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人面神龙铜盉，其大小及花纹、形制与在美国的那一件一模一样，可它们并非姊妹一对。原来，在把安阳出土的铜盉运往美国之前，由北京著名的古铜器仿制专家王德山复制了一件，也是高18.1厘米，重2.65公斤。虽是复制品，但由于王德山手艺非凡，仿造得十分逼真，一般人不易辨别真伪。不过，真器、伪器还是有区别的：存于美国的真器，原本没有铭文；存于故宫的伪器，在盖内和盉身内底鋬刻了铭文。就是这画蛇添足之举，为后人辨识真伪留下了根据。
当年“吴卢公司”为牟暴利，把若干国宝倒卖海外，着实赚了钱，不过也干过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还是叶叔重做“吴卢公司”掌柜时，曾在苏州开办古铜器作坊，仿造古铜器牟利，其间造过几件殷墟出土铜器的仿制品，并卖给了他人。孰料，其舅父吴启周竟在上海以5万美元（当时合银行12万）的高价，从古董商洪玉森手中将这几件假货错当真品买进，经叶叔重指认，吴启周顿觉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立嘱死后将这几件假古董随葬坟中。
这也是古玩史话中一个“插曲”，局外人知道的并不多。
四阿屋顶盖铜方彝
四阿屋顶盖铜方彝是一件巨型盛酒铜器，出土于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
该方彝有盖，长方体，口内收，鼓腹，下接长方形圈足。这件酒器有三大特点。
第一，器体硕大无朋，雄传壮观。据测量，该器通高60厘米，通长88.2厘米，口径的长、宽分别为69.2厘米、17.5厘米，重71公斤。在我国商周青铜酒器中，像这件铜方彝之形体庞大者极罕见，它应属商王室青铜礼器中的重器，中、小贵族是没有资格使用的。
第二，设计新颖巧妙。该器之盖，铸成四面斜坡状，中脊和四道斜脊以及四个坡面的中线上，均铸出扉棱，看上去极似商代宫殿之“四阿”式屋顶。而盖下器体之宏大壮观，犹似殿堂一般，高高的圈足则仿佛是宫殿的台基，故此有学者指出该器可能是仿照当时的宫殿而设计制造的。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一般的方彝盖上只设一钮，此器有二钮，是因为此盖沉重异常。盖口设子母口沿，与器体咬合严密，不会随意滑动；器体口沿之两个侧边，各有7个缺口，其中一侧为马蹄形，另一侧为倒三角形。与之相对应，器盖的口沿上设置了14个罩盖，一侧为方形，一侧为三角形，加盖后刚好遮罩住器口上的缺口。这14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而设计的，酒斗亦应专门配制。其长度应是：当酒斗放入彝内时，斗柄恰好搭置在相应的缺口上，而柄首稍露出彝体口沿，这样盖上的罩盖正好遮住斗柄，既卫生，又雅观。令人叫绝的是，彝盖上的14个斗孔罩盖，不但没有破坏铜方彝的整体风貌，反而是化短为长，锦上添花——看上去它们恰似宫殿上的椽子，因而整个方彝也就更像宫殿的样子。彝腹两端设半环形提把，是考虑到大型器物搬动不易的特殊情况。圈足之四个侧面之中央各有缺口，既节省了材料，又增加了器体着地的稳定性，一举两得。
第三，装饰豪华大方。该器通体以云雷纹做地衬，以浮雕技法表现了饕餮、鸱鸮、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主次分明，疏密有致。在器盖的两个长坡面上，居中有一鸮面，杯状巨目，肥大双耳，左右各有一鸟，巨喙下勾，圆眼大睁，羽翼上拢，长尾下垂，形象生动优美。在盖的两个侧面坡上，各饰倒夔两条。在方彝肩部，两个端面纹样相同，居中为高浮雕象头，象鼻下卷，双齿微露，两耳竖立。象头左右各饰一鸟。肩部两侧面饰鸟与兽头，兽头居中，鸟列左右，其中一侧为4鸟，另一侧为6鸟，经过极度夸张变形等艺术加工，鸟态动人，装饰效果极佳。彝腹两侧面皆居中为一大型饕餮纹，高冠巨角，横目阔口，旁侧有二夔一鸟。圈足上饰夔龙、饕餮纹，还有双头神怪动物纹，一端为蛇头，另一端似鸟头。底部铭“妇好”二字。
