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母亲自然是十二万分的孝顺，这不仅因为他是曾子的嫡传，血管里流淌着孝的血液，毛发里聚集着孝的细胞，也因他三岁丧父，幼承母教，深感母亲的养育教诲之恩。且不论衣食怎样，奉养如何，孟子一生不曾悖逆过母意。孔子说“色难”，无论怎样烦恼痛苦，无论怎样焦虑忧心，在母亲面前，孟子总是和颜悦色，说话从来都是轻声慢语。
常言道，有了孝顺儿不如有个孝顺媳妇，因为男子汉大丈夫，需干一番事业，要闯荡天下，在父母身边的时候极少，倒是儿媳妇与公婆朝夕相处，伴公婆生活。孟妻田氏，是世上难得的贤惠孝顺的媳妇，对婆婆的侍奉，丈夫想到的，她全都做到了，丈夫想不到的，她也想到了，做到了，世人难以置信的事，她却身体力行之。例如，有一次婆婆患病，大约是肺脓肿之类，咳嗽不止，尽吐些稠黏的黄痰，有时痰噎于喉间上不来，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每当这个时候，她便以口对着婆婆的嘴，用力地往外吸，将粘痰吸入自己口中，然后吐掉。有一段时间，婆婆便秘，屎粪常常结于肛内便不出来，她只好用右手的食指往外抠。有时勉强可以便出，但肛门被撑破，鲜血淋漓，夏季则常化脓溃疡，腥臭难当，她却一天数次用药水给婆婆洗那溃烂的地方，擦拭裂痕创面。她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不仅理性上认为应该如此，而且感情上不能不如此，只有如此，才能够报答婆婆的重恩懿德。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婚后不久发生的那件事：
孟子是赴鲁游学归国后结婚的，其妻田氏，相貌较为丑陋，孟子不甚中意，夫妻生活不够美满和谐，然而母命难违，也便无可奈何。一天中午，田氏更换内衣，正当袒胸露乳之时，丈夫一步闯入室内，欲回避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孟子以“妻子无礼”为由，向母亲提出欲休其妻。孟母问道；“入室之前，我儿可曾发出过信号，让室内之人有所准备？”孟子答道：“不曾发过信号。”孟母评论说：“既如此，无礼者非贤媳，乃吾儿也！”孟子莫名其妙地问：“孩儿为何无礼？”孟母解释说：“礼云：‘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吾儿既不问‘孰存’，又无声扬，贸然入室，岂不有违礼教，何能怪妻子无礼！”“这个……”孟子目瞪口呆了。孟母自然深知儿的心思，便不断地进行选择妻子标准的教育。一天，孟母批评儿子：你每每自称为孔子嫡传，但立身行事却有违先贤教诲。子夏日“贤贤易色”，对妻子要重品德，不重容貌，你却以貌取人。接着孟母给儿子讲了嫫母的故事——嫫母其丑无比，连鬼蜮邪祟都畏而避之，因其有德，黄帝纳之为妻，使主后宫。经母亲循循善诱的谆谆训导，孟子终于改变了观点，转变了态度，对妻子其爱若火，其情似海，夫妻恩爱如蜜……
孟子回到家中，见过母亲，不露半点声色，进了自己房间，却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有似热锅上的蚂蚁。五十九岁了，犹如薄山之日，还能有多少残光余热呢？奋斗了四十多个春秋，不曾有半点建树造福于苍生黎民，回想起来不禁伤情。幸喜尚有几个可寄厚望的弟子，算作他的一笔宝贵财富，可以慰藉他那颗创伤的心，不然的话，他真会放声恸哭一场。妻子回到了房间，发现丈夫的神情不似以往，不免忧心忡忡，试探着询问原因。孟子让田氏坐于自己对面，端详着她那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衰老，不觉一阵心酸涌上心头，两眼噙着晶莹的泪水。他只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很对不住妻子，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自己给妻子的究竟是什么呢？是痛苦，是分离，是孤独，是凄清，是寂寞，是忧虑，是辛劳，妻子丧失了一个女人应该获得的一切——关怀、体贴、爱抚、温存、尊荣、享受，这一切他并非全不具备，而且自信感情较常人更为丰富，但为了自己执着追求的理想，这一切全都被自我抛弃和淹没了。他以泪汪汪的双眼愣怔怔地盯着妻子，盯得她莫名其妙，很不好意思，满是皱纹的脸上，腾地飞起了漫天云霞。他眼含热泪，站起身来，踱步向前，傍妻子而坐。突然，他将妻子拉于怀中，像年轻时候那样搂抱得紧紧，忍不住老泪横流，滴到了妻子的脸腮上，滚烫滚烫。这是忏悔的热泪，孟子以这滚烫的热泪来冲洗妻子心灵上蒙受的尘垢，赎自己这一生的过失。
