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铁穆尔）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月，忽必烈把桑哥投入大牢，旋即处死。忽必烈的三位理财师——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虽然出身不一、才能各异，至此，却全部得到了一样的下场——“不得好死”。四年后，忽必烈病亡，蒙元帝国的国势也随着这位政治强人的消失急转直下。
元初大通缩
蒙哥在位是蒙元帝国的全盛时期，蒙哥死后，蒙元帝国被一分为四，忽必烈只是其中的四分之一。1271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国号“元”，取意《易经》中的“大哉乾元”。
元朝是中华正统的论断一直被人质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对此的评价虽然是“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他们总是忽视元朝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历史是独立于中国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可是剑桥编纂《剑桥中国史》系列时本身就把忽必烈的蒙元帝国列入其中。
也许是因为公元1271—1368年中原大地确实曾经在蒙元帝国统治之下，九十八年的事实已经存在，蒙元帝国是否是正统已经不重要了吧。
关于这段历史，还是让我们从货币说起。
铁木真、窝阔台、蒙哥都曾在自己地盘上发行纸币，他们甚至允许地方官僚自行发行纸币。《元史》上说，耶律楚材曾向窝阔台建议，金国亡于大量发行纸币，因此，窝阔台不敢过分加印交钞，帝国早年纸币流通也没有出现问题。建立蒙元帝国后忽必烈发行中统钞，统一了全国纸币，并且为中统钞建立了充足的贵金属准备。也是这个原因，史学界对忽必烈大加赞赏，认为他是蒙元帝国残暴统治的终结者，即《元史》所谓“思大有为于天下”的一代英主。
真的是这样吗？
建立蒙元帝国之前的1260年忽必烈就建元“中统”，同时推出自己的纸币：中统钞。后世，有人说中统钞以丝绢为钞本、有人说中统钞以白银为钞本。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统钞本位？
其实，以丝为本、以银为本，这两种说法都没错，中统钞是既以丝为本、也以银为本，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混乱的货币制度。
说两种说法都没错，是因为1260年忽必烈其实同时发行了三种货币：七月行“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也称“丝钞”，面值二两相当于白银一两；十月行“中统元宝”，以白银为本，面值两贯相当于白银一两；十月又行“中统银货”，以黄金为本，面值与黄金等值。其中，“中统元宝”、“中统银货”统称为“元宝钞”，中国历史上“金元宝”、“银元宝”的大抵来源于此。
三种货币同为中统钞，至于中统钞究竟以丝为本、以银为本还是以金为本，彭信威先生的解释是“也许应当说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可是两者同时对白银作价，并以白银来兑现”。
三种中统钞，元宝钞、中统银货当时的发行量非常小，今天的存世数量也极少。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只说“中统元宝交钞”，即“中统交钞”。
中统钞刚刚发行的时候，蒙元帝国还与南宋划江而治（1260—1275年），忽必烈对发行纸币确实非常慎重，1260年中统钞发行量为七万锭，直至1275年南宋灭亡之前也仅为一百六十万锭。这个时期，每一贯中统钞都有相应的白银做准备，持有中统钞的人可以在帝国所有疆域立即兑换为白银。
《元史》和很多历史资料都这样记载了忽必烈的指示：对待交钞兑换工作，就要像一个捧着瓷器行走的人，时时刻刻唯恐摔碎，任何人兑换都不得稍有迟疑，以免万民恐慌，朝廷下拨的白银储备必须全额用于交钞兑换，不得挪用分文！
当代很多人对此大加赞赏：蒙元帝国早在13世纪就建立了完善的银本位纸币制度，这绝对又是领先于全球的一项创举。甚至有人认为如此成功的纸币制度，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件大事。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是否想过：大宋王朝与蒙元帝国，两者经济实力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连宋代都没有能力推行银本位，以元代残破的经济怎么可能演进到银本位？难道您不知道，蒙元帝国统治时期（除了极个别的年份）是绝对禁止民间金银甚至铜钱流通的？既然金银不能自由流通，还谈什么银本位？
中统钞发行量最初确实非常保守、中统钞确实有足额白银作为准备、中统钞确实能随时兑换白银，只不过，这种纸钞最重要的用途是蒙古大汗对王公贵族进行赏赐、王公贵族之间互相馈赠。
当然，中统钞对汉人、南人也发挥了另一项极其重要的作用——抢劫。
发行中统钞后，蒙元帝国禁止金银交易，中统钞发行量又极少。这项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通货紧缩。
一般来说，货币发行量减少的时候物价就会下降，此时还要加上“直线”二字，即物价直线下降。1260年大都米价为每石六百文，1264年为每石四百文，到了1268年居然降到每石百文。
