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地出土，小河沿文化的一件陶塑艺术珍品，距今5000年左右。胎质为夹细砂陶，外表呈红色，粗磨光。形体庞大，通高37.2厘米，底径11.4厘米。通体呈鸮形，头部高昂，口大张，似在对天高叫。口部即是壶口。额上一双黑彩圆眼向下凹，生动传神。头部绘黑彩宽带纹。脖颈粗而短，腹部扁圆，平底。下腹两侧各置一环耳，便于穿绳提拿。扁扁的短尾向上翘起，尾端有七个小圆洞，可能是插羽毛用的。这种造型既保持了壶的实用性，又概括地表现出了鸮鸟的形象。
小河沿文化是因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乡白斯郎营子遗址的发掘而得名的，翁牛特旗的石棚山是这一文化的另一处重要遗址。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地区。居民多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屋中，工具有细石器、打制的磨盘和磨制的石铲等。陶器多手制，制法较简单，主要是夹砂的褐陶和红陶。绝大部分器物都是较普通的容器，但其中也不乏高水平的作品，石棚山出土的这件鸮形壶即是小河沿文化的精品。这应该是一件盛酒器，夸大的鸟的腹部是储存酒的主要空间。
小河沿文化是继红山文化之后的另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些学者认为它就是晚期的红山文化。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红山文化的居民是非常崇拜鬼神的，他们不仅建有庄严的神庙，还筑有庞大的祭坛。祭神敬鬼总是离不开酒的，而重酒必重酒器。因此，小河沿文化的居民便别出心裁，以夸张的鸟的形体来装酒，而且还要在它的尾端插上真正的鸟羽毛，使其更具有真鸟的神韵。这样的器物目前只发现了一件，说明它不是普通的酒具，而可能是在特殊场合或者是由特殊的人来使用的。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白陶鸡形鬶
山东省潍坊市姚官庄遗址出土。胎质为细砂白陶，通高29.2厘米。冲天长流，粗长颈，三个大袋足分裆而立，后足尤其肥大，并显著地与前两足拉开；在颈与后袋足之间附一个麻花状鋬手，便于提拿。足上饰两周凸弦纹，并附四圈小泥饼。器物造型遒劲有力，很像一只雄鸡在引颈高鸣。
这是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精品。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海岱地区，距今4300—4000年左右，其前身是大汶口文化。鬻是这一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它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盛行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和龙山文化阶段，并随着龙山文化的衰亡而灭绝。鬶有实足和袋足之别，实足鬶一般由流、腹和三个圆锥状实足组成，袋足鬶则以三个大袋足为腹。在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一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两种类型的鬶各自经历了从粗到精、由简到繁的演化过程，出现了丰富多样的造型，成为史前东夷人最常用的器物之一。胎质有夹砂和泥质的区别。夹砂的陶鬶一般较粗糙，出土时底部往往有烟熏的痕迹，从碎片上观察，有些鬶的腹内还留有灰黑色的残渣，当为残存的食物。因此，推测这类鬶应是史前东夷人最主要的炊煮器之一，东夷人既用它烧水煮饭，也用它温酒煮酒。泥质陶鬶一般制作精细，早期的代表为红色或橙黄色，晚期则乌黑发亮，推测这类鬶可能主要用作注酒。为了使用简便，龙山文化晚期阶段还出现了一种变形的鬶形器，即将鬶的三足变成平底，其他部位仍不变，其用途当与相同。
