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那位太监对陆挚说：“皇上爱钱，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人们怕招来灾祸，都不敢言，你为什么要惹恼皇上呢？你太不识趣了。”
陆挚谢过太监，认真地说：“如果计较个人得失，那么我是不会犯险的。现在情况危急，百姓受难，我们做臣子的都不出头，朝廷还能存在吗？为国为民，都值得我冒死进谏啊。”
德宗皇帝后来变本加厉，他竟暗谕各地藩镇给他进贡，并将进贡多寡作为升迁的重要条件。
宰相李泌认为德宗荒唐，他劝谏德宗无效，伤心地对陆挚说：“皇上财迷心窍，看来是不可救药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陆挚心急如焚，道：“我不能眼见江山一步步走向消亡，我还要死谏。”
李泌摆手说：“我和皇上争辩几句，皇上便大为不快，何况你呢？我们是无能为力，还是不去惹祸的好。”
陆挚心潮激荡地说：“我能位列朝班，辅助天子，图的不是个人富贵。时下皇上处处胡为，我不进言规劝便是小人一个，这比杀死我还要难受。”
陆挚谢绝了所有人的劝阻，他当面对德宗说：“让皇上不高兴，绝不是我的本意，可让皇上自坏根本，就是不忠的小人了。皇上命藩镇进贡，藩镇势必会加紧榨取百姓，百姓被逼急了，他们没有活路，只能走上造反一途，难道这是陛下所希望的吗？”
德宗无法作答，只是拂袖而去。朝中奸小想借此铲除陆挚，他们进谗说：“陆挚和陛下作对，表面上是为了朝廷，可实际上他是为自己捞取名誉啊。他对陛下不敬，不能让他如此嚣张。”
德宗总算没有彻底糊涂，他止住了进谗的人，意味深长地说：“陆挚几次险遭杀身之祸，为了名誉谁会这么干呢？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朕也拿他没有办法啊。”
陆挚担任宰相时，掌管户部度支事务的大臣裴延龄为讨取德宗欢心，竞谎称从粪土中挖出银子13万两，献给了德宗。
陆挚找到裴延龄，怒斥他说：“你身为朝廷大臣，为了升迁竟欺君害民，谁会相信你的鬼话呢？”
裴延龄说：“让皇上高兴，也是臣子的职责，你为何认真呢？”
陆挚写了篇《论裴延龄奸蠹书》，历数裴延龄七大罪状，准备呈给德宗。陆挚的亲友一致反对说：“裴延龄若没有皇上撑腰，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这件事极不光彩，你若揭发，皇上为保颜面，一定会加罪于你，此事凶多吉少，断不可行。”
陆挚坚定地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纵有万险，又有何惧？”
陆挚毅然上书，结果德宗大怒，将他贬为忠州别驾。陆挚并不后悔，他说：“我最看重君子的名声，我视之为生命，如今所幸生命犹在，其他的不足虑也！”
完美的本相
有缺陷是世界的本相，这就决定了追求完美不仅不智，而且不会成功。处处追求完美，无异于枷锁缠身，人是难得自由的，生命也会随之枯萎了。
明朝的崇祯皇帝是亡国之君，但他的勤勉却是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罕见的。崇祯鸡鸣而起，夜分不寐，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常常焦劳成疾。
崇祯即位之初，朝廷内外都被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所控制。17岁的崇祯不露声色，暗中运作，一举铲除了魏忠贤及其阉党，赢得了天下臣民的称颂。
当时明朝已走向末路，乱象横生，兵祸不断，崇祯决心治乱，他对群臣说：“世之祸变，全在用人不当，治心不切。朕不会容忍你们骄纵无为，无心国事，朕是有过必罚的。”
朝廷积弊已久，群臣也懒散惯了，对崇祯的话并不放在心上。
一日，崇祯亲自到朝房中巡视，发现有一位大臣没有当值。崇祯大怒，立即命人将那位大臣抓来斩首。有人求情说：“陛下图治，也不能操之过急，何况此人平日勤勉，实属偶犯。”
崇祯没有听从，又将求情之人杖责痛打，他恨恨地说：“你们事事辩驳，难怪有诸多祸难，朕不想当亡国之君，首先要清除你们这些亡国之臣！”
崇祯二年（1629年），天下大旱，崇祯忧心更重，他对群臣说：“上天降灾，必是你们有过所致，你们还要推托吗？”礼部侍郎钱象坤上奏说：“天有天灾，人有人缺，这并不奇怪，陛下不要过于深责了。陛下当务之急乃是设法救灾，惩治大臣只会人心浮动，更不利于成就大事。”