该方彝气势磅礴，威严雄伟，它像一通史碑，记述着商王室的尊贵奢华以及妇好本人的威武富贵。
伯公父铜斗
1976年1月，陕西省黄堆乡云塘村农民在挖土积肥时，发现一座西周晚期铜器窑藏坑，出土9件铜器，其中有两件铜斗，形制、大小以及花纹都相同，二斗的铭文前后相联贯，是为一对。
斗身呈圆杯状，饰变形蝉纹和云纹。有圈足，饰重环纹。曲柄扁宽，柄面饰夔龙纹。铭文在柄之前部，每件器物各有铭文3行14字，联读为“白（伯）公乍（作）金爵，用献、用酌、用享、用孝，于朕皇考，用祈眉寿，子孙永宝用考。”器长19.1厘米，口径9.1厘米。现藏陕西省周原文物保管所。
关于这两件铜器的名称，现在学者的叫法不同，有人叫斗，有人叫勺，而其铭文自称“金爵”，其用途则为献、酌、享、孝。金爵即铜爵。从其柄宽而短来看，不太适合于挹酒，而比较适合于饮酒。同时出土的一件铜壶盖上有铭文“伯公父作叔姬醴壶”，壶口直径约13.2厘米，与伯公父铜斗是一套酒器。很显然，用此斗从此壶中挹酒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这两件铜斗大概主要是用作饮酒。原来，西周中期以后，铜爵、觯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当时又不可能仅有盛酒器而无饮酒器。伯公父铜斗作为饮酒器而出现，是青铜酒器衰落过程中的表现之一，而与之同时，也含有返璞归真之义，因为它们与原始的饮酒器之一——瓢，实际上很接近。
旅父乙铜觚
据《尚书》和《史记》等记载，当年周武王伐商纣王时，在牧野誓师，武王第一句话便是喝令大小文武官员及前来助战的诸侯将士：“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在武王提到的8个诸侯国中有个微国，微国并不怎么有名，它的地点古人说在巴蜀之地，属西南方国，这是我们从古代典籍中所能知道的关于微国的全部情况了。
谁也没料到，一批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微国的史料。这批铜器是1976年。12月15日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村出土的，共103件，包括酒器40件，旅父乙觚便是其中之一。
旅父乙铜觚以其铭文“旅父乙”而得名。器形近似唢呐，侈口，细腰，圈足外撇，足上有两组目雷纹夹一组饕餮纹。器高25.2厘米。该器形制十分独特，是商周青铜酒器中的珍品。它的上体光素，轮廓线条灵秀雅典；下体雕饰阳凸花纹，既简约明快，又规则庄重。上体、下体显得一轻一重，对比强烈，在纤巧秀丽中，又透着凝重稳健。
根据同时出土的其他铜器的铭文我们了解到，在周王朝做史官的墙（人名），本是微国人，他的高祖是微国国君，武王伐纣胜利后，墙的烈祖朝见周武王，武王安排他做了周朝的官。墙的乙祖、亚祖以及父亲，都在周朝做官，很受重用。墙本人从周穆王后期供职朝廷，工作很卖力。墙的儿子孝之时是微国之君，多次受到周王赏赐。可以肯定，在庄白村出土的这批铜器，包括旅父乙觚在内，都应是微国王族的遗物。考古工作者在这批铜器之窖坑的附近发现一处西周时期的房子，规模较大，估计应是微氏家族在岐周的宅第。
何尊
何尊是一件非常著名的西周早期青铜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现藏宝鸡市博物馆。
何尊形似觚而体粗矮，圆口外侈，器壁铸有等距扉棱四组，颈部主要花纹是蕉叶形兽面纹，配饰蛇纹。腹部和圈足均为饕餮纹。全器在细线云雷纹衬托下，运用高浮雕手法表现饕餮纹，使之神秘、狰狞。该尊的主体之轮廓线条原本很简单，然而经过精心雕镂装饰，便显得富丽堂皇，伟壮凝重。尊高39厘米。