从此孟子很少出门，每每在室内长吁短叹，母亲问过几次，他总推说身体不爽，将实情瞒过。一日，他误认为母亲外出，家中无人，思前想后，竟抚楹而长叹。母亲闻声，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追问原因，他再也无法掩饰了，只好吐露了真情，说道：“轲闻之，君子称心而就位，不受苟得之赏，不贪虚荣之禄，诸侯不听则不进谏，听而不用则不践其朝；今轲之遭不能用于齐，欲离齐往他邦而母老，故而忧愁叹息。”
孟母说：“妇人之道在于料理家务，精于厨事，酿造酒浆，养老抚幼，缝补衣裳，故有闺内之修，而无境外之志。《易》日，在家做饭，无所通达和成就。《诗》云，不论世之是非，惟酒食是议。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三从者，在家从父母，出从丈夫，有夫从夫，无夫从子，此乃妇道之礼也。今吾儿已年过半百，我已土埋半截，汝行汝义，吾行吾礼，切勿以年迈之人为念！”……
话虽这么说，可是孟母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风烛残年，怎能再随儿子颠沛流离，所以孟子慎而又慎，未能轻易离齐。
滔滔河水顺流而下，碰到阻挠撞击，便会形成旋涡，漩而不前，乃至倒行逆施。然而水性毕竟就下，几经回旋之后，便又奔腾向前了。孟子经过短时期的苦恼、彷徨之后，又雄赳赳地踏上了征程一一教学、干预朝政、宣传仁政、议论是非。
公元前327年，孟子六十三岁，孟母仙逝归天，高寿八十有六岁。她结束了艰难的人生旅途，给人类造就了一位文化巨人，默默地闭上了眼睛，她是那样的坦然，那样的心安理得……
孟子哭泣尽哀之后，亲自为母亲料理丧事。父亲去世的时候，自己尚在幼年，家境又清贫如水，只好草草敛葬，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恨。如今的情形不同了，自己不仅食大夫之禄，而且被拜为客卿，可以卿大夫之礼安葬慈母。虽说仁政之道尚不能施行于世，但自己毕竟已成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在诸侯各国均有些影响。而这一切，全是母亲给的，母亲不仅给了自己七尺之躯，还给了自己知识、学问、美德，给自己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路径，她自己却在这一过程中衰老，心血耗干。孟子决定，倾其所有，厚葬慈母恩亲，否则便无法报答母亲比大海还深的恩情。他派人到楚地去购置精帛锦绣，为母亲缝制衣衾；购置紫楠红檀，由弟子充虞监理，为母亲制作棺椁。行卿大夫之丧礼，棺厚七寸，椁厚与之相称；祭祀用五鼎——羊一，豕二，肤(切肉)三，鱼四，腊五。以灵车载棺椁行于前，以驷乘载送葬者从于后，浩浩荡荡，凄凄惨惨，归葬于鲁归葬于鲁——邹为鲁之属国，故历史上常将邹称为鲁；再者孟子的出生地凫村及其母亲的葬地在邹、鲁边界上，有时属鲁，有时归邹，故史书上说“归葬于鲁”。
孟子在鲁为母守丧三年，于公元前324年返齐，一日，宿于赢(故城在今山东省莱芜市境内)，弟子充虞请问道：“虞不才，蒙夫子错爱，使监理棺椁制造之事。当时众人皆忙，虞不敢请教。今日有暇，敢问夫子，棺木似乎是太好了些……”
孟子答道：“上古之时，棺椁尺寸无定规；中古以后，棺厚七寸，椁与之相称。上白天子，下至庶民，之所以讲究棺椁，非为其美，而为尽孝。为法制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者，固不称心；依礼与法能用上等木料，但因财力不足者，亦不如意。既可用上等木料，财力又能达到，古人皆为之，我何以不能为呢？死者之尸不与泥土相亲，为人子者，难道就称心如意了吗？吾闻之，任何情况，君子都不在父母身上俭省钱财。”
