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临时参议院也于同日宣告解散。
之前临时国会只有参议院一家，议员人数也相对较少，所以一直借用前清资政院旧址办公。——当然，这个地盘原先也不是资政院的，而是京师法律学堂的校舍，因为京师法律学堂与京师法政学堂、京师财政学堂合并组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这个校舍就空了出来，正好改为资政院会场。——现在正式国会却有参议院、众议院两家，人数已经逼近千人大关，自然不可能再挤在一起开会。
早在去年国会选举之初就有聪明人想到了这一点，报经内阁和大总统府批准后，决定人数较少的参议院仍然使用前清资政院旧址办公。至于人数较多的众议院，则利用资政院东侧的原财政学堂校舍改建成一座会堂，作为众议院的办公地点。会议首日就选在这里召开。
这一日风轻云净阳光和煦，京城大街小巷都悬挂着五色旗，颇有后世国庆节的氛围。从上午9时起，议员们就身着特制礼服，陆续来到众议院新落成的会场。孙元起作为中央学会会长、社会名流，也被应邀列席典礼。
午前11时，国会开幕典礼正式开始，拱卫军鸣放108响礼炮以示致敬。随后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并代表全体议员公推议员中年事最高的云南参议员杨琼担任会议临时主席。
话说杨琼这个人比较有意思。他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据说是少数民族（白族），不知道是时乖命蹇考场蹉跎，还是后知后觉大器晚成，直到四十五岁时才勉强考上举人。要按现在的公务员招考条例，纵使他有博士学位，也会被挡在门槛之外。好在清朝对公务员的年龄要求比较宽松，他顺利进入仕途，并担任晋宁州学正等职。
但他很快又从官场脱身，转而投身教育事业。庚子国变后，全国大举兴办教育，他已经年近六旬，依然奉命出使日本考察学务，并从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毕业，回到云南继续从事教育。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孙元起倒很想邀请他到经世大学做以场演讲，好好谈谈他的求学经历，让学生们真实体会到什么叫“学无止境”、什么叫“老当益壮”。
紧接着是袁世凯特派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登台致贺，并诵读袁世凯的颂词，声称：“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最后还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仿佛前几日提议暂时关闭议会是另外一个人，这不由得让孙元起感到阵阵恶寒。
虽然国会已经召开，但你千万别指望能像后世那样十多二十天就胜利闭幕。在真实历史中，这一届国会从4月8日开幕，到10月7日选举出黎元洪为副总统，正式完成所有议程，前后整整花费了六个月的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他们不过就是选举了议会议长、民国大总统副总统，通过了内阁名单而已。
这哪是什么选举？分明就是熬鹰！
纵观中国历史，估计只有号称“史上第一拖拉”的两院院士增选，才能在拖沓程度上和这届国会一拼高下。两院院士增选从1991年后步入常态，两年增选一次，增选在奇数年举行。选举从元旦发布提名候选人通知算起，经过提名候选人、归口部门遴选、院士评审、选举等四个环节，非得等到十二月份才姗姗公布，前后足足花费一年时间。而后还要休整一年。仿佛每次增选都伤筋动骨，非得调养一年才能恢复元气似的。足见其拖拉程度！
最初孙元起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号召本党议员积极推动会议的进程，但很快他就转而万分感谢国会选举的拖沓，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三件大事，让他充分认识到在民国初年担任内阁总理是件多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件大事是四月底、五月初白朗叛乱的日趋严重。
去年年底，时任河南都督的张镇芳为了避开孙元起，离开省会开封亲赴豫西南一带督导大军剿灭白朗叛匪。事实证明，由一个不谙军事的都督来指挥平叛完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白朗利用本身骑乘骡马、没有辎重的速度优势，在北自开封府禹州、南至桐柏山一带广袤的丘陵地带纵横决荡，甚至一度沿着蒋作宾麾下湖北第一混成旅的防线，切入到了湖北德安府的随州地界，吓得正忙着整军的段祺瑞一身冷汗。面对飘忽不定的叛军，张镇芳不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反而根据各地报告的匪情，命令部队跟在白朗匪军屁股后面四处围追堵截，使得参与围剿的各部北洋军、巡防营疲于奔命，不时被白朗抽冷子剿灭一部分。张镇芳剿匪不成，反而变成了运输大队长，赠送的武器弹药让白朗叛军日益强大。
到了今年四五月间，白朗叛军摆脱豫、鄂两省官军的兜剿，突然挥师北上，利用长途奔袭一举攻克唐河、禹州两座县城。此时白朗军已经扩大到五六千人，半数兵员拥有快枪，甚至还有一批机枪和六尊大炮。随着队伍声势日渐浩大，各地大批灾民、散兵游勇、绿林好汉纷纷加入其中。根据孙元起的情报，连日本人和南方革命党都曾秘密派人与白朗进行商谈，尽管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意图合作的目的却昭然若揭。
眼见白朗叛军在豫西坐大，并大肆剽掠，正在京中参加国会的河南省议员郑重地向袁世凯提出了质询案。现在大总统选举八字还没一撇，袁世凯自然不敢节外生枝，只好不顾兵力、财政双重紧张，抽调直隶山东两省的北洋劲旅对白朗叛军进行大规模围剿。