尤为可贵的是，何尊上有122字的长篇铭文，深受历史学家的珍视。据铭文记载，周成王时在成周京室召见一个名字叫“何”的人说，过去你的父亲忠心辅佐周文王，使文王承担起了上天赋予他的治理天下的使命。后来武王推倒了商王朝，计划在天下之中心的洛阳营造新都城，以便统治天下。成王要求何学习其父辈，忠心报效周王。成王训话毕，赏赐给何30朋贝，何感到无上光荣，便铸造了这件铜尊，把受到成王接见和赏赐之事铭记于尊上，以光宗耀祖。何的良苦用心没白费，竟使相隔三千年之久的当代人，知道了何及其父亲的事迹。然而，何造这件铜尊的意义，还有他自己也不曾想到之处，这就是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周武王确曾在洛阳营建都城，从而证明古代史书的有关记载是可靠的。
原来，武王灭商之后，为了镇抚东方，有效地控制商王朝的残余力量，决定在洛水下游一带地方建造一座都城，这项工程后来在成王时终于完成，并把商王朝的残余贵族迁到了洛邑，从而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西周政权。
关于武王灭商，营建洛邑之事迹，在《逸周书》等古文献中已有记载，可是这些文献都是东周以来的作品，故“疑古”学者不敢相信这些记载。现在，武王营洛邑之事就铭刻在西周初年的铜器上，“铜证”如山，不由你不信。
何尊铭文记述道，武王克商欲建都洛阳，便“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此为中国之名最早的记载。铭文又说周王赏给何30朋贝（一朋10枚），这是西周金文记载中国王一次赏赐臣下最多的贝，足见何受宠之深。
中神驹尊
中铜尊是新近出土的西周青铜酒器中的珍品，以作器人名字“中”而命名。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张家坡村发掘了一座西周懿孝时期的墓葬，该墓先后5次被盗，棺槨内的随葬品几乎被扫荡一空，幸而在二层台上还遗留有几件铜器，其中便包括这件铜尊。
该尊形体像马驹，然而却又头生双角，腹有双翼，或者是“天马神驹”。驹昂首，短鼻吻，双耳高竖，槌状角在耳之内侧。尊口在驹背，有盖。驹腹铸有扉棱，应象征翼翅。四肢较短，奇蹄。驹颈上立一只虎，驹尾有一条龙。驹之前胸有一兽，似龙非龙，似虎非虎。驹颈两侧各雕一条夔龙，二夔之首，即借用驹头。在驹之胸、腹、臀部饰饕餮纹。盖面饰一周双身龙纹，盖顶立一鸟，翘翅垂尾。尊腹内及盖内有相同的铭文“中乍宝彝”。尊高38.8厘米，长41.4厘米。
此尊造型奇特，“不同凡驹”，铸造工艺及装饰皆佳，是商周青铜酒器中难得的艺术珍品。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墓中还出土一件铜尊盖，其形制、花纹、铭文与上述铜尊之盖完全相同，惟尺寸稍小，可见原来还应有一件相同的驹尊，就像前面所说“骓子”、“骆子”驹尊一样。
三足鸟铜尊
三足鸟尊出土于陕西宝鸡市茹家庄的一座西周中期墓葬中，通体作大鸟形，尊口在鸟背，鸟身肥硕，昂首腆胸，腿粗壮，宽尾，躯体及尾部刻饰羽毛。尊高23.7厘米，通长32厘米。现为宝鸡市博物馆藏品。
西周鸟形铜尊并不只此一件，如辽宁喀左县马厂沟出土过一件鸭形尊，江苏丹徒县母子墩出土过鸳鸯尊。这后两件铜尊虽然也取鸟形，但与宝鸡茹家庄出土的鸟尊相比，都稍逊一筹。我们知道，为了立地稳定，鸟形铜卣一般都取鸟蹲立状，以尾触地，与二趾形成三个支点。鸟尊则不能如法炮制，因为尊口设在鸟背，而不是像鸟卣那样设在鸟头，所以需使鸟呈平立状，可是鸟为双足，很难保持尊体平稳，需有第三个支点，喀左鸭尊、丹徒鸳鸯尊的设计者只是简单地在鸟屁股上加个立柱就完事，而宝鸡之鸟尊的设计者则发挥了丰富的想像力，大胆地在鸟腹下再加一足。