崇祯训斥钱象坤一顿，遂命群臣自我反省。群臣心中不服，私下议论说：“皇上苛求于人，揽功推过，他是要求我们人人都是圣贤啊！朝廷祸患已非一日，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崇祯对群臣心存猜疑，谁也无法让他满意。他常哀叹无良臣可用，以致极有才干的袁崇焕也得不到必要的信任和权力，最后蒙冤惨遭杀害。
崇祯在位17年，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对于他频频换人，有的大臣曾劝谏说：“治乱非一日之功，陛下不要对大臣要求太高了，各方面都完美的人并不存在，陛下如果这样求贤，那么只会误事，无人可用了。”
崇祯自大独断，坚持说：“朕求治心切，岂容庸人久占禄位？现在是多事之秋，非大贤难以救之，朕不敢有所疏漏了。”
群臣惶惶不可终日，都在苦思明哲保身之策。
一日，前方战事紧急，崇祯召集群臣问计。崇祯连问数遍，群臣并无一人作答。崇祯于是大怒道：“国有危难，刻不容缓，你们就是这样尽忠吗？”
群臣回答说：“臣等愚钝，一切还请陛下明示。”
崇祯怒不可遏，只得自作主张。事后，崇祯身边的太监对崇祯说：“陛下从来对群臣不满，他们哪里还敢说话呢？陛下若能得群臣相助，还应对他们宽容一些。”
崇祯冷笑道：“臣子无能，是国之不幸，朕只好自挑重担了。
崇祯至死都在责备其大臣，他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277年之天下，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四、容人忍事不树敌小心驶得万年船
身处困境的弱者孤立无援，很容易产生极端的想法。他们处处受制，央告无门，一旦情绪失控，违法乱纪的事便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在困境中不生邪念，不是圣贤难以做到，但压制自己的欲望，不让它泛滥成灾，有理智的人都能为之。
西汉时，朱建曾是淮南王黥布的相国，黥布准备谋反时，朱建一再劝他说：
“汉皇帝刘邦待你不薄，我们的实力又远比不上朝廷大军，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了。大王一旦反叛，不仅会落下不仁不忠的名声，还会有性命之忧。”
黥布不听，说：
“刘邦步步紧逼，无端猜忌，我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与其坐以待毙，何如倒戈相击呢？”
朱建流泪说：
“正因我们处境艰难，大王才要事事慎重，勿起反念。倘若大王举旗造反，不是正中了刘邦的圈套？大王若能请罪表忠，刘邦便没有了剪除我们的借口，这对我们更有利啊。”
黥布执意反叛，结果兵败身死。
朱建因为劝谏在先，汉高祖刘邦便没有治罪于他，反而封他为平原君，让他迁至长安居住。
朱建有职无权，是个闲差，又兼他为人正直，不置家财，所以日子十分清苦。
一日，朱建的亲友从家乡到长安来看他，见他每日食粥，惊讶地说：
“我以为你当了大官，必定是锦衣玉食，怎会是这个样子呢？”
朱建回答说：“官与官不同，你用不着大呼小叫了。我能大难不死，已属万幸，还求什么呢？”
朱建的亲友说：“既然为官，总要讲究体面，否则会让人笑话。”
朱建叹气说：
“我也有过不好的念头，但一想关乎名声，牵扯乱法，我便只能不敢为之了。穷困可以捱过，犯罪却是难逃，还是平安无事的好。”
朱建的母亲死时，由于家贫，朱建竞无钱发丧。他对天大哭，自责不已。
辟阳侯审食其同情他的遭遇，送他黄金百斤，让他为母亲治丧，且说：
“你穷不丧志，不贪不占，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我敬佩你的君子之风，请务必收下我的一点心意。”审食其是吕后的宠臣，名声并不好，朱建有些犹豫，咬牙说：“谢谢大人的关心，我虽穷，但终有办法的。”朱建不要审食其的馈赠，审食其有些急了，大声说：“我并不有求于你，也无一点私心，你为何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你是大孝之人，难道忍心不为老母亲办丧吗？”
朱建见他至诚，遂打消疑虑，接受了他的黄金。
这件事让朱建永不敢忘，他常对家人感叹说：“我安于贫穷，不想欠下了审食其的人情，我们不能不还啊！审食其人多非议，可这件事我们能不感谢他吗？”
