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帝国，自称“兀卒”，意思是“青天子”，并称北宋皇帝为“黄天子”。为惩罚李元昊胆敢与北宋王朝平起平坐的行为，宋夏双方零售改批发，在两千多里的战线上大打出手。
双方开战之后，北宋第一个动作不是调兵遣将，而是下令益州交子务立即增发三十万贯交子。三十万贯交子全部带有暗记，以区别于内地交子，这种交子不准在北宋蜀地交易，更不准兑换铁钱，只能运往秦、延、渭、环、庆诸州支付军饷及粮商货款，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把手中的货币拿到西夏地盘上去采购物资。
这些特殊的交子不能变现，流通区域仅限于宋夏边境，说白了就是一批废纸！但是，党项人对此并不知情。
宋仁宗还同时下令宋夏边界的榷场、和市，对出口西夏的贸易一律视为走私，要坚决打击，却并未下令禁止进口西夏商品。毕竟想禁绝青白盐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不用货物去交换，用纸币去骗也不错……
西夏文字典《文海》里这样解释“金钱”：“钱也，买卖种种价值用是也”，宋夏开战之前，榷场、和市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蜀地交子也是他们的主要货币。
三十万贯交子凭空流入西夏，摆明了就是想做没本钱的买卖——抢劫。可怜西夏地盘本来就不大，境内立刻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记载：“尺布至钱数百”、“一绢之直八九千钱”，甚至高达“五十余千”……
此后，北宋王朝不断对陕北用兵，也就不断用增发货币的损招，最后甚至创出了一种“陕北交子”，专用于在西北战场支付军需。
货币战争永远是一把双刃剑，重创敌人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
之前，党项人接受交子并不是由于北宋朝廷的强制力，更不是由于北宋军队很强大，而是因为交子交易媒介的有效性，持币者可以在蜀地换回自己想要的东西。
现在，陕北交子只是“虚行印刷”、不能兑换铁钱，也不能拿到蜀地交易货物，于是，西夏人很快放弃了对交子的幻想，转而依靠另一种贸易方式——“打掳”。所谓“打掳”即暴力抢劫，给宋人留下了非常惨痛的记忆：每次双方交战，西夏军队都会在战后纵兵抢劫，边境六七百里之内“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
最后告诉大家的是，交子暂时衰败并不意味着北宋经济崩溃。交子只是一种地方性货币，大规模印发交子的初衷也不是劫掠民间财富，而是为了劫掠西夏。后来，这批交子逐步回流到国内，北宋王朝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蜀地官交子兑换了这批陕北交子。
陕北交子的事情解决了，这场北宋王朝与西夏之间的货币战争却一定给双方都留下了惨痛的记忆。
没关系，北宋货币战争，咱还有下一场。
澶渊之盟
历代游牧民族中，契丹是最特殊的一个：这是惟一曾经与中原王朝和平共处长达百年的游牧民族。他们不是最骁勇的民族，却是最长命的少数民族帝国，除汉、唐以外，辽帝国甚至比宋之前任何一个中原王朝都要长命。
大唐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候，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立了辽帝国。当时，契丹贵族已经完全汉化，辽帝国完整借用了唐帝国的官制、礼制、宫廷制度，是汉族帝国自己的影子。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以割献燕云十六州为代价换得契丹支持，自此，中原王朝门户大开，丧失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后周以来，历代帝王无不梦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当然也包括雄才伟略的赵匡胤。
这又绝非一件容易的事，陈桥兵变的时候辽帝国立国已逾半个世纪，三十万军队以骑兵为主；当时的北宋不过就二十万军队，还是以步兵为主。
于是，赵匡胤想到了另外一种方式对付契丹：金钱！
赵匡胤每年都要省吃俭用存下一笔钱，即“封桩库”。“封桩库”是用来收回燕云十六州的专项资金，方案一：等积蓄了足够的金钱，就向辽国赎买燕云十六州；方案二：如果辽国不肯出售燕云十六州，那么，“封桩库”就是武力夺回燕云十六州的本钱。
