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孙元起电报的时候，宋教仁已经返回上海。在此之前，他先后奔波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为国会竞选作最后一搏。
宋教仁最初预定的目标是联合共和党中的老同盟会会员，为国民党争取更多的选票，尽量压缩新中国党、共和党的生存空间，力争把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份额从初选的36%提升到40%以上。如果能超过新中国党、共和党的份额之和，那是最好！即便不能，也要为国民党单独组阁创造条件。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在国会议员复选完成之后，国民党的份额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了两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第二大党新中国党却逆势上扬，增长了两个百分点，二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34个席位。这还是在中央学会、蒙古、西藏、华侨等几个界别的议员人选尚未决出的情况。谁不知道新中国党在这几个界别中占据绝对优势？如果全部决出的话，只怕二者之间的差距还会缩小，甚至反超也不是不可能。
宋教仁只好怏怏不乐地返回上海，住进了黄浦路的慧中饭店。
当天晚些时候，他的至交好友仇亮来访。见宋教仁有些神情不属，寒暄之后仇亮便关切地问道：“遁初贤弟为何如此郁郁寡欢？”
宋教仁也不多掩饰：“此次国会选举，我党一败如斯，宋某实在是愧对江东父老，哪还能高兴得起来？”
仇亮安慰道：“遁初不必太过介怀！此次我党选举失利，实在非战之罪，谁能想到孙元起那厮居然如此大胆，竟敢不顾可能引起的沙俄干涉，在国会选举前夕大举出兵北上征蒙？——当然，我们也只是稍稍有些失利而已，并不影响大局，毕竟我们还是国会第一大党嘛！”
宋教仁摇摇头：“虽然我们还是第一大党，但在国会中的影响力却大不如前。”顿了一顿又接着说道：“去年同盟会改组和国民党成立，蕴存兄也是亲身参与者，应当知道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是强烈反对的。宋某一再强调，改组的目的是单纯为争取国会多数席位和竞争组阁的需要，才勉强说服众人。至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准我们能够入主内阁，才降尊纡贵和我们合并组党的。
“如果我们这次能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并进而组建纯粹政党内阁，之前的一切质疑与抱怨自然都会荡然无存。但现在我们竞选失利，尽管勉强保住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组建纯粹政党内阁的希望非常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党内党外不会发出其他的声音！”
仇亮道：“遁初，当初我们改组同盟会、成立国民党不就是为涤荡瑕秽以适应时代发展么？只是那时为了壮大声势以应对国会竞选，难免有些泥沙俱下，致使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的国民党才将将与十万党员的新中国党席位大致持平。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或许通过这次竞选失利正好可以汰除那些趋名逐利的势利之徒，提升我党的战斗力！”
宋教仁良久才长叹一声，缓缓说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听到宋教仁说出《论语》中的这句话，仇亮的心脏突然狂跳几下，表面上却依然平静地问道：“遁初何出此言？”
宋教仁道：“当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均已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故而主张同盟会不参与政治，以在野党身份从事实业建设；克强先生也认为同盟会应该以建设为要务，奋发于实业。但宋某却不赞成孙、黄两位先生的看法，认为应当以同盟会为基础成立一个全新政党，通过议员竞选控制国会，组建纯粹政党内阁，从而实现民生主义，维护民主共和国制度。孙、黄两位先生不以为忤，思忖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宋某的见解。
“对于同盟会改组，当时很多老会员是强烈反对的，认为同盟会系我党同志数十年流血牺牲造就而成，今日当以生命维护荣光，岂能轻易改名？改名之后，闻讯失声痛哭者大有人在，像广东同盟会更是拖延至月前才刚刚改名。现在同盟会之名已改，执政党之实未得，如果党内同志群情激昂陈书上请，你觉得理事会将如何处置我？”
仇亮喉咙有些发干，涩声说道：“你现在就是代理理事长，理事会又怎么敢处置你？”
宋教仁却没有回答仇亮的问题，而是自问自答道：“只怕难免会有人要借宋某项上人头一用吧？反正还有很多人觊觎我这个代理理事长的位置！”
