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早在公元10世纪，中国的丝绸、锦缎等商品就已传人欧俄境内。基辅罗斯大公国时期，古罗斯人已与中国北方的契丹族有了接触，此后，“契丹”（KN.TAU）之称便被沿袭下来，成为俄国对中国的称呼。13世纪上半叶，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在西征中曾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钦察汗国，对罗斯诸国进行统治。元朝建立后，欧俄地区与中国之间驿路通畅，交通便利，联系空前密切。中国的铜镜制作技术就是在这一时期传人欧俄境内的。这一时期，不少罗斯军士、工匠也来到中国，并长期留居内地。
公元14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开始兴起，并在反对钦察汗国奴役的斗争中逐渐强大起来。至16世纪上半叶，莫斯科公国境内的居民已形成操同一语言的俄罗斯民族；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已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明清之际，俄国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扰活动持续了40余年，中俄之间军事冲突不断，最终导致雅克萨之战（1685年至1686年中国军队驱逐沙俄侵略者的战役）。
1689年（康熙2 8年），中俄两国签订了第一个界约——《尼布楚条约》，从而奠定了中俄两国外交和通商关系的基础。条约签订后.两国交往不断，公文信函增多，清政府出于翻译往来公函的需要，在北京设立“俄罗斯学”（又称“俄罗斯文馆”），“学生额二十四名，由八旗学生挑取”。俄罗斯学学生主要学习拉丁文和俄文。早期俄罗斯学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俄文翻译人才，这些人为中俄交往做出了贡献。另外，依据条约规定，俄国对华贸易合法化，成为了在北京进行通商贸易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公元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进一步确定了两国中段边界，并对中俄外交、边境纠纷、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许多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制定了准则。从此，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发展时期。1730年和1731年，清朝官员先后率使团分赴莫斯科和彼得堡，祝贺俄皇即位，参加俄皇加冕典礼，这是中国最早派往欧洲国家的外交使团；恰克图边关互市兴起，两国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俄国传教士、留学生定期来华，在北京学习中国文化、担任翻译、教授俄语，从而促进了中俄文化交流，并奠定了俄国汉学研究的基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的胜利，给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给予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从此，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便在全新的背景下展开，在更广阔的领域里进行，呈现出一派色彩斑斓的景象。
（第一节）《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的中俄贸易关系
《尼布楚条约》第五条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由此，俄国成了与中国建立起正式商业贸易关系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17世纪末叶，俄国在欧洲诸国中仍是一个落后国家，西伯利亚盛产的各种毛皮，在其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北美毛皮对欧洲市场的冲击，俄国的毛皮输出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开拓邻近西伯利亚的中国市场，成了俄国政府和商界长期谋求实现的一个目标。《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国商队争先来华，中俄贸易立即进入了兴盛时期。
1689年至1697年，是中俄贸易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中俄北京贸易开辟了一条通道，但俄国政府行动迟缓，没能及时利用这一时机。于是，俄国私商捷足先登，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清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条件，长途转运，大发其财。这期间，先后有7支俄国商队来到北京进行贸易活动，其领队一般由政府公职人员担任，而领队又负有向清廷投送文件的使命。商队恰恰利用了这个条件，为其争取到使团才能享受的种种优遇。
从1698年起，俄国政府禁止私商赴华贸易，国家商队便完全取代了私商商队。1698年至1718年间，俄国国家商队来京共达10次。这些商队队伍庞大，所携货物的价值也比过去大得多。随着北京中俄贸易的发展，东部和北部边地的中俄贸易也开始繁荣起来，这两地的中俄贸易被称为“黑龙江互市”和“库伦互市”。
黑龙江互市的中心在齐齐哈尔（卜魁）市。齐齐哈尔城位处中国东北边疆，是从尼布楚来京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其时，这里已是居住着数万军民的大城。齐齐哈尔距俄国东方重镇尼布楚不远，道路平坦、安全，俄商从尼布楚人境，行走约一个月左右即可抵达，而从尼布楚到北京，一般要行走三个月时间。显然，俄商赴齐齐哈尔贸易，无须携带过多的干粮、衣物和费用，便可做成较大的买卖，赚取高额利润。中俄边地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齐齐哈尔自身的日益繁荣。
库伦的中俄贸易，是在康熙中期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之乱、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行政管辖之后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库伦（今乌兰巴托）位于土拉河畔，与俄国重镇色楞格斯克有水路相通。1703年后，俄国商队来华，皆取道蒙古中路，库伦恰在通道之上，因此地位愈显重要。在京师贸易衰落、停滞的同时，库伦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库伦也日渐发达，成为漠北中俄贸易的最大中心。后来，由于不法私商行为不端，致使库伦互市陷人混乱。再后来，由于中俄关系恶化，1722年4月，清政府下令驱逐库伦俄商；7月，又令俄商务代表郎克和伊斯托普尼科夫商队离京。至此，中俄库伦及北京贸易便告中断。
（第二节）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公元1725年1月，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病逝，叶卡捷琳娜一世继位。根据彼得一世生前的意图，女皇决定以祝贺雍正帝登基并宣告自己即位的名义，派遣高级使团赴华谈判。
使团共120人，由特命全权大使萨瓦率领，于1725年10月自彼得堡启程东行，并于第二年11月抵达北京。在北京，萨瓦觐见（jinjian，朝见君主）了雍正皇帝，呈递了贺表；尔后，便与清政府代表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会谈。1727年6月，萨瓦率团到达距恰克图10俄里的布尔河畔，与清政府代表继续谈判。同年8月31日，双方签订划界条约。条约以签约地点布尔河为名，称《布连斯奇条约》。