鸟有三足，似为怪事。其实，三趾鸟在生物学上并不足为奇，人长角，牛五条腿，现在还见于报道，三足鸟尊的设计者可能亲自见过或听说过这种怪胎鸟。然而也有可能，这种设计实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神鸟有关。
中国古代曾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大地是永恒不变的，而太阳则由神鸟驮着每天从东方起飞至西方降落，这种神鸟，有人叫它“踆鸟”，有人叫“三趾鸟”，也有人叫它“乌”，它的特征便是三足。因此，三足鸟铜尊所模仿的，也许正是传说中驮负太阳飞行的神鸟吧。
象耳铜罍
美丽富饶的成都平原，很早以前便是个文化发达地区，至迟在商代晚期已产生了灿烂的青铜文化。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就出土过5件铜罍；1959年在彭县竹瓦街又出土21件铜器，其中包括罍、觯等6件酒器；1980年在彭县竹瓦街发现第二批铜器，其中有酒罍4件；近年来连续在广汉县发现商代城址和大型祭祀坑，出土一些轰动中外的青铜人像和面具。
这里介绍的是彭县竹瓦街第二次出土铜器中的二号铜罍。它高69.4厘米，盘口方沿，细颈广肩，圈足。盖面铸四道扉棱、两个兽面，兽角硕壮弯曲，角尖突出于盖面外。罍耳在肩部，雕成象头状，象耳肥大，象鼻垂卷，象牙粗短。肩、颈之界、双耳之间各铸一象头。罍腹饰夔龙纹。圈足上雕刻对牛纹，牛前腿跪地，圆睁大眼。通体有四组计12道扉棱。
该罍造型匀称，装饰富丽，扉棱四出尤为侈华，其象头耳、跪牛纹等，均较稀见，是古蜀文化极富代表性的文物珍品，年代约属西周初年，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据专家研究，在成都平原上出土的窖藏青铜器，多属商末周初，少数可晚至西周末或东周初。那么，这些铜器为什么要埋藏在这里呢？有人根据历史传说作过推测。
据《蜀王本纪》说，很久以前，有个叫杜宇的男人从天上下来，有个女子叫利，从江源地井中出来，二人结为夫妻，杜宇自立为蜀王，号称望帝，在汶山下立都。杜宇百余岁时，荆地有个叫鳖灵的人死了，忽一日其尸体失踪了，原来他溯江而上，到了蜀王都城，又复活了，当了望帝的宰相。恰好玉山发洪水，蜀国一片汪洋，鳖灵劈山泻水，平息了水灾。可在鳖灵外出治水时，望帝与其妻私通，鳖灵归来后，望帝心中惭愧，便将王位让给了鳖灵。鳖灵就是开明帝。
这个传说故事很有些神话色彩，但不少学者相信其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杜宇的“禅让”，很可能只是汉族尧舜传说的影子，当初蜀王的更替，必有一场冲突与争斗。推算下来，杜宇“禅让”的时间大致为两周之际，恰即上述窖藏铜器中年代最晚者的年代。因此，有人推测这些铜器极可能是杜宇、鳖灵争夺王权、蜀地混乱中，一些权贵逃避战乱而埋藏的。
蟠龙铜盉
在现已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虽然有相当多一部分是在正式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但也有不少铜器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意外地发现的，这件蟠龙铜盉便属后一种情况。
1954年6月，江苏省丹徒县龙泉乡下聂村农民聂长保的儿子在临近长江岸畔的烟墩山南麓坡地上种地时，在距地表仅30厘米处挖到一件铜鼎，惊喜之余，再往深处挖，竟然又掘出11件铜器，蟠龙铜盉为其中之一。
该盉主体近于罐状，口小，腹垂鼓，底下安三足，管状流，半环鋬，鋬首饰兽头。此器较为引人注目之处在其盖上之装饰：鋬盖上采取浮雕与线刻相结合，雕塑了一条蟠龙，龙首昂起，恰为盖钮，龙身盘环，布满盖面。盖与鋬之间有环扣相连。盂颈饰夔龙纹。盉高30.5厘米。属西周早期文物，现藏南京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