仇亮很想问问是谁敢借他的人头，但最终没敢问出来。
从那天开始，宋教仁虽然仍在宁沪各地演讲，口风却为之一变，除了继续高谈阔论纯粹政党内阁外，开始大肆抨击起袁世凯、赵秉钧政府来。比如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上就尖锐指出：
“自民国成立至今已有两年，但纵观政府所作所为，除了义务教育之外，几乎无一善政可言。有些方面不仅毫无善政，甚至是毫无作为、害国害民，比前腐朽昏聩的清政府更加颟顸，比如财政问题。
“可以这么说，政府对于财政的支出与预算全无半点计划。如今国内军费日涨，对外赔款又重，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面对如此局面，各级官员皆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真真算得上是‘司农仰屋’了！而财政总长只知道向各国银行团借款，今日五百万，明日一千万，以此缝缝补补的办法勉强维持政府运转。列强现在也知道中国的窘境，经常以借款为条件，千方百计要挟政府以达到索权割地的目的。
“为什么政府会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置若罔闻，半点不萦于心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很快即将逊位交权，所以对任何问题都敷衍了事。最后，他们把难以收拾的局面交给了下届政府，遗祸千秋万代。如果我们现在批评他们，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称之为‘维持现状’。
“什么叫维持现状呢？好比有个病人生命垂危，路过的医生见到后却不肯对症下药，只肯开一剂参汤勉强维持病人的性命，维持病人当前的症状。我们能说这位医生尽到了医者的责任么？显然不能！所以说，维持现状就是当今政府最罪无可绾之处！”
宋教仁的尖锐批评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以为他大力批判旧政府的目的，是为将来自己组阁营造舆论基础，扫清执政障碍。但同时也引起包括孙元起在内的很多人的猜疑：国民党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在参众两院只得到34%的席位，远远没有达到简单多数，怎么就这么笃定自己能够组阁执政呢？
孙元起尽管疑惑，但为了在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拟定未来一年的工作打算，还是很客气地向宋教仁致电，隐晦地表明了合作的愿望。信中写到：
“遁初理事长大鉴：京华违教，忽忽数月，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正式国会召开在即，京城之中谣言四起，人心动摇，时事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贤弟。而国家建设大计亦亟待商筹，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至祈勿却为盼！孙元起顿首。”
作为宋教仁以前的老领导，孙元起觉得自己的姿态已经够低的了，他多少应该给点面子才是。谁知过了三四日，宋教仁才勉强回电，上面只有干巴巴的几句：“高情厚谊感佩莫名，然沪上事务繁杂，京中政局晦暗难明，须择机方可北上。冒犯之处还请海涵。即颂我公大安！”如此程式化的回复，让孙元起很难寻摸明白其中的具体意味，杨杰、陈训恩等人也难以说出子丑寅卯来，杨永泰甚至怀疑国民党是不是跟共和党勾搭上了。
估计在这个世上，只有仇亮才知道宋教仁这番举动的真实意图：
发表抨击袁世凯、赵秉钧政府的言论，一方面是在虚张声势，以预备组阁执政的姿态压制党内的分裂势头以及反对言论；另一方面就是在拉仇恨，希望通过挑起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为组阁失败找到合理的借口，也希望通过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能让国民党感到强大压力，从而消灭分歧团结起来一直对外。
至于不敢进京和孙元起会晤，道理更简单。现在宋教仁就是在吹肥皂泡，稍微轻轻一捅，闪烁着五彩六色的气泡就会炸裂，哪里敢和孙元起当面锣对面鼓地斗宝？——当然，即便孙元起不捅，肥皂泡也会自己炸裂的，因为正式国会4月份就要正式召开，距今最多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好友，也是为了自己和政党，仇亮决定助好友一臂之力。
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本来就是位于金字塔顶端，屈指算来，真正能救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这不多的人里，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是国民党正牌的理事长孙中山。
可现在孙中山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