鬶是史前东夷人创造的一种造型别致的器物，由于它既实用又美观，因此广为周边地区的其他部族所模仿。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甚至江西都发现了类似鬶的器物。在龙山文化晚期，造型精美的白陶鬶和胎质细薄的黑陶鬶实际上已具有礼器的作用，它们往往成组地被随葬在一些大墓中，与薄如蛋壳的黑陶高柄杯共出，共同组成了成套的酒礼器。而且，这种酒礼器对后来的夏商文明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就有似鬶的器物，后世文献中一再提及的一种重要酒礼器“鸡彝”，实际上就是鬻或与鬶相似的器物。
此器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原始青瓷尊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物质文化的重大贡献。如今，瓷器走进千家万户，风行五洲四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几乎必不可少的东西。然而，在瓷器发明之初，其价值却相当昂贵，非普通百姓所可问津。
1965年，在郑州商代城址中发现一件商代中期的原始青瓷尊，侈口高领，广肩，浅腹，平底，肩部和腹部拍印有几何编织纹。胎体为浅灰色，结构致密，击之声音清脆。器表施青绿色玻璃质釉，釉色绿中泛褐。高28.2厘米。现为河南省博物馆藏品。
据专家鉴定，该尊系用瓷土（高岭土）制造，烧成温度为1200摄氏度左右，硬度达到7度，器表玻璃质釉为人工施加。经理化测试表明，它已经和后代瓷器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可归为瓷器行列中。但是，由于当时的瓷器尚处于初创阶段，不可避免地还带有某些原始性，郑州出土的这件瓷尊，瓷土不纯净，含有不少杂质，胎体中孔隙度比后代瓷器要大，釉质偏粗，釉层不匀，皆为原始特征。然而即便如此，这件青瓷尊仍不失为难得的古瓷瑰宝，可推为瓷器之鼻祖。它在商代是作为盛酒器来使用的，其价值与地位并不在青铜酒器之下。
饕餮纹铜爵
前文介绍了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铜爵，那一时期的铜爵极为珍稀。到了商代中期（即考古学上以郑州二里岗遗址命名的二里岗文化时期），铜爵的数量迅速增加，成为最常见的青铜礼器。这一时期的铜爵几乎都有了花纹，主要是饕餮纹，其次有各式几何纹。器体变得较以前稍厚实些，造型比例也趋于协调。
这件饕餮纹铜爵系1995年出土于郑州市白家庄的一座商代中期墓中，器体横切面呈椭圆形，窄流，尖尾，双柱较矮有球冠状小柱帽，半环形鋬，三棱锥状足。腰饰带状饕餮纹，其表现技法，是用减地法使花纹凸起，有浅浮雕感，线条较宽，这是商代中期铜器花纹的通常作风，其造型也是商代中期最有代表性的。通高18.5厘米。现藏郑州市博物馆。
所谓饕餮纹，是指古代器物上的某些动物形花纹，种类很多，多已高度图案化。这一名词的提出，是宋代金石学家根据古书上的一段话来命名的。《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查商周青铜器上的花纹，确有动物食人图案，但很少。故有学者认为饕餮纹一词不能恰当全面地涵盖商周铜器上的动物形花纹，而提出用“兽面纹”，其实兽面纹一词也只能包含兽形花纹中的大部分而己。我们在本书中所说饕餮纹，是个涵义较广的概念，用指几乎所有具象或抽象、正面或侧面、整体或局部的兽形花纹。
这件铜爵出土时，底部尚有烟薰火烧痕迹，说明当初曾用它温酒。根据同墓出土的一套青铜酒器为爵、斝、罍各一件，证明商代中期的铜爵也是饮酒为主，间或用作温酒。
铜爵上的柱有什么用处呢？这个问题许多人做过研究。有人说，铜爵上的柱是用来限制饮酒量的，当爵体倾倒过甚时，爵柱便会抵触人脸，提醒人节制贪欲，保持文雅；另有人说，当用爵温酒时，人们是用手去抓住或用工具夹住爵柱，把爵从火中提取出来的；还有人说，为了防止灰尘落人爵内，因而要在爵上覆盖一块布，爵柱便是用来支撑盖布的；此外，还有爵柱纯为装饰物之说法。那么，爵柱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统一的答案，也就是能为多数人接受的答案，目前尚在继续研讨中。