第二件大事是民国政府面临巨大财政困难。
到了四月份，民国政府国库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借款不仅抵无可抵、押无可押，甚至连合适的借口都找不到。4月10日，财政、海军两部以订购舰艇的名义，分别向德商瑞记洋行和奥地利下奥证劵公司分别借款120万英镑和200万英镑。其实哪是买什么舰艇？就是国库没钱，财政濒临崩溃，借用这个名头来借点钱来接济一下。
迫不得已，民国政府不得不重启之前唐绍仪与六国银行团商谈的善后大借款。或许袁世凯是想要一劳永逸，此次借款金额竟然高达2500万英镑。正因为借款金额巨大，六国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比如债券9折出售，借款指定用途，借款要事前扣除各项赔款外债，以全国盐税及关税余额为担保，审计用途须聘请洋人为顾问等等。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条件再苛刻，袁世凯也只能咬牙认了！
不知是袁世凯担心夜长梦多，想要尽快办妥此事，还是担心国会从中阻挠，所以故意绕开国会，签订这么巨额的借款合同时居然没有经过国会同意！而且合同中规定要聘请洋人作为财务顾问，偏偏眼下俄国正怂恿外蒙独立，全国上下都在极力拒俄，袁世凯却要逆施倒行聘用俄国人，如何不激起国会议员和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应？更不巧的是在签约次日，发生了第三件大事，即刚当选参议院议长不久的宋教仁离奇地在寓所里被人暗杀。
宋教仁遇刺消息一传出，顿时全国为之震动，孙元起也忍不住喟叹历史车轮的强大惯性。参众两院更是怒不可遏，将其视为对国会权威最严重、最恶劣的挑衅，责令大总统袁世凯与内阁总理赵秉钧限期查办此案，给国会和全国民众一个交代。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听闻消息也极为悲痛，立即由长崎致电国民党北京本部和上海交通部，令党人合力查出宋氏被刺的凶犯，以谋昭雪。至于他为何只致电党内，而不致电大总统府、国务院和议会，个中原委就很值得玩味了。
蹊跷的是，就在赵秉钧为破案焦头烂额之际，两名凶手先后在天津日租界和上海被擒获，供词矛头直指袁世凯、孙元起二人。在天津日租界被捕的是名青年，据信是经世大学在校生、新中国党党员，声称为扫除新中国党执政障碍、报答孙先生的厚恩大德，所以才秘密联络同志之士联手枪杀宋教仁。孙元起倒是很想去天津看看这名学生，结果还没动身，该名学生便死在监狱中。报纸上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是畏罪自杀，有人说是严刑逼供伤重而死，还有人猜测是孙元起杀人灭口。
而在上海被拿获的则是北洋出身的老兵油子，前不久刚刚被裁撤出军队。他参与谋杀宋教仁是因为宋教仁密谋策划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所以他想为四万万同胞除去此元凶大憝。随着审问的一步步深入，他与总理秘书洪述祖商议刺杀宋教仁的来往函电也逐渐浮出水面。
很快，两名凶手的供词以及与洪述祖之间来往函电作为案件主要证据，被分别发给大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以及各大报馆。国民党报纸是全文刊登，而新中国党和北洋系媒体则是极力辟谣，并进而指出宋教仁遇害是国民党内讧，死于自相残杀，这些证据纯属捏造，目的是想栽赃陷害。对此全国民众的反应是，如果证据属实，那么赵秉钧乃至袁世凯都难脱干系；至于孙元起，应该不会参与到这件事中，即便那名学生真的是凶手，那也是个人行为，和孙元起无关。
或许，这就是好名声的益处吧？
证据公布后，孙中山马上中断在日本的访问，迅速返回上海，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召开会议，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北方，为宋教仁报仇雪恨；并把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理解为意在扩大北洋军队，企图以武力解决南方革命势力。国民党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先发制人。
但国民党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比如黄兴就倾向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在他看来，以现在国民党手中掌握的武力，北伐根本毫无胜算。现在国会正在召开，宋案的证据又在我们手中，如果真要想为宋教仁报仇雪恨，那就携带证据北上在国会中弹劾赵秉钧乃至袁世凯，岂不事半功倍，更加稳妥？
当然，以黄兴为首的法制派和以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为中心的政党政治派因为主张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被居正、马君武、李烈钧等人毫不留情面地冠上了“亲袁派”的罪名，并加以严厉批判，甚至威胁开除党籍！
至于内阁总理赵秉钧，被泼上污水之后，不得不发表通电为自己辩白。可惜收效甚微。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不得不向袁世凯提交了辞呈。
听说赵秉钧提交了辞呈，孙元起反而忐忑起来：这三件事搅和在一起，完全就是政府军事、财政、政治全面崩盘的节奏！如果袁世凯批准赵秉钧辞职，提名自己担任总理的话，自己能应付得了这么复杂的局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