后来，审食其和吕后的奸情被人告发，汉惠帝大怒，准备杀掉他。危急时刻，审食其派人来见朱建，求他设法相救。
朱建不肯与来人相见，却登门求见汉惠帝的宠臣闳籍儒，说：“皇上宠幸于你，天下皆知，如今太后的宠臣审食其下狱，都说是你进谗言的结果。如果审食其被杀，太后会饶了你吗？倘若你主动出面营救，太后必会感激你，如此，皇上、太后都对你垂爱，你就再无忧虑了。”
闳籍儒一听有理，连忙去向汉惠帝说情，审食其得救了。
审食其当初听说朱建不与他派去的人相见，曾骂朱建忘恩负义。后来他知道朱建用计将他救出，顿感羞愧。他亲自登门向朱建致谢，问道：“先生做事如此神秘，为什么呢？”
朱建沉重地说道：“我一个穷困之人，若让人知和大人结交，岂不让人猜疑？我救你是报恩，我是不想救你不成，反遭灾祸啊！”
要有仁恕之心
宽恕他人必须发自内心，不能抱着功利的目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才能换来他人的将心比心；对他人的真正理解，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身处困境不应成为不能恕人的理由，此时不失仁恕，尤能助人摆脱困境，获得意外的惊喜。
南北朝时，西魏的权臣宇文泰掌握朝政，文帝元宝炬只是个傀儡。时任大行台左丞的苏绰是宇文泰的心腹，他协助宇文泰治理西魏，进行了许多变革，遭到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给他加了不少罪名。
宇文泰相信苏绰的为人，对所有人的控告不加理会，他对苏绰说：“我是信任你的，你如果想惩治他们，我一定为你出气。”
苏绰开口道：
“变革举步维艰，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这个时候惩处反对我的人，只会使人心惶惶，发生动荡。我请求宽恕他们。”
宇文泰摇头说：“你太仁慈了，这只能让他们越闹越欢，增加对你的诬陷，你甘心这样吗？”
苏绰平声道：“我以仁恕之心待人，不是向他们示弱，而是想感化他们啊。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绝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为难他们，我这样做是为了朝廷的长治久安。”
苏绰没有任何报复举动，大出反对他的人的意料。这些人相信苏绰此举不是假做，遂生愧疚之心。
一天，一位反对苏绰最强烈的大臣拜见苏绰，对他说：“你不和我们计较，可见你大人大量，难道你真的不记恨我们吗？”
苏绰道：“我非圣贤，生气总是有的。不过我能宽恕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
大臣连连陪罪，不解地问：“你太客气了，你给我们恩典，如何是为了自己呢？”
苏绰诚恳地说：“我报复你们，你们必记恨在心，寻机泄忿，如此冤冤相报，无尽无休，只能是两败俱伤。我现在得势，你们奈何不了我，一旦我失势，你们还会饶了我吗？眼下我们不结仇怨，我也没有担惊受怕的那一天了。”
大臣听完更受感动，他对其他大臣说：“苏绰有心宽恕我们，却毫不居功，他这样大仁大义，难道我们还要和他作对吗？”
反对苏绰的人一时纷纷反正，成了苏绰的坚定支持者。
夹缝中生存的投机家们
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没有真情实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而大行朝三暮四之计，这是一切政治投机家的共同特征。
唐玄宗天宝年间，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三个乱世奸雄相继登台表演。他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大打出手、相互倾轧。一些卑劣厚黑人士乘时而出，因缘竞进，在三奸勾心斗角的混战中推波助澜，从而加剧了大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政局的混乱。吉温正是这些卑劣厚黑人士当中表演最为充分、也最为丑恶的一个。
吉温是个手辣心狠的酷吏，而这又与他贪图功名且急于求成的品性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功名之心太切、权势之欲太强，所以他才会沦落成为一个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成为一个不问是非、不计亲疏、见风使舵的小人。
