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几个人一起走下楼来，曼弗雷德和阿尔丁杰帮助隆美尔穿上了皮大衣。隆美尔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皮钱包来，他打开看了看：“这里还有150个马克，我把这些钱带去好么？”“元帅，现在这一切都没什么关系了。”阿尔丁杰含泪说道。隆美尔谨慎地把钱包放在口袋里，走过了大厅。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兴高采烈地在他的后面乱跳着。布格道夫和迈赛尔正等在花园大门的附近。当隆美尔走近他们时，两位将军都举起右手敬了礼，布格道夫还高喊了一声：“元帅！”
死神在悄然走近
1944年8月，隆美尔在重伤刚刚有所恢复时就通过新闻媒体正式向英国人宣布：我现在还没有死，而且我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死去的。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跟英国人比起来，有很多德国人却更想让他死去。
几乎就在隆美尔发布自己不会轻易死去的那份声明的同时，希特勒正在东普鲁士的地下室里叹着气，他一手拿着那副刚刚摘下来的金丝眼镜，另一只手紧紧地捏着一份秘密警察不久前送来的一份文件，文件里写满了秘密警察控告克鲁格和隆美尔涉嫌“7·20”事件的证据。随后，他叫来了约德尔：“我看，我们应该先找一位新的西线总司令了。至于隆美尔，等他恢复健康后再审问他吧。”
秘密警察交给希特勒的那份文件正是已被捕的霍法克在审讯中的供词。
霍法克何以死死咬住克鲁格和隆美尔不放，直到今天也是一个谜。或许他是想通过告发两个大人物以求得自己的获释，或许是由于这两个人在获知希特勒没被炸死后不再支持他们而使他怀恨在心，或许是他还想证明他有关已说服了这两个人的宣传确是实事，或许他就是想在自己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硬拉这两个人下水，都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尽管霍法克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绝对没有说真话，因为与他一直联系紧密的密谋分子斯派达尔、福肯豪森、条切特、霍斯特以及米歇尔等人，他一个都没有交待。
此后，在对其他密谋分子的审讯中，很多人都交待说，在暗杀事件发生前，他们曾听霍法克说过，克鲁格和隆美尔已站到了他们一边。
这当然是霍法克当时为了鼓舞那些密谋分子而四处进行宣传的结果，但克鲁格和隆美尔却已无法洗清自己。8月14日，希姆莱正式将克鲁格和隆美尔列入重点侦察的名单之中。消息灵通的克鲁格得知这一情况后，即于18日自杀了。而此时尚不知内情的隆美尔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死神在解决了克鲁格之后，已不可避免地开始向隆美尔走来了。
此时，隆美尔在巴黎的医院里正在渐渐地好转起来，但脸色仍很苍白，左眼依旧睁不开，前额上已留下了拇指宽的一道凹痕。
8月7日，医生告诉隆美尔说，他的身体可以支持得住用车子把他送回德国了。此时尚担任参谋长的斯派达尔将军亲自前来为他送行。应斯派达尔的请求，隆美尔送给他一张照片，并爽快地在背面题了辞。
8月8日，汽车从巴黎把隆美尔送回了德国故乡。当他迈着不稳的步伐走进赫尔林根的山庄别墅时，露西和男仆鲁道夫·卢斯托兴奋地迎上前来。隆美尔看出他们瞧见自己头上的伤痕时流露出的那种惊惶失措的神情，他强装着笑脸说：“没关系，只要头还没有掉在地上，事情就不算太糟。”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邻居们常常看见隆美尔靠在曼弗雷德的手臂上摇摇晃晃地在花园里散步，军服上佩着一枚新得的伤员金质奖章。每当有人向他谈起刺杀希特勒的阴谋时，他总是痛楚地摇摇头，“希特勒死去比活着具有更大的危险，”他说，“我所需要的是能够在西线独立行动，并且达成停战协议。”
这时，隆美尔开始发现家里常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次，他的男仆鲁道夫听见有什么东西在抓前门，当他跳上窗台时，瞥见有个人影一晃，随即便溜进黑暗里去了。他的邻居也说，他们曾亲眼看见可疑的人像阴影一样地追逐着隆美尔，这很可能是德国的秘密警察。于是，隆美尔从多尔姆卫戍部队找来了一名卫兵，同时他本人的兜里不带手枪决不外出。他让曼弗雷德也带上枪，因为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够一枪打中来犯之人。不久，当他们在林子里散步或是到赫尔林根教堂附近采蘑菇时，他们都亲眼看见了那些可疑人物。一天夜里，卫兵朝一个闯进别墅里来的人开了枪。隆美尔对此感到奇怪：难道秘密警察真在监视他？倘若如此，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隆美尔真的没想到，在众人的一起静忙下，他离死亡之路已越来越近了。当然，在把隆美尔推向死亡之路的众人之中，斯派达尔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霍法克极力掩护着自己的这位密友，但仍然有密谋分子把斯派达尔推向了前台。