敞口铜觚
1955年，在郑州市白家庄发掘的三号商代中期墓中，在二层台上放置一具殉葬人尸骨，墓底中央有长方形腰坑，坑内铺硃砂，并殉葬一狗。随葬品中除了象牙梳、玉璜、玛瑙玦之外，还有鼎、鬲、斝、爵、觚、尊等一组铜器共10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铜觚共2件，均侈口，细腰，呈喇叭状，下有圈足。其中一件形体偏细，口径12.4厘米，高23厘米，下腹饰联珠饕餮纹，圈足饰简化云雷饕餮纹，其上部有对称的两个十字形镂孔。另一件稍粗，口径13.5厘米，高17.5厘米，下腹亦饰联珠饕餮纹，圈足上有凸弦纹和一对十字镂孔。
觚本是饮水、饮酒之器，它的产生，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陶觚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商代晚期。铜觚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仍有人使用，但已不多见。陕西省长安县普渡村西周穆王时的长由墓中见有一件铜觚，风格与商代晚期铜觚酷像，大概是流传下来的商代旧物。
铜斝、爵、觚是商代青铜酒器的基本种类，从组合关系上看，觚既不可能取代铜斝的温、灌功能，也不会代替铜爵的饮酒功用。从历史的角度看，觚宜做饮器。然而，1973年开封市文物商店收购到一件商代铜觚（《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图版72），觚口封项，留敞流，此觚若做正常饮酒器诸多不便，而适于作斟灌器。如果我们把思路再放开些，也不妨推测，铜觚很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饮酒器。
饕餮纹铜尊
铜尊是盛酒之器。我国现知年代最早的铜尊，可以1955年郑州市白家庄商代中期墓中出土的一件饕餮纹铜尊为代表，它的口部外侈，颈部有三道凸弦纹，阔肩，肩饰一周夔龙纹，腹部较肥，饰饕餮纹，圜底下附圈足，足上有三个等距十字镂孔和二道凸弦纹。尊高27.7厘米、口径19.5厘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商代中期铜尊的一般特征便是侈口、高颈、广肩、肥腹、圈足。商代晚期出现觚状尊。西周中期出现新型尊，为侈口、缩颈、垂腹。至东周时，铜尊在中原地区已罕见，而在南方的吴越蔡楚等地仍较常见。
尊，古时又写作樽、蹲，其作为酒器，可以是专称，也可以是泛称；可指铜器，也可指漆木器。时代不同，所指器物的质地、形状也有所不同。《礼记·乐记》：“铺筵席，陈尊俎”，汉代刘向《说苑·修文》：“若夫置樽俎，列笾豆，此有司之事”，《战国策·齐策》：“千丈之城，拔于尊俎之间”，宋代王安石《寄郎侍郎》诗：“久愿作公樽俎客，恨无三亩斫蓬蒿”，这里的尊，均泛指酒器，或引申为酒、酒宴。古时又往往尊、彝连称，泛指所有礼器，如《周礼·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国语·周语》：“奉其牺象，出其樽彝”，周代铜器铭文也常常“尊彝”连用。
唐代名士韩愈《赠张籍》诗云：“尊酒相逢十载前，君为壮夫我少年；尊酒相逢十年后，我为壮夫君自首”。宋代诗人陆游《东园晚步》诗有句道“痛饮每思尊酒窄”，尊酒连称指酒宴或酒量。清人钱谦益《饮酒七首》之二云：“岂知尊中物。犹能保故常”。“尊中物”即酒，与“杯中物”同义。
联珠饕餮纹铜瓿
铜瓿也是盛酒之器，形似尊、罍而口小、颈短、腹扁浅。铜瓿大约产生于商代中期偏晚时，数量不很多，流行时间也较短，主要见于商代中、晚期，现知年代较晚的铜瓿是1973年在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西周初年的铜瓿，内底铭“庚”字。因此，铜瓿是我国古代青铜酒器中比较稀贵的器种。
这里介绍的铜瓿，系1974年出土于河南省灵宝县的东桥，现属灵宝县文化馆藏品。该瓿口径17.6厘米，高20.6厘米。肩部装饰联珠夔龙纹，腹部为联珠饕餮纹，足部则是简化饕餮纹。所有纹饰均采用“减地法”使花纹凸起，有浅浮雕效果，是商代中期偏晚阶段通行的装饰风格。与这件铜瓿的造型、花纹比较接近者，可举河北省藁城县台西遗址第112号商代墓中出土的铜瓿为代表。
