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有麟当时的身份是军统的特工，1949年荆有麟被捕，因此鲜有人知道他与鲁迅交往密切，而且还写过一本《鲁迅回忆断片》，本书比较详实地提供了不少鲁迅的传记材料。1924年，荆有麟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求学时，开始与鲁迅交往。1925年该校停办，经鲁迅介绍，他在京报馆任校对，并参加《莽原》周刊的出版。当年他经常出入鲁迅家门，鲁迅南下后，他仍去鲁迅在京的寓所，与鲁迅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鲁迅写给他的信件，大都没有能保存下来，现《鲁迅全集》只收有一封。鲁迅在1927年给蔡元培的信中称荆有麟为“旧日学生”。
母亲的影响
北平师范大学某生，因为受了刺激，曾冒充杨树达教授名义，跑到阜城门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先生的寓所，大兴问罪之师。这是先生刚刚迁到新居时的事情。关于此事的经过，先生曾在第一期《语丝》上有杨树达之袭来记。以此，颇为迷信的先生的母亲，xt于新居，竟生了厌恶，而对于先生随便接待来客，也不很赞成了。曾记诗人柯仲平第一次访先生时，带着大批诗稿，先生因其系初访的生人，便接待于客厅（此间南屋，实系书屋，三面墙都摆满了书架。不过先生从不在此房工作，若有生客，即接谈于此，故暂名客厅）。略谈一会之后，仲平便拿出他的诗稿，向先生朗诵了，声音大而嘹亮，竟使周老太太——先生的母亲，大为吃惊，以为又是什么人来吵闹了。便喊我立刻过去看看，并且还叮咛着：“要是胡闹的人，让他走好了，不要大先生同他再吵了。”待我看到是在读诗，才回头告诉老太太，老太太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这可见周老太太对于儿子的关心’虽然那样大的年岁了，她还是不放心。事实是：老太太不特对于儿子的爱护，就是对于儿子的思想及学问，我以为影响也是很大的。
自从先生回国任事以来，家产虽没有像老太太的希望：中兴起来。但先生也曾在教育部担任了几任官吏。在当时俭朴的生活下，以先生之所人，供给家庭，是颇有余裕的。因此，老太太也不必像以前一样劳作了。但老太太是认识字的人，又闲不住，便设法搜集中国的旧式小说看，越看越有瘾。以后，竟成每日的功课了。老太太初到北京，是住在西直门八道湾。那时先生的二弟作人，尚与先生同住，故老太太的读书责任，便由他们弟兄两个负，鲁迅先生代老太太到处找书看。作人也代老太太到处找书。待后，弟兄两个分居。而作人又不愿见老兄，竟连老太太也不来看了。于是老太太的读书，便由鲁迅先生一个人负责了。而老太太看书，又只限于小说故事一类的东西，而且不看外国的翻译作品。这就很使鲁迅先生大为困难了。顶多一星期，便会听见老太太说：“大，我没书看了。”
于是鲁迅先生便得忙着到处找，有时，虽然买到了，而老太太却说：“大，这本书，我看过哉。”
于是，还得再去找。
因为老太太要看小说，先生家里的藏书，中国旧小说，就特别地多，而先生又是勤勉过于勤勉的人，凡为老太太买的书，他必先看一遍，因为据先生讲：“老太太看书，多偏于才子佳人一类的故事，她又过于动感情，其结局太悲惨的，她看了还会难过好几天，有些缺少才子佳人的书，她又不髙兴看。”这却是实情，记得在《呐喊》出版后章衣萍夫人吴曙天女士将《呐喊》送给老太太看，而且在老太太面前，指明《故乡》一篇特别好，老太太马上带起眼镜，去读《故乡》，《故乡》一读完，原书交还吴女士，还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说的在座的人都笑了。因为根本，老太太不知有《呐喊》出版，更不知《呐喊》里的《故乡》，就是她的儿子写的。
虽然周老太太在读书的意见上，对于儿子似乎没有影响，但实际，影响是大极了，鲁迅先生自己就讲过这样的话：“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搜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
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就都是在这一影响下，而研究，而整理，而公诸社会的。
因为老太太对她的儿子爱护及影响，使鲁迅先生自己对母亲，亦是百依百从。虽然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主张，先生曾经这样讲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分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她们简直不了。真没办法0”
如此感慨的先生，虽然对母亲有此不满之词。但这是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和憎恶，并不是违反了人性，对母亲有何不敬。在先生的家庭中，年常四季，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从老太太房中，拿出各色各样的点心、水果或者其他零星食品。而且都是先生亲自在街坊买来的。这可见先生对母亲的敬爱一般了。
鲁迅的个性