三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三年里，齐国的政局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邹忌与田忌终于矛盾冲突起来，发生了战乱，稷下学宫衰落，稷下先生纷纷离去，孟子离齐，已是水到渠成了。
三家分晋之初，魏国的强大曾令世人注目，但魏惠王执政时，对外用兵屡屡受挫，国势日衰，强邻乘势侵地掠土——公元前353年，魏以庞涓为将伐赵，围邯郸，齐以田忌为将救赵，用孙膑之谋大败魏军于桂陵；公元前343年，魏使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大将伐韩，齐复用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大败魏军于马陵，万箭射庞涓，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次年商鞍伐魏，用计俘公子卯，大破魏军，惠王为避秦患，将国都由安邑迁至大梁(今之河南省开封市)，故魏惠王亦称梁惠王；公元前331年，秦复攻魏，俘其将龙贾，斩首八万，魏献西河之地七百里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虽然如此，但已到垂暮之年的梁惠王，不甘心沉沦，不甘忍受强国侵凌之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齐之稷下先生邹衍、淳于髡等先后从临淄到了大梁。
公元前323年，六十七岁的孟子告别了年迈的齐威王，谢绝了威王百镒上等黄金之馈，心情复杂地离开了临淄城，开始了新的飘零。他本欲直奔大梁，途中听说宋王偃欲行“王政”，临时动意，决定先到宋国去看看情形怎样，有无实行仁政的可能。好在从临淄到大梁，宋都彭城(今之徐州市)为必经之地，暂作逗留，亦无不可。这一决策遭到了不少弟子的非议，在他们看来，一粒葫椒再辣，也难置人于死地，因其太小；宋国纵然真能实行王政，恐怕也无碍天下大局，因为它毕竟只有指头顶大小。孟子不这样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太阳只有火球大小，却能照亮整个宇宙。一天，万章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宋，小国也，欲行王政，齐楚因此而攻之，将如之何？”孟子没有就事论事地正面回答万章的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一段商汤和周武王的故事：
商汤居于亳都，与葛国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守礼法，不祭祀鬼神。汤着人去问：“为何不祭祀？”葛伯答道：“无牛羊做祭品。”汤便派人给他送去牛羊。葛伯将牛羊宰而食之，却不用来做祭品。汤又着人去问：“为何不祭祀？”答道：“无五谷做祭物。”汤又派遣亳地百姓去替他们耕种，老弱者去给耕种者送饭。葛伯不仅不感激，反而带领其民拦截掠夺送饭者的酒肉饭菜，凡不肯交出者便统统杀掉。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去送饭，葛伯宽将他杀死，抢去了他篮子里的佳肴美食。汤就为着这个孩子被杀的缘故兴兵伐葛，天下皆曰：“汤非为图天下财富，而是为百姓报仇。”汤之征伐，自葛开始，出征十一次，天下无敌。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百姓纷纷说道：“汤为何后征我方？”百姓望之，犹久旱之盼甘霖也。汤师所至，商贾不惊，农耕不避，诛暴君，慰百姓，如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无不欢欣鼓舞。
《书》云：“等待我们的王，王来了我们不再受罪！”这讲的是人民盼望周武王的情形。又说：“攸国不服，周王便东行讨伐，以安定那里的男男女女，他们将漂亮的丝织品束之成捆，盛于箩筐，请求与周王相见，作大周的臣民。”这说的是周初东征攸国的情形，攸之官吏以锦帛迎接周之军官，攸之百姓则箪食壶浆迎接周之士卒，可见周王出师，旨在诛暴君，拯万民。《泰誓》曰：“我们的威武要发扬，杀掉那些残暴的君王，还有一些该死的都砍光，这样的功绩比汤还辉煌。”