铜瓿自产生到消亡，形制变化不大，唯其装饰花纹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据以判断其年代。
铜瓿虽然数量不多，在考古发掘中较少见到，但是，铜瓿却又是我国最早一批经科学发掘而出土的商代青铜礼器之一。早在新中国建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专家，便在安阳殷墟小屯村的三座商代墓中各获铜瓿一件，其年代与灵宝东桥出土的铜瓿大致相当。后来在安阳殷墟武官村一号殷商墓葬、陕西清涧县张家抓，又相继出土多件铜瓿。日本泉屋博物馆所藏一件商代铜瓿，是我国早年流散海外的商代铜瓿中的佼佼者，其形制、花纹与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瓿相同。
饕餮纹铜卣
铜卣是古代盛酒之器，有提梁。卣之为人吟咏，最早见于《诗经·江汉》，诗云“釐尔圭瓒，柜鬯一卣”，周代青铜器铭文中也说以卣装酒。
现知年代最早的铜卣，出土于郑州商城遗址。1982年7月11日，在郑州向阳回民食品厂基建工地施工的工人，在地下5米深处发现7件商代铜器，计有鼎、罍、盂、盘、尊等。文物部门闻讯，即赶往现场进行发掘清理，判定这里是一座商代中期的铜器窖穴，并又在附近发掘出一件大型铜方鼎，鼎内盛放5件铜器：卣一件、觚2件、小圆鼎2件。
该铜卣口小腹大，有盖，盖钮呈蘑菇状。颈部饰一组云雷饕餮纹，腹饰饕餮纹。圈足上有圆镂孔，饰联珠云雷纹。扁提梁，两端雕饰蛇头。器高50厘米，重10.4公斤。
该器作为中国古代铜卣的鼻祖，其价值不言自明。而其腹部的花纹，亦极珍贵，在我国宗教史和美术史研究方面，意义重大。商周铜器上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动物形花纹，实际上是秉承了新石器时代的一种神灵的形象。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刻有十分神秘的徽像——人与动物合而为一的神灵形象，头戴一顶大羽冠。在龙山文化玉器上，也有类似神徽，只是人与动物已分身，其动物神为鸟首状，环目，扁喙，头顶也有高羽冠，羽冠中央还有冠徽。我们再看郑州向阳食品厂出土铜卣上的花纹，也是头著羽冠，冠中央高竖冠徽，额有菱形纹，巨口，口之下还有一个倒置的羽冠。它与史前古玉器上的神徽，显然一脉相承。请不要小看了这个并不太复杂的图像，它曾是中国古代极受尊仰的对象，那顶巍峨飘逸的羽冠，是当初最高统治权的象征。据郭沫若考证，“皇字的本义即是插有五彩羽的王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任式楠教授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神徽上那高耸宽大的羽冠，可能就是古代皇冠。就是说，古文“皇”字便是用鸟羽制成的皇冠的象形字，中国古代那些头戴大羽冠的人物，便就是当初的皇王。此铜卣上的主题花纹，正是远古皇王形象之遗存。
伞状双柱平底铜爵
商代早、中期的铜爵一律都是平底的，商代中、晚规之际，始出现底部垂凸的铜爵。到商代晚期，圜底爵占据了主流，平底爵反倒比较稀罕了。此时平底爵已接近灭绝，僵它并没有像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则那样，在灭亡之前有个衰退阶段，而是把平底爵推上了顶峰。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第664号铜爵，便是商代平底铜爵发展到登峰造极阶段时的杰出代表。
该爵通高26.3厘米，重1.55公斤。长流上挑，尖尾高翘，伞状双柱，兽头鋬，圆体浅腹，平底下为刀状三足。颈、腹问有一周宽弦纹，腹部及流、尾下均有透雕扉棱，把爵体装扮得分外豪华。流体的两侧各饰两条回首夔龙，流下、尾下及口沿下均饰蝉纹，颈部饰长尾对夔纹两组，腹部浅浮雕由四夔相对而构成的饕餮纹两组，就连柱帽也通体饰圆涡纹、三角纹、云雷纹。鋬下铭“妇好”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