天宝初年，吉温担任了万年县尉，大宦官高力士的私宅就在其辖境之内。当时高力士经常留居禁中，很少出宫还家，但每次只要他回到家里，吉温必然要亲往其府拜访探望，极尽殷勤。高力士对他十分喜欢，两人“握手呼行弟”，又“爱若亲戚”。吉温靠着高力士的关系，不仅化解了与顶头上司的旧怨，而且还被“引为首官，荐之于林甫”。
吉温依附李林甫之时，正是李林甫一手遮天的阶段。他扮演着李林甫的心腹亲信与打手的角色。当时李林甫起大狱，诛逐贵臣，收张其势，吉、罗二人治狱案，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靠了这样的努力，李林甫很快就提拔他做户部郎中兼侍御史，对他“掩以爪牙”。
吉温曾向李林甫表白忠心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他以为，只要抱紧了李林甫的粗腿，出将入相乃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他鞍前马后辛苦了几年却官职依旧，他既对李林甫不肯“超擢”自己而深怀怨恨，更为自己升迁太慢而忧心如焚。情急之下，便生出改换门庭、另寻靠山的念头。当时杨、李二人“交恶若仇敌”，相对虎视，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吉温见杨国忠日益贵幸，步步高升，便毫不犹豫地“去林甫而附之”，成为杨国忠手下的一员战将。吉温反水之后，立刻就竭尽全力去为杨国忠建功立业。他一面“教其取思”，借玄宗之力压迫李林甫，一面协助杨国忠四处搜寻证据，接连把李林甫的党羽治罪贬官，赶出京城，使李林甫丧失了心腹亲信，元气大伤。他还出面游说安禄山，让安氏与杨国忠联手，诬告李林甫谋反。他的这一番活动，很快就使李林甫陷入被动境地，在忧愁恐惧之中死去。由此，吉温就成为杨国忠跟前的大红人。
不过，吉温这次投靠杨国忠可与上次依附李林甫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一边与杨国忠打得火热，一边又对安禄山暗送秋波，与安氏“约为兄弟”，呼之“三兄”。天宝十载，安禄山又加任河东节度使，吉温曾与他密谋说：“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此计后来虽然因故未行，但两人的感情和关系却由此更加密切起来。安禄山因此宴请玄宗，委任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河东事悉以委之”。
吉温脚踩两只船，本是出于狡兔三窟的考虑。他同时受宠于杨、安二主，也曾经自以为得计，高兴一时。但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又成不能两立之势。杨国忠为了拢住吉温，便将他召回京师，委以御史中丞的重任。但吉温却不领情，他以为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干儿，在玄宗面前又很受宠，加上重兵在握，将来一定能取代杨国忠。所以他虽然表面上与杨国忠虚与委蛇，实际上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安禄山安插在朝廷中的耳目和坐探，“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天宝十三年正月，反心已决的安禄山入朝，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吉温的内应作用，他又奏请玄宗任命吉温为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及四副使。杨国忠由此而知吉温已经叛他而去，又恼又恨。安禄山离京师不久，杨国忠就借故将吉温罢官，贬出京师。天宝十四年正月九日，吉温被杨国忠杖杀于狱中。这个一生都在梦想高官显禄的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最终也没有实现他出将人相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