露。君不见，隔壁日本国搞君主立宪，内阁总理和大臣变动速度比iphone换代都快！你要是太嚣张，没准哪天就会被人踢出内阁！万一是惹恼了摄政王载沣，以后别说当选总理大臣，就连再入阁都难了！
京师大学堂前任总监督刘廷琛在孙元起出任学部尚书的时候就主动辞职，接任的便是张元济。张元济不满的主要是孙元起的教育方针。在他看来，中国最要紧的应该是普及初等教育，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脱离愚昧。即便退而求其次，也该是发展师范教育，提高全国的教育水平。最次最次，那也应该发展高等教育，提升国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重点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有什么用？
孙元起却知道，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三次教育统计表，在1909年各省在校学生达16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尽管这距离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的目标还差得非常远，但足以表明各地士绅对于兴建中小学的强烈兴趣，毋庸国家重点关照。而且随着华兴银行开业，经世大学能支配的资金更加丰裕，给蔡元培拨付了更多的经费，让他在全国范围内兴办经世大学附属学校。
至于师范教育，是庚子国变以来的发展方向，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成绩斐然。而高等教育，现阶段需求并不强烈，出国留学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有职业教育是现阶段教育的短板。
职业教育多好啊，一来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直接可以进入工矿企业，避免出现“毕业即失业”的状况；二来可以破解目前中国工矿企业工人技术含量不高，限制工矿企业发展的瓶颈；三是有志向的学生可以在工作中继续钻研，实际解决工矿企业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推动技术进步。
为了表示学部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孙元起身先垂范，依靠北平铁厂，在经世大学附近成立了水木工业学校，聘请沈凤铭、刘庆恩等人分别出任校长、老师，专门负责研究采矿、冶铁和兵工技术。
孙元起实在太忙，每次内阁开会，能请假就请假，不能请假就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戊戌变法、庚子国变时期，孙元起想改变历史走向，可惜有心无力；如今保路运动蓬勃发展，作为内阁大臣，完全有能力改变历史走向，却又变成了有力无心，眼睁睁看着清政府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其间也见识了许多历史的阴暗面。
现在我们谈到保路运动，总会说清政府卖国无能、残忍血腥，屠戮无辜群众，殊不知暗地里“革命同志”也做了不少龌龊事，有些手段甚至非常下作。
比如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便以开会的名义，在衙门里软禁了保路运动的激进派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张澜等人。这些闹事的头头以为赵尔丰要对他们下毒手，便诈称“赵尔丰已经将保路运动之士绅全部杀害”，鼓动成都市民扶老携幼，手捧光绪帝牌位和清香奔赴衙门抗议请愿。
就像后世所有的“爱国运动”一样，期间难免会出现烧杀劫掠——在赵尔丰的奏章里，是这样写的：“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并砍伤哨弁等数人。”——这些行径是爱国人士所为，还是坏人混水摸鱼？是爱国行动的一部分，还是犯罪行为？政府派兵制止是媾和卖国，还是正义之举？谁也说不清。总之，政府兵勇和抗议请愿的民众发生了剧烈冲突，导致三十二人死亡，史称“成都血案”。
血案的结果很奇特：次日黎明，衙门证实被捕诸人未死，民众散去。也就是说，保路运动激进派的首领发现赵尔丰只是软禁自己，并没有加害的意思，便让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至于之前放出的谣言、谣言造成的混乱、混乱造成的死亡，都与革命义士们无关了。而被枪杀的32名民众，是闹事的歹徒，还是杀人的凶手，抑或无辜的百姓，谁也懒得去考究。历史课本只会这样写道：
清廷刽子手赵尔丰屠杀了32名成都爱国民众。
血案发生之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迅速出城，和几个同志把木头锯成小木片，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投入河中。——这像不像如今在网络上发匿名帖、在微博里爆料？——血案发生之后，只要赵尔丰不傻，他最该做的就是稳定局面，而不是去剿灭四川各地。可谁会相信政府呢？大家明显更喜欢这些带着某种危险性的谣言。于是木片随水漂至各地，义军闻声而起。
太祖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就是说，革命并不是课本上描绘的那么光辉灿烂，里面有谎言、有欺骗、有阴谋、有着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只是革命成功了，这些阴暗面会被涂上一层光鲜的色彩，巧妙地加以掩饰。
天下已治蜀未治，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一乱，清廷赶紧调兵入川平叛。
在清末，有两处新兵是最有名的，一处是袁世凯调教的北洋军，另一处则是张之洞麾下的湖广新军。朝廷自然也不会忘记，此次调兵的重点便是武汉的新军。
张之洞在湖北担任总督十多年，杰出贡献除了发展工业，就算编练新军、推广教育，后两者正是革命的温床。本来新军在保守的官僚带领下，对革命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等新任湖广总督、顽固派瑞澂带着部分新军前往四川平乱的时候，空虚的武汉三镇立即就成了暴乱的源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紫禁城的黄昏终于到来。(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