赵匡胤算了一笔账，如果用二十匹绢买一个契丹骑兵的人头，二百万匹绢就可以买到十万个契丹骑兵，那么，辽国将精锐尽失……上天没有给赵匡胤这个机会，封桩库的钱还没存够，赵匡胤就“未富先死”。
宋太宗统一北汉后，北宋有一百多万军队，辽帝国仅有三十多万军队。仅仅比较士兵数字是没有用处的，北宋一百万军队中，能作战的不足三十万，其余都是不能打仗的工程兵——为防止流民闹事，北宋王朝把军队作为收容流民的大本营，失地黎庶可以在这里领到维持生存的薪水。
此后，北宋王朝对契丹屡战屡败，太宗朝高粱河之战北宋兵溃，宋太宗赵光义不知从哪里抢到一头毛驴才逃脱被俘的命运。按照以往的经验，游牧民族一旦取得军事优势，往往会迅速推进，甚至占领整个北方。然而，尽管北宋王朝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两国仍旧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存在了一百五十四年。
不靠军队，宋太宗又是用什么方法阻挡了契丹骁勇的铁骑呢？
答：货币。
宋太宗在高粱河一役被打成重伤，回来一怒之下关闭了宋辽之间的所有榷场，下令停止对辽所有贸易：宋人敢偷运一升粮食过界、辽人敢来北宋买粮食，一律处斩！
这比动员一百多万军队都好使。
辽帝国经济繁华区域仅限于南京、上京、东京、西京和中京，其余地方还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五京地区所产粮食、手工业品根本无法满足整个帝国需要。既然北宋王朝不允许公开贸易，那就只有靠走私了。
要把北宋商品走私到辽帝国，首先要在北宋地盘上买到东西；
要让宋人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卖给契丹人，价格肯定要远高出北宋市场上原本的粮价；
要出得起这么多钱，辽人得先有宋朝的钱……
虽然辽人冶炼技术丝毫不逊于北宋，但是辽帝国没有铜矿，也就造不出铜钱。造不出铜钱，还可以铸造铁钱：北宋地界铜、铁钱兼行，既然北宋王朝铜铁钱官方兑换比例为1：4，我用1：10甚至更高的比例交换铜钱，总该可以了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强者可以印刷货币掠夺弱者财富，这个逻辑却不可能反过来：货币争霸的基础是产业创新，强国根本不用理会弱国的货币，大不了不跟你做生意；弱者却必须购买强国商品——你自己造不出来。既然如此，弱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上根本就不好有发言权。
当时宋辽之间的产业差异就是这个情况。
北宋几乎掌握着所有产业制高点，陶瓷、造纸、织锦、造船、茶叶……本来，辽帝国畜牧业还有点比较优势，可以对大宋王朝出口马匹。但是，宋人来辽国“搞”马的方式却从来都不是买，而是偷（杀）。宋太宗想出一个相当阴损的点子：凡我宋人，能到契丹地盘上偷回一匹马的，赏锦帛二十匹，当时杀一个契丹士兵的赏格才是五千钱，比二十匹锦帛低一半。
以上产业差异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大宋王朝可以不买辽国的东西，辽国却必须来北宋购买商品。虽然拿十枚铁钱确实可以在北宋换到一枚铜钱，但是，辽国铁钱不可能全都弄到北宋来换成铜钱，更多的铁钱还是要在辽国境内自己消化。
买不到北宋的物资，辽帝国开始以铁钱大量购买民间物资，自行消化这部分货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五京等经济繁华区域立即爆发超级通胀，即使帝国集中所有人力物力确保供应的上京也是“斗粟值数缣”。很快，契丹人不再信任自己的任何货币，转而信任实物——羊、锦帛和粮食。
通胀之后，辽帝国南部经济发达区域继而爆发了罕见的饥荒，辽圣宗统和初年“山前诸路大饥”，不知有多少人死在去北宋贩卖粮食的路上，一部分人干脆直接跑到北宋官府，要求容纳自己为子民……
既然经济上没有比较优势，辽帝国拿出了自己最后的比较优势——刀剑出鞘！
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圣宗亲帅二十万军队入寇北宋，挥兵直奔汴京，十一月，双方未经一次大战就打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