孟子讲完了历史，最后总结似的说：“不行仁政则已，倘行仁政，四海之民皆举首而望之，齐、楚虽大，有何畏哉！”
宋都彭城，破烂不堪，城墙低矮，残缺不全。街道狭窄，曲曲弯弯，坑坑洼洼。建筑不整，到处残垣断壁。店铺或关或闭，开门者亦死气沉沉。市面萧条冷落，行人稀少。街上行人，精神委靡，衣衫褴褛……见此情形，公孙丑等孟门弟子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国家，纵使行仁政，又能如何呢？
宋王偃在位十五年，外有强邻侵扰，饱尝丧权辱国之苦；内有权臣挟持，深味政权旁落之难。他不甘屈辱，上愧对于列祖列宗，下无颜见万民百姓，欲崛然奋起，不奢望称霸于诸侯，只求得国泰民安。纵观天下时势，欲强国不外乎两条路线，一条是儒家的仁政，一条是法家的强权，经过权衡与比较，他选择了前者。正当他欲行王政的时候，孟子师徒远道而来，这简直是神灵的佑助，是雪中送炭。他安排贵宾于最好的馆舍下榻，设盛宴款待，与之促膝倾肠三天三夜，宾主对在宋行仁政均信心百倍。然而，他们全都错了，因为操纵宋国政权者不是宋王偃，而是大夫戴盈之。
戴盈之身高不过五尺，但却长得肥头大耳，腰宽体阔，颈粗项短，脸胖得不分眉眼，远远望去，简直就是一堆肉；倘若他在前边走，你在后边观，则又变成了一个滚动着的肉球。他素来对上毕恭毕敬，对下笑容可掬，且常慷慨解囊，济人危困，故表面上，满朝文武，无不拥戴。明地里他从不跟人斗，似乎很宽宏，很大度，只是背后里心狠手辣，许多人被他害得家破人亡，还在为其歌功颂德；有的人被他卖掉，还在积极为其数钱。凡他积极提倡、热情拥护的一切，无不是其坚决反对、处心积虑地加以扼杀的一切。他的心腹最能领会他的意图，例如他说某某人很好，要设法保护和营教，心腹们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或答应一声“是”，不久这个人便要遭暗算。宋王偃自然完全掌握他的这一特点，但畏于他的权势，无可奈何。朝中老臣，吃其亏者不少，吃一堑长一智，连国王都畏而惧之，臣僚们则更退避三舍，倍加谨慎。这一切，戴盈之全然不知，误认为得宠于国君，获誉于群臣，于是更加得意洋洋，有恃无恐。国君提出欲行王政，戴盈之积极响应，奔走呼号，国君因此更加忧虑。忧虑藏于内心，不能现于表面，表面上要赞扬他的才干与热情，一切委托他来操办。
既然国君视孟子若神明，待孟子为上宾，戴盈之也就百般殷勤，万般谄媚，溢美颂扬之辞不绝于耳。孟子不仅精明强干，而且经历坎坷，见多识广，接触不到三次，便识破了这是一个笑里藏刀，口蜜腹剑，阴险奸佞的小人，思想上倍加警惕。一次，戴盈之受宋王偃的委托，与孟子一起探讨行王政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尽管孟子对戴盈之的印像不佳，但基于性善论的观点，希望他能够将失去的善性再寻回来，便开诚布公地谈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取于民有制，薄税敛，减轻人民的负担，取得人民的拥护。当谈到具体税率时，孟子主张十分抽一，免除关卡和行商税。戴盈之听了，很是赞赏这种薄税敛的主张，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接着双手一摊，很难为情地说道：“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卡商品之征，眼下宋国确难办到，吾欲先略作减轻，待到明年，则遵夫子教言而行之，何如？”
多么委婉的外交辞令呀！什么先略作减轻，待明年后完全实行，托辞而已，孟子识破了戴盈之的缓兵之计，面带不悦之色，轻轻地摇头叹息说：“今有一人，日偷邻人一只鸡。有人告之曰：‘此非君子之道。’偷鸡者答曰：‘尔言极是，只是不偷鸡吾则无美味矣。且减少之，先月偷一只，待到明年，完全洗手不偷了。’既知此非君子之道，不义之举，理应悬崖收缰，何待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