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要没有独立的卓越远见，那他的思想，一定会堕入传统的因袋中。同样地，作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超凡的意见同风格，那他的作品，也会堕入世俗一道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想来说一说：鲁迅先生的个性。
鲁迅先生出于世家，而在幼小时，家道即中落，那时节，他正十三四岁。以中国人年龄论，他刚刚懂得社会人情。恰巧这时期，他得时常出入于质当店，不特受着质当店朝奉的白眼，与他同年龄的一般小孩子，以及邻居街坊，都会给他一冰冷的奚落，鲁迅先生在这一点上，定受了很大的创伤。终于使他不得不菲薄众议，违反母意，跑到千里外的南京，投考洋学堂——江南水师学堂，鲁迅先生独立的个性，这里已开始发煌了。
他的个性发扬，由此作了起点，此后，便是一直发挥着，总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水师学堂不高兴了，又转路矿学校。路矿学校毕业，又去到日本学医，学医仅能医肉体，使他又觉得：先有医灵魂的必要，终而研究文艺，在思想界动起干戈了。
由于先生的个性发扬，可以说他，对于任何人都不容易相处。如果那与他相处的人，是走的与他相反的道路的话。但因他的个性发扬，不是孤独的傲慢自大，而是对于封建势力的坚强反抗，所以什么人也都与他容易相处，只要是志同道合。下面，我将所知的先生对人对事各方面，举些例证，以作研究先生者的参考。
周作人是先生的二弟，原同居于北平西直门八道湾寓所，自十二年两人翻脸后，至先生终期，再未与其弟讲过话，其间在北京大学教员休息室，虽常碰头，但一接触，即起争执，其对乃弟之厌恶心性，可见一斑。可是周作人，当时在思想上，是与先生起着共鸣，因此，北京报纸杂志，几次大笔战，如科学与玄学之争，如青年必读书问题，如女师大风潮问题等等，凡有自命为正人君子之流，对于周作人议论，有所攻击时，先生也曾用着各种笔名，代周作人应战，这可看出：先生虽然厌恶周作人之为人，但对周作人当时之思想，还是支持的。这是一般普通人所难于及到的。因为平常的理性是：只要讨厌某一个人，任他作什么有益于人类或社会事业，也会激起讨厌的情感。不是说他如此作，定是别有居心，便是说他那样作，定有什么背景，而先生在这一点上，他是依照了他的看法而动作，把那人的过去，总先摆在一边。
其次是：先生当时担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这学校里的学生，完全笼罩在政治活动中，记得当时学生中分三派，国民党、共产党与无政府党。因为有这些党派关系，在第二学年，便暴发了不可收拾的学潮，整整闹了半年，学校还是无法上课。于是有些人，便找代理校长谭熙鸿，预备另外成立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以结束其风潮。当时曾邀请与学校有关之董事、教授等，在中央公园开会商决。先生为教授之一，自亦参与其会，会议中，多数以为为解决风潮起见，还是另改学校名称，学生从新举行登记。此主张，以马寅初主张最力，后来李石曾提出，为防止再有风潮起，学生中，凡系某党某党，一律不予接收。先生以此有失教育青年之旨，便激烈反对，始遭打销。事后，先生曾说：“石曾先生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但他那种方法，我却反对。革命不能不估计牺牲，因革命是为拯救大多数，牺牲少数，自然可以。若牺牲多数，所解放者，仅是少数，那我一向是不赞成的。”
这也可以看出，先生对于自己的主张，是怎样坚持了，虽然与先生主张不同的，是先生一向佩服的石曾先生。
因了先生有那样独立的坚强个性，所以先生做起事来，绝不为威武所屈。曾忆十四年，女师大风潮发生后，先生不赞成该校校长杨荫榆女士的开除大批学生的办法，便在北京报章杂志上，为学生声援，而杨荫榆之所以能作女师大校长，因为她的朋友章士钊，是当时的教育总长，于是她便以鲁迅攻击她的文章，哭诉于章士钊之前，不幸的是，鲁迅先生当时还任教育部佥事，章士钊不顾是非公理，竟公报私仇，下令将先生免职，但先生到教育部任事，起自民元，而先生所任之佥事，又系荐任官，依照官规，荐任官之任免，须呈请大总统，且老职员，若在公事上无重大过错或触犯刑法，是不能随意免职的。但先生竟因作公事以外的文章，而被免职了。依常理，总长为内阁阁员，在黑暗的当时北京政府，本可任所欲为，免一个区区佥事，甚为平常。在旁人，若被免职，只有卷铺盖走路之一法，然而，先生实行反抗了。他向平政院提起诉状，控告章士钊违法，记得当时诉状上，曾指明章士钊手谕免职令，为某月某日，而免职令理由是说先生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有碍部令，但先生参加校务会，是在章士钊下手谕之次日，章士钊总不能预知先生的行动，而先予免职吧！其为挟私无疑矣。控诉的结果，先生竟胜利了’府令仍令先生官复原职。——虽然先生因总长仍系章士钊，再不高兴去到教育部办公，但先生不畏强权之精神，已完全表现出。
但还不止此也哩，先生个性发扬之结果，不特不畏强权之压迫。且不逢迎任何权贵，曾经有过以下的故事：