8月25日，希特勒在得知斯派达尔事先也知道行刺阴谋的时候，立即叫嚷着逮捕斯派达尔，“审讯结果表明，他完全卷入了这次阴谋。”随后，他从东线挑选了汉斯·克莱勃斯将军，一位精明能干而又讲求实际的军官，接替了斯派达尔的职务。
此时，希特勒经过对B集团军的各级军官进行调查，得知隆美尔的作战部长坦贝尔霍夫的妻子是英国人，而他的炮兵指挥官汉斯·拉特曼则是在东线已投降了苏联的马丁·拉特曼将军的兄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希特勒更加相信，处在这种环境中的隆美尔极有可能已站到了反对自己的一边去了。
9月3日，隆美尔十分震惊地接到一道命令：他被正式解除集团军指挥官的职务。对此，他的副官还安慰他说：“说不定一等你痊愈，上面就会给你分配新的工作。”
但隆美尔马上就接到了另外一个消息，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也已被解职，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并要求他立刻回到德国。随后，斯派达尔的亲属纷纷被捕入狱。
几天以后，即9月11日和12日，斯派达尔开始接受秘密警察的审讯。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一开始就想将所有责任都推在隆美尔身上，他不说自己在到隆美尔那里之前就已经是密谋分子了，只是招认了霍法克7月9日来访后他曾跟隆美尔在指挥所的院子里散过步，以及隆美尔企图得到希特勒的允许与蒙哥马利会面的计划。同时，他还承认自己在7月22日去医院看望过隆美尔。
这个时候，霍法克在别人的揭发下已经承认了自己与斯派达尔的关系了。但是，他所提供的供词却与斯派达尔完全不同。他声言，在晋见陆军元帅隆美尔之前，他确实跟斯派达尔讨论过暗杀阴谋。
于是，秘密警察一再追问斯派达尔：是否把这一点向隆美尔报告过？
现在，斯派达尔进入了两难境地。他要么把所有过错都推给隆美尔，要么就说霍法克在撒谎。
斯派达尔几经斗争和思索，最终他选择了与霍法克站在一起。“在霍法克将这个暗杀阴谋告诉我之后，”斯派达尔宣称，“我及时地将此事报告了我的顶头上司陆军元帅隆美尔。但是，如果这位陆军元帅没有上报这个警告，那不是我本人的过错。我直到最终也没有意识到隆美尔会对这个警告守口如瓶。”
斯派达尔就这样出卖了隆美尔，但不知情的隆美尔却依然在关心着他的命运。
进入9月份以来，连续几星期的失眠使隆美尔变得郁郁寡欢、焦躁不安。斯派达尔的命运和前途，也同样使他心烦意乱。9月26日，斯派达尔的妻子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她对这件事的担心。隆美尔于10月1日满怀同情地给她复了函。同一天，他还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说，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还不能使他足以接受并胜任新的工作，他为此感到十分内疚。“头部有四块碎骨，”他写道，“受伤后西线出现了不利的局面，特别是我从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被革职逮捕等一系列事件，给我精神上造成了难以忍受的负担。”隆美尔依旧在赞许这位将军并提醒希特勒本人，他还亲自授予过斯派达尔骑士十字勋章，“斯派达尔到西线任职的最初几周就已证明他有杰出的才干，是位称职的参谋长，”隆美尔说，“他严守纪律，为众多士兵了解，并忠心耿耿地帮助我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快完成了大西洋壁垒的防御部署。我几乎每天驱车上前线，就像我俩过去商定的那样，我信赖斯派达尔，让他把我给部队的命令传达下去，让他与上级和同级军官打交道，处理各种事务。”
信里接着写了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段话。“我不能想像，”这位诚实坦率的陆军元帅写道，“究竟是什么使斯派达尔将军遭到了革职和被捕……不幸的是，”隆美尔继续说，“诺曼底的防御工事证明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战斗，不能将敌军在海上或初登陆时就地歼灭。对此我在7月3日上呈的信中已阐明了原因。”他还讲到了自己与陆军元帅冯·克鲁格之间关系不和的情况，最后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这封长信：“我的元首，您知道我在自己的权力和能力范围内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不论是在1940年的西线战役，还是在1941年至1943年的非洲战役，以及1943年在意大利的战斗和眼下的西线战役中，我都一如既往。我心中向来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为了您和新德意志帝国去战斗，去取得胜利。希特勒万岁！”
缺席的审判
隆美尔给希特勒的长信根本没有引起希特勒的任何注意，因为这位帝国元首此时已不再信任他了。
9月28日，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把来自乌尔姆的欧根·梅尔的一份报告交给了希特勒，报告中揭露隆美尔在家休养期间仍在散布希特勒正在衰退的言论，并认为隆美尔对现政权的敌视丝毫没有减少。