《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中俄两国中段边界的划定，为两国签订相互关系的全面性条约奠定了基础。双方代表根据在北京达成的原则性协议和已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拟成全面性条约的草案，在报请本国政府批准后，于1728年（雍正六年）6月25日在恰克图正式签字，条约生效，称为《恰克图条约》。该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涉及两国边界、贸易、宗教文化以及越界逃犯等各个方面；条约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空前友好的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近30年之久。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正式允许俄国定期派遣传教士和留学生到北京，这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以及俄国汉学研究领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之前，居于北京的俄罗斯人已近百名，他们被编人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称为“俄罗斯百人队”。由于他们大多来自雅克萨，俄国史籍中又将其称为“阿尔巴津人”。这批俄罗斯人居住于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镶黄旗驻地，清政府提供给他们住房、衣食，发给他们年俸，并帮助他们娶妻安家。由于定居北京的俄罗斯人多娶中国妇女为妻，受她们的影响，北京俄罗斯人的宗教观念日浙淡薄，按教规生活的人并不多。
根据《恰克图条约》第五条的规定，清政府还协助俄国在北京建立了一座东正教堂。这座教堂建于北京东江米巷（后改称东交民巷）俄罗斯馆内，命名为“奉献节教堂”。与称为“北馆”的“圣尼古拉教堂”相对应，奉献节教堂又称为“南馆”。条约第五条还规定，俄国定期向北京派遣传教士团和留学生，到京后居住于南馆，传教士团由清政府“供以膳食”，留学生由俄国“供其膳费”。
第一批俄国留学生（共3人）是1727年到北京的。据统计，1860年之前，俄国派往北京的留学生共计41人。起初，俄国政府规定，派往北京的留学生，“自他们到达北京之日算起，学习期限为十二年，期满后即行返回俄国”。1840年以后，“因喇嘛学生等俱有父母在家思念情切”，便改期限为五年。此外，随传教士团来京的还有医士8名、画家3名、硕士1名。
俄国传教士、留学生是俄国汉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经过在北京长期的刻苦学习，他们中有不少人精通满、汉、藏、蒙文，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伊拉里昂·罗索欣、阿列克谓}·列昂季耶夫、雅金夫·比丘林、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和帕拉季—卡法罗夫。
伊拉里昂·罗索欣（公元1717—1761年），又译赫拉尼·罗索金，1729年被选做留学生随第二届传教士团到达北京，1740年随俄国信使绍库罗夫返回俄国。罗索欣在北京学习了11年，他本会蒙文，又进一步掌握了满文、汉文，在当时北京俄国留学生中学习最为出色。自1735年起，他在理藩院（清官署名，是掌管蒙古、西藏、新疆各地少数民族事务的机关）任翻译，并在内阁俄罗斯馆教俄语，编译过《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罗索欣翻译和编译了近30部中国书籍，其中包括图理琛的《异域录》及《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中国丝织厂资料》、《一七三○年京报摘抄》等。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公元1716~1786年），又译阿列克谢·列昂节夫。原为莫斯科神学院学生，曾随俄籍中国人学习满文。1743年随俄国信使绍库罗夫到北京，1755年随弗拉迪金商队返回俄国，在北京学习了12年。列昂季耶夫回国后，被分配到外务委员会担任翻译。他也翻译过不少中国图书。1762年，他将罗索欣未译完的《八旗通志》补译完成，受到俄国政府的奖励。此后，又陆续译出《大清会典》、《名臣奏议》、《大学》、《中庸》、《圣贤格言》、《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等。列昂季耶夫翻译的著作约25部，许多是欧洲的第一个译本。他还发表过《中国臣子》、《中国君子》等文，宣传儒家学说中修身治国的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雅金夫·比丘林（公元1777~1853年），又译俾丘林。1808年出任第九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1821年返国。在北京留后的13年中，比丘林经常身着中国服饰，深入北京社会，观察了解民俗风情。他精通满、汉、蒙、藏文，在北京就译著有《北京志》、《准噶尔志》、《蒙古志》、《西藏志》、《中亚诸民族志》等。回国时，他带走了几吨重的中国书籍，其中包括《十三经》、《廿三史》、《大清一统志》及各种地图。回国后，比丘林曾长期在外交部亚洲司任翻译，除译书外，他还把自己的汉学著作《西藏青海史》、《中华帝国详志》、《中国的国情与民风》、《中亚各族史料汇编》等陆续刊布。他是当时俄国汉学界的权威，被人们视为一代宗师。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公元1818~1900年），又译王西里、瓦习礼、王书生。原为喀山大学硕士，其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论佛教哲学的原理》。1840年，瓦西里随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到北京，1849年回国。在北京期间，他深人研究佛学，并将《大唐西域记》译成了俄文。瓦西里回国后先任喀山大学教授，后调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从事汉、满文教学，担任东方学系主任达15年之久。1886年，瓦西里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他的著作主要有：《东方的宗教：孔教、佛教和道教》、《佛教教义及其历史和文献》、《回教在中国的传布》、《中国的发现》等。他将《满洲志》、《论语》等书译成俄文，还翻译有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及唐人小说《李娃传》，并编纂了《满俄大辞典》。瓦西里被称为比丘林之后俄国最大的汉学权威。瓦西里时期，俄国的汉学中心已从北京俄罗斯馆转移到了彼得堡大学。
帕拉季·卡法罗夫（公元1817~1878年），又泽巴拉第，原为彼得堡神学院学生，1840年作为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成员来到北京，后曾出任第十三届和第十五届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在北京居留30余年。其研究佛学的著作有《佛陀传》和《古代佛教史纲》。后来，他又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完成的著作有《元朝秘史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圣武亲征录译注》和《乌苏里边区历史概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