我们同样还是忽略战争经过，直接给出结果：开战当年，宋辽双方在澶州议和，自此，北宋每年向辽帝国无偿提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改为三十万），这就是宋史中著名的“澶渊之盟”。
关于澶渊之盟，除宋朝之外的中国历史上，无数人、无数次对此喷过口水，认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更有人说，辽帝国根本就是一次讹诈，入侵之初辽帝国就已经派降臣王继忠来北宋索要“岁币”。
真的是这样吗？
澶渊之盟全文摘要如下：第一，辽主尊宋帝为兄，宋帝尊辽萧太后为叔母；第二，双方精诚合作，共同治理黄河、缉捕盗贼；第三，双方撤出边境所有军队，官方机构只留下榷场。
真宗朝主导澶渊之盟的是名相寇准，事后他经常以此居功自傲，他的继任者王旦则对此做了最好的总结：澶渊之盟以来，天下生灵得以安享太平，虽然每年给了辽国一些岁币，但不足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
有人说，即使如此，北宋也不应该送给辽帝国“岁币”，这开了一个“金钱换和平”的恶例。
对北宋来说，主要收入来自商税，一旦宋辽开战，生意是肯定做不成了，蓬断草枯、凛若霜晨，“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对辽帝国来说，积雪没胫、坚冰在须，师老于坚城之下，再打下去是什么结果谁也说不清（敌顿澶渊，去境北千里许，人马罢乏）！不用金钱换和平，难道虚耗天下千万黎庶的生命去换得帝王一时虚荣？
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百年桴鼓不鸣，不但成为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与游牧民族融合的典范，辽国也成为北宋抵挡高丽、女真、党项等其他民族的第一道防线，虽无燕云十六州之地，却收十倍之功。
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发展迅速，北宋出口商品涉及粮食、香药、犀象、茶、苏木以及各种手工业品，甚至包括硫磺、硝石一类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出口。但是，有一种物品绝对不能在贸易场上出境，即，货币。
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不考虑交子，北宋官民铸币数量约为一千多亿贯，是唐朝的一百多倍。然而，这是一个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朝代，终北宋一朝始终存在“钱荒”问题，所以，才有交子、铁钱出现。
自己的铜钱都不够用，怎么能流到辽国？
真宗规定，宋人在榷场只能以货易货，严禁以铜钱购买，但是，辽人可以用铜钱、白银、锦帛购买北宋货物——送到辽国的岁币，最后全部回流到北宋地界。北宋朝廷还对这项政策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宋辽边市的目的是互通有无，宋钱购买力太高，不能让少数民族兄弟吃亏！
最后说一个插曲，除了货币，北宋还坚决禁止另外一种东西流入辽境——图书。
澶渊之盟时，辽帝国就曾提出一条建议（北宋没有答应）：双方共修唐史。契丹人同样以大唐正统继承者自居，现在的情况不过是又一个南北朝。这个建议一定给北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辽帝国亡国，北宋始终严禁“九经”以外的任何图书进入辽国，处罚措施之严甚至超过了走私铜钱。
澶渊之盟签订后的第二年，北宋诗人魏野著行《草堂集》。一年后，辽国给北宋送来一封国书：《草堂集》有大唐遗风，可惜我们辽国现在只“弄”到半部书稿，恳请皇兄赐予另外半部。
为求一部新书，皇帝甚至以国书的方式向北宋王朝索要！如此文化，其经济、其货币焉能不盛？
北宋国势也在澶渊之盟后的仁宗朝达到了巅峰：《宋史》记载，庆历年间北宋商税收入已经突破了两千万贯，民户为一千九百万户，如果考虑疆域范围，仁宗朝的税收、民户数都已远远超过了大唐盛世的巅峰开元之治。
然而，封建官僚永远都是不甘寂寞的，让这些人有位无权、有钱无势，显然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一旦封建官僚试图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北宋王朝行将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