通货膨胀的标准是印刷更大面值的票子，通货紧缩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须印制面值更小的票子。很不幸，忽必烈统治初年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本来中统钞基本面值为两贯，后来下降到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最终，居然出现了五厘、三厘面值的中统钞，如此细小面值的纸币在中国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中统钞发行总量不过数十万锭，所以，普通人手中的货币才被细分到“厘”——没有办法，货币实在是太少了。
在大通缩背景下，忽必烈一改蒙元帝国征收实物税赋的传统，自中统四年开始强令行省将税赋的一半改为以中统钞缴纳，随后又改为全部按中统钞或现银。只不过，跟前几年比税收额没有丝毫变化，帝国早就核定好了税额，为了避免重复工作，仍按中统钞刚发行时的物价计算。
更可恨的是，忽必烈颁布了一条命令，任何人在结婚之前都必须向朝廷缴纳一笔中统钞，否则，不得成婚。这道命令对蒙古人、色目人还好，毕竟他们是上等人（1），手里还是有点钱的。汉人、南人本就被极其惨烈地抢劫过，如何能支付起这笔费用？这项政策所以阴毒，并不是因为蒙元帝国靠此聚敛了多少钱财、造就了多少剩男、剩女（男女怨旷失时），而是蒙元帝国试图通过货币压制汉人、南人生育，长此以往，我大汉民族将无以为继！
这又是一场多么惨烈的抢劫？
忽必烈，真可谓做到了“取之尽锱铢”！
如果忽必烈不是《元史》中所谓的有为之主，那么，蒙元帝国初年的真实情况又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答：抢劫，惨烈的抢劫、极其惨烈的抢劫，连天下黎庶的生命都不在意，财产当然也就更不提了！
蒙古原本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没有什么兴致，在窝阔台时期就颁布了这样一条命令：汉人对国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好了！实际上，这道命令正是这样执行的：土地变为草场，至于原来生活在土地上的人，部分还是有用的，强壮者可以变为奴隶、无用者杀掉，无分男女、老幼、贵贱。1213—1215年，蒙元帝国军队累计攻破金国城邑八百六十二处，黄河以北广大地区被蒙元帝国军队毁灭，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基本变成了牧场。当地居民北迁大漠，绝大多数人就这样无声无息死在路上。即使到达大漠的幸运者，也像牛羊一样被关入牲口圈，十之八九被严寒冻死。
忽必烈统治的地区是原来的金国，到忽必烈登位时，八百多万户只剩下一百多万户，就这一百万户还被就地变性，一半以上在当地被变为“驱口”——以区别那些不会说话的“牲口”。至于“驱口”的土地，几万顷、几十万顷地被大片变为草场，“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孽畜”。忽必烈也意识到，“驱口”毕竟不是牲口，逼急了也会反叛，于是，汉人、南人，二十户以上才能拥有一把菜刀！
如此，蒙元帝国是一代强国吗？
阿合马：从奴隶到宰相
在蒙元帝国的世界中，忽必烈大汗的宝座其实是自封的。按他们的规矩，全族大汗一定要经过全体贵族选举产生，1260年忽必烈在大部分选举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就炮制了一场选举，然后自封帝国大汗。
如此不按套路出牌，广大蒙古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忽必烈刚刚称汗，其弟阿里布哥就联合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在帝国首都和林起兵，一打就是四年。
更离谱的是，忽必烈在前面对付阿里布哥，1262年汉人李檀在山东叛变。李檀的父亲是宋朝将领，1227年投降蒙元帝国，蒙哥特许其世代镇守山东。三十年后，李檀趁火打劫、诛杀当地蒙元帝国驻军、对南宋献出三个城池，改旗易帜后又转投南宋。
在忽必烈看来，李檀位高权重，儿女亲家王文统也是中书省平章政事，这样的汉人都能反叛！这无疑在忽必烈心目中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自此不再信任汉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对此的评价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他自然地对仅仅依赖他的汉人助手统治中国产生怀疑，作为替代他从非汉人幕僚中寻求协助。
其实，忽必烈冤枉汉人了，李檀历来为在朝儒士攻击——“所学不正，必祸天下”。也正是在蒙元儒士集团“金莲川幕府”的坚持下，忽必烈才断然回兵剪除了李檀。忽必烈消灭了汉人反叛者，却疏远了“金莲川幕府”。
疏远了“金莲川幕府”，谁又能为他统治汉人天下呢？
找自己的蒙古亲戚显然不太靠谱，这些家伙只会杀人放火，至于如何治理国家，大家都不太明白。
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忽必烈麾下还有很多色目人。