鲍曼在刚接到这份报告时不禁眼放金光，因为在五年以前的波兰，鲍曼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过隆美尔的冷落和白眼，现在他报复的机会终于到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在报告上写道：“这与我接到的另一些更为恶劣的报告内容相吻合。”
这样，隆美尔无疑又被往死亡之路上推进了一步。
1944年10月4日，秘密警察对斯派达尔的审讯结束，有关斯派达尔和隆美尔谁应对暗杀阴谋未被上报一事负责之案，陆军荣誉法庭专门重新开庭听取证词。陆军元帅凯特尔作为最高统帅部总司令亲自主持开庭，另外还有五名将军作为法官，其中包括小心谨慎的古德里安和非洲军团老将海因里希·寇彻海姆中将，这两人都因曾遭过隆美尔的辱骂而心怀嫉恨，特别是后者。
这次开庭，斯派达尔没有被提到庭上，而隆美尔却根本就不知情。但这些将军法官们却必须要在这次开庭中决定出最后谁将被送上绞架：斯派达尔还是隆美尔。
在这次缺席的审判中，秘密警察头子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宣布了起诉书。之后，卡尔登勃鲁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斯派达尔在审讯中说，他当时及时地将暗杀元首的密谋报告了他的上司隆美尔，但隆美尔却没有上报这个警告。事实上，斯派达尔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们可以设想，”他说，“如果斯派达尔所宣称的这一切确实发生过，那么隆美尔难道在明知他的参谋长已经知情的前提下，还会扣压这个警告吗？而且，如果斯派达尔本人直接将这个阴谋报告最高统帅部，这次暗杀行动也必然会在襁褓中夭折。”因此，斯派达尔至少也是谋杀的帮凶。
卡尔登勃鲁纳发言后，庭上顿时陷入一阵不安的沉默中。这五名紧握着生杀大权的将军非常清楚，要在斯派达尔和隆美尔之间做出选择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人都在德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隆美尔。所以谁都不敢轻易说话了。
一段沉默之后，对隆美尔根本没有好感的古德里安和对隆美尔心怀嫉恨的寇彻海姆终于想出了一个阴险的方法。提议是由寇彻海姆拿出来的，他说：“证词的举证责任在起诉方，如果斯派达尔将军把这个阴谋报告了隆美尔，那么就应该由原告及其律师提出反证。秘密警察应该拿出证据说明隆美尔没有得到斯派达尔的有关报告。”古德里安立即支持这个提议。
这样一来，球又踢回了秘密警察的法庭。斯派达尔在这场风暴中莫名其妙地安全着陆了，而根本就不会有人帮助隆美尔却被推到了浪尖上。
1944年10月7日，凯特尔给隆美尔家里打电话，要他到柏林来。“我们将派一辆专列到乌尔姆去接他。”他对隆美尔的副官这样说，凯特尔还约定了固定的日期，即10月10日。
隆美尔和家人仔细地讨论了此事，“我可不会让这些先生们感到舒服的。”他说。随后他给凯特尔回了电话，但接电话的却是威廉·布格道夫将军，此人刚接任死去的施蒙特的职务，担任陆军人事部部长和希特勒的第一副官。
“这是一次什么会议？”隆美尔问道。
布格道夫以他那特有的粗哑噪音回答：“元首命令陆军元帅凯特尔和你讨论你的未来。”“恐怕我来不成，”隆美尔解释说，“我在10日那天和专家们有个约会，他们说鉴于我的健康情况，一定不要做长途旅行。”
虽然隆美尔轻巧地拒绝了凯特尔，但他已隐隐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前两天凯特尔办公室通知说，要在10月中旬将他的那辆斯托奇大轿车调走，留给他一辆改用煤气推动的小型BWM牌轿车。这预先的警告曾使他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已经找到我头上来啦。”隆美尔说。后来，他又曾安然地对自己年迈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丁杰说，万一他死了，就把他埋在海德尔堡，或海登海姆，或者就在现在的居住地赫尔林根这三个地点的任何一处，不要挑那种宏伟的地方，只要选个小巧的僻静所在就行，他一生只不过是个名不出众、寂寞孤独的人。10月11日那天，隆美尔在西线时的老战友、已经退隐的海军上将卢格来到了他的家里，他们一道快活地吃烤鹿肉，喝具有乡村风味的菜汤，然后买来一些香槟酒，一直闲聊到午夜过后。
12日，隆美尔陪着卢格一块驱车到80公里外的奥格斯堡去玩。隆美尔为了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活力，亲自驾起车来。他的这一行为立即被监视他的秘密警察报告给总部了，隆美尔既然自己可以驾车又为什么说身体欠佳无法去柏林呢？希特勒大本营的人更加怀疑他了。
此时，有关隆美尔的材料正在从秘密警察和人民法庭那里源源不断地送到希特勒的手中，其中最严重的是霍法克在一份签了名的长篇供述上的供词：隆美尔的确向密谋分子保证过，一旦暗杀成功，他将积极支持他们。
因此，希特勒在10月12日的军事会议结束后，简短地告诉凯特尔，把霍法克的供词亮给隆美尔看看。同时，希特勒还向凯特尔口授了一封交给隆美尔的信，提出了两种选择方案：如果隆美尔认为对霍法克的辩解和指控一无所知，那他就必须向元首交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他的逮捕和审判将不可避免，最终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