十/V年春天，先生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时，应黄埔军校之约，前往讲演那有名的《文学无用论》。讲毕，有某政治家，约先生前往其官邸吃饭，先生再三推辞不掉，只得前往应酬，酒席自然是很丰美的，但在吃饭时，先生发觉主人，虽对自己再三恭维，但实际，是什么也不懂得的俗人，更不必谈文学了。自然，主人所谈的对于先生的讲演，怎样佩服，怎样同感，完全是假话了，先生于是很i寸厌起来，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对于此菜，特别称道其好处，并说明此菜系某先觉所喜食，而此菜之制作人，就系为某先觉做菜的原厨子等语，在旁人，得到这样的恭维，除了随同主人赞美菜好而外，恐无别话可说了。而先生当时连筷子都不动一动，竟说：“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0”
其不喜逢迎人，可谓到极点了。
可是，这一外，还有更怪的故事呢。
大约是民国十八九年罢，先生有个既是同乡，又是同事，而且平素还常同先生往来的某君，忽然作了大官了。有次到上海去看先生，先生竟由后门走出，避不见面，只让娘姨告诉客人，说主人不在家，而某君又系晓得先生脾气的人，便在先生前门附近徘徊起来，大约等候了有半小时以上，先生又由后门回来，在楼下堂屋讲话，某君听见了，便一下冲进去，先生要再躲，已是来不及了，而某君还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
先生当时虽然有点窘，但也即刻答复：“你不是已经做了官了么？”
某君晓得先生的意思所在，便接着说：“做官归做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呀！”两人才一同上楼去谈天。
类于此的事，在先生，是很多很多，我现在再举一件，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吧。
民十三，中山先生北上后，给青年界以很大的刺激。但缺乏的，是理论的指导，同真确的消息报导，于是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北京办一《国民新报》，已故中委邵元冲曾面请先生代写文章，此事被未名社几位朋友晓得，决定活动《国民新报副刊》，于是由某君出面，要求先生写介绍信，同时又找正在办《猛进》的北大教授徐旭生先生亦写介绍信。可是，某君的话，是两样讲法，他对徐旭生先生说：是鲁迅先生要求徐先生介绍韦素园去编副刊，而对鲁迅先生则说：是国民党方面要求先生介绍一位副刊编辑去。总之，两方面都写了介绍信去，事情算是成功了，便由素园出面去编辑，鲁迅先生还代他各方面拉稿，后来不知道怎样一弄，鲁迅先生知道了某君两样话语，竟非常之生气，说：“你看，他竟到我这里玩手段来了。”
以后，便再不与某君讲话了。直至他死时为止。
对事与对人
鲁迅不大拿出批评家的派头去批评某一篇著作或某一个人。但是，他的杂感、论文和小说，甚至于散文诗《野草》，却没有一篇不是充满了批评的态度。我们只要翻捡一下，从五四后，直到他死时为止，文坛上一切潮流与现象，都会发现在他的笔墨中。
他的批评，有时只是一鳞半爪，但就只这一鳞半爪罢，那深刻性，却要比了洋洋数万言，还要有力得多。下面便是一个例子。
《北京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在脱离了《晨报》，而去主编《京报副刊》时，剩下的《晨报副刊》，便由诗人徐志摩来接编了。徐志摩是伏园的朋友，所以他们俩，虽编着几乎可以说是敌对的报纸，但并没因此减却他们两人见面的机会。相反地，因为志摩也编着副刊，为了拉稿的关系，倒容易常常与伏园碰头。因此，他们俩便相互交换着意见，交换着批评，甚至交换着旁人对他们所编的副刊的好恶消息。
有一次，志摩写了他那有名的杂感式论文：《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当时是志摩正向社会活动的时代，每月用茶点召集着贤人、淑女的新月会议，在北大等校，又讲授着英国历史上的诗人——拜伦与济兹，而他的表扬他的客厅的新诗——《石虎胡同七号》，也正起着引诱青年去拜访的作用。但他却忽然高兴，发表起有关政治的论文，多事的伏园，便将志摩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拿去给鲁迅先生看，而且在鲁迅看完后，还问了鲁迅的意见。过几天，志摩又与伏园相见了。志摩便问起：他那篇文章，不知鲁迅先生的意见怎样？伏园便直爽地答：“鲁迅先生娜篇文章写得真好！”
然而，正以诗人在文坛上争辉的志摩，感觉到鲁迅的讽刺的批评了。他立刻说：“他骂得我好苦呵！”
这是一件。另外一件，使我忆起了许钦文。
许钦文约在民国十一二年时候。陆续在北京杂志报章上，发表他以学生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记得在他的第二个集子出版后，他挟着初印成的样本，与某氏两个来访鲁迅先生了。某氏当时，讲了一个笑话，他说：
“钦文的第一集短篇小说。只有一个青年太太买了一本，而且看后，到处对人讲，说她佩服得不得了。甚至表示，想同钦文做朋友。”
鲁迅当即对钦文说：“那以后再出新集子，我看你还是送她一本罢，不必再要她买了。”
某氏却说：“那可糟糕！钦文第一集小说，就卖掉一本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