色目人很早就依附蒙元帝国，不但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擅长经商理财。更关键的是，他们来自中亚、西亚，中原不是他们的故土，千里做官、只为吃穿。李檀败亡后，色目大臣纷纷向忽必烈哭诉：色目人虽然贪财，却绝不会像汉人一样造反！对统治者来说，造反的危害显然远大于贪污受贿。治国是一件非常很简单的事，只要能把大汗的钱袋子装满就行，就可以不拘一格用人才！
忽必烈的第一位理财师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元史·奸臣传》中的阿合马，《元史》对此人盖棺定论式的评价是“擅财赋权，蠹国害民”。
据《元史》记载，阿合马，回纥人，不知其所由进。也就是说，阿合马是一个无档案、无户籍、无履历的“三无”人员。另据波斯《史集》记载，阿合马生于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是察必皇后的奴仆，后来被当做嫁妆送入皇宫。大概借着这层关系，阿合马有机会接触到儿童时代的忽必烈，说白了，阿合马跟忽必烈是发小儿。1262年（中统三年）平定李檀的时候，阿合马已经官至“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实际上就是蒙元帝国的财政大臣。
阿合马能于《元史·奸臣传》排名第一，当然有所擅长。《元史》中大骂不已的“榷民铁”、“课盐税”，其发明者就是阿合马。
先说“榷民铁”。
1262年，阿合马在钧（今开封）、徐（今徐州）等地没收了一批铁矿（没收对象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又从当地蒙元贵族手里罚没了三千户“驱口”。靠着这些本钱，阿合马做起了皇家铁矿生意，在不给工钱、动辄以杀人威胁“驱口”的情况下，阿合马的皇家铁矿生产战线当年就取得了辉煌战绩：一年之内就产铁一百多万斤，并铸农具二十多万件。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垄断冶铁只是在生产环节、销售渠道搞特殊，绝对不会有人对消费者动歪脑筋。在这一点上，阿合马盐铁专营2.0版进行了创新，不但要建立盐铁生产、销售系统，还要强迫消费者购买，全国所有农人都要来我这里更换新农具，至于旧农具，一律当做废铁卖给阿合马。
自此之后，但凡不使用官家农具者，治重罪！
阿合马卖铁器，不收中统钞，一律以粮食交换！一年内，阿合马就向忽必烈上缴了四万石粮食！当时，禁榷仅在钧、徐两地推行，两州之地搜刮了四万石粮食，如果算上各级封建官僚的运转费用，数量更远高于四万石，这又是多少人赖以为生的口粮啊！
再看“课盐税”。
蒙元帝国自窝阔台时期就已经开始食盐专营，只不过禁榷工作为色目人把持，这些人看到钱就好说话，帝国对食盐专卖的监控历来不怎么严格，汉人、南人中的盐商日子混得也不错。
阿合马来了，一切变样了！
食盐不是农具，阿合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把家中留存的食盐都交出来，更没法在食盐上打上官营Logo。
这点小事能难倒阿合马吗？
1264年（至元元年），在得到忽必烈准许后，阿合马开始了自己的榷盐改革：各行省按朝廷给定的数额领取官盐，无论能否卖出去、也无论是否已经禁绝私盐，最后都要按阿合马计算好的利润向朝廷交钱。至于阿合马核定的利润，则是根据行省人口数量计算出来的，无论口重、口淡都是一个标准，我才不管你去哪里卖盐！
钱，阿合马是一定要拿到的！
盐税改革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绩，中统年间（1260—1263年），蒙元帝国官盐产量仅是三十万斤左右，只能课银七千五百两（相当于一千五百锭）；至元元年产量就增加到了近五十万斤，课银达到了一万两千五百两，到至元十年（1273年）时，盐产量达到了两百多万斤，课银一万多锭。
忽必烈拿到了无穷无尽的战争经费，当然对阿合马大加赞赏，将之誉为“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
何谓“天道”？满足大汗永无止境的欲望就是天道；
何谓“地理”？能清楚计算各个地方能捞多少银子就是地理；
何谓“人事”？知道从那些人身上能捞多少钱就是“人事”。
阿合马自鸣得意地将自己的成绩称为“民力不屈，而国用充”：看我搂了这么多钱，天下人不是还没有死绝吗？
封建皇权之下，百姓兜里的钱就像海绵里挤水——只要你肯用力挤，总是有的。
盐铁专卖2.0版狠毒吗？跟阿合马推行的货币政策相比，盐铁专卖2.0版就不显得那么狠毒了。
1275年（至元十二年），蒙元帝国征服了整个南宋——这可是一个花花世界，金银、粮食、锦帛……各种财富应有尽有！然而，铁骑只能把南宋皇室拉下皇位，却不可能在瞬间掠走南宋所有财富。
没关系，阿合马自然有办法尽占天下之利：货币改革！
南宋谢太后向忽必烈奉传国玉玺的时候，忽必烈曾经下旨：骤然废黜江南会子，必然使小民失去财富，市场贸易也会很不方便，因此，可以保留江南会子。
阿合马对这道诏书相当不以为然，命令发布之后，阿合马仍三番五次向忽必烈进言要求废黜江南会子：现在江南刚刚平定，我们无法立即展开户籍调查，赋税核定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您不可能立即对江南富庶之地收税；只要您同意以中统钞兑换江南会子，我们可以马上尽占江南之财！
听说有钱赚，忽必烈动心了：那你就放手去做吧。
平心而论，南宋政权曾经超量发行会子、关子，币信早就荡然无存。与之相比，多年来忽必烈对中统钞发行一直相当克制，每一贯中统钞都有等值的黄金白银做准备。两者相比，中统钞就像二战时期美国的美元，会子、关子就像中华民国的法币，以中统钞兑换会子、关子其实是一件好事。
果真如此，估计阿合马也不会被列入《元史·奸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