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5日，在台北荣总医院，一位形容枯槁、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躺在病床上，她已经被慢阻肺折磨得痛苦不堪了，弥留之际，一向沉默寡言的她挣扎着问医生：“我死了之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一句话，闻听之人无不动容落泪。
这位老妇人，便是蒋经国之遗孀蒋方良。在过往的十多年间，她相继送走了丈夫蒋经国以及三个儿子，在这家令她肝肠寸断数次的医院中，她也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蒋方良半生沉默，从不多言，蒋经国在世时，她也从来没有以总统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更未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她很寂静，寂静到人们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
悲哀的是，当她逝世的消息一传出，台湾各党派人士纷纷赶到医院致悼，就连身在国外的政要，也委托他人表示了哀悼之情。深居简出数十年的蒋方良，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政客利用的命运。
蒋方良的小儿子蒋孝勇生前曾经说过：“我的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要问她究竟有多苦，长媳曾这样回答：“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那你要再多四十岁才能明白。”
相互拥抱着取暖
“蒋方良”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而蒋方良其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在来到中国之前，她一直使用的是她的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赫列娃。我们姑且叫她芬娜吧。
1916年，芬娜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自幼失去双亲，和姐姐相依为命。原本就谈不上什么幸福的童年，在十月革命之后，竟变得更加悲惨。由于祖上是贵族，因此家产基本都被没收了，芬娜也被一个铁路工人收做养女。
十六岁时，为了讨生活，芬娜来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在这个整日机器轰鸣、人人表情呆滞、麻木地重复着同样工作以换取微薄收入糊口的地方，芬娜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将邂逅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那个人。
此人，便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
1925年，好不容易征得父亲同意的蒋经国只身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苏联，因为当时苏联共产党刚刚在莫斯科办起了一所孙逸仙大学，目的就是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到此研习马列主义。就读于孙逸仙大学的蒋经国很快便树立了内心的信仰，决定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随之恶化，蒋经国公开声明与父亲政见不同，从此竟断了联系。此后，由于与托洛斯基来往过密，刚好撞到了苏联清洗托派分子的枪口上，蒋经国被流放寒冷之地西伯利亚。
改造结束之后，他便被分配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于是，这最不可能遇见的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近。
关于芬娜和蒋经国的相识，一直流传着很多版本，这些传说经过遥远的距离带着干燥的冷空气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已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许多罗曼蒂克的浪漫神秘色彩。
一种说法是，他们的相识基于最能打动人心的英雄救美。
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的蒋经国困意十足地赶回宿舍休息，路上遇到一位彪形大汉，把一个当地女子逼到角落中，像是欲行非礼之事。蒋经国没有多想，急忙冲上去制止，可是彪形大汉看到常人体格的蒋经国，很是不以为意，丝毫没有要退却的意思。见到对方如此挑衅，蒋经国奋力相搏，几拳把大汉打倒在地，救下了蜷缩在角落中瑟瑟发抖的女子。那个女子，就是芬娜。而年轻的芬娜，也因此对这个名叫“尼古拉”的中国青年一见倾心。
而另一种说法则恰好相反，说蒋经国和芬娜的相识完全缘于一场美女救英雄。那是早在蒋经国被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又冷又饿，终于因为高烧病倒在一个名叫塔哈的小站上。这个小站已经很久不通车了，站台斑驳，工作室废弃，平时鲜有人到这里来。而此时在工人技术学校上学的芬娜刚刚放假回家，途经塔哈小站，觉得雪太大了，打算避一避再走。刚走进那废弃的烧水房，她便看见一个衣着褴褛的人躺在地上，像是已经昏死过去了。芬娜急忙张罗着烧了热水给他喝下去，待到对方苏醒的时候，她又把自己包里的黑面包分给他吃。就这样，年轻的尼古拉邂逅了年轻的芬娜，并深深感激这救命之恩。
缘分似乎是天注定的，几年之后，他们竟重逢于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不用说，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交往中，芬娜才慢慢得知了蒋经国的中国背景，原来在那个风云际会的中国，蒋经国的父亲堪称乱世枭雄。可是，蒋经国却不大愿意提起自己的父亲，就算是偶尔说起来，表情也是淡淡的，就像在讲述别人家的事情一般。但每每说到母亲独守在老家的大宅里时，蒋经国的眼圈都是红的，可见蒋经国与母亲的感情要更深厚一些。
比起蒋经国，芬娜的家庭可谓平凡之又平凡，虽然父母早逝让她过早地告别了童年的欢愉，可日子过得辛酸也简朴的她却也从不知道政治为何物，更不知道父子反目是怎样一种揪心的抉择。
身在异乡，因为国共不和而成为“人质”的蒋经国生活一直不轻松，抛开被流放的痛苦不说，他的生活是非常不自由的，因为背后总有几双眼睛在对他施行“监控”，他知道，他的一言一行，每天的生活都会被悄悄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秘密地出现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可是他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而此时出现的爱情，对于他而言，是冰冷世界中唯一的温暖。
1935年春寒料峭之际，芬娜披上洁白的头纱，挽着蒋经国的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此时他们的结合，完全是一对平凡夫妻的平凡选择，你情我愿，相爱至深。可是，选择嫁给一个注定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男人，芬娜此后需要承受的东西超出她想象。
在荒凉冰冷的西伯利亚，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家庭，并很快有了爱的结晶。不到一年，大儿子爱伦（蒋孝文）出世了，给这个家庭平添了几分欢乐。但他们的生活却很不平静。由于蒋经国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被怀疑”的人，因此他的工作也大起大落，曾经升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的他竟在一夜之间被撤职，而且连候补党员的资格都被取消了。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又无奈地成为了一些人弄权的筹码。蒋经国失业整整六个月，一家三口只能依靠芬娜微薄的工资度日，襁褓婴儿蒋孝文还在嗷嗷待哺，女儿蒋孝章又随即出世，这日子是何等的艰难！
早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蒋经国的《讨蒋声明》就出现在《真理报》的头版头条上，这也是触动他们父子反目的起因。而到了1936年，蒋经国又在王明的强烈要求下发表了致母亲毛福梅的公开信，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各种抛妻行为。这一切，芬娜看在眼里，即使并不懂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也在她心中留下了阴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他们集中力量矛头一致对外，这时候，蒋经国给斯大林去信，措辞激烈，要求立刻放他回中国去。而此时，恰逢曾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学者蒋廷黻来到苏联担任驻苏大使。蒋廷黻出发之前，就曾得到宋美龄的授意，一定要在苏联帮助蒋介石寻回滞留了十二年的蒋经国，而且表示，蒋介石非常希望儿子回国，但前提是蒋经国必须和他的政治信仰决裂。
一方面是对故土的强烈思念，一方面是放弃信仰。蒋经国左右思考之后，终于做出了抉择，无论如何，他要回国，要回到生他养他的祖国去！
在给斯大林去信后的一个星期，蒋经国得到了回复，斯大林同意了他的要求。这样，蒋经国便要携家带口一起回国了！兴奋的他终于舒展了多年紧蹙的眉头，收拾东西的时候禁不住哼起了儿时学会的江浙小调。
比起他的绝对兴奋，芬娜的情绪却有些复杂。蒋经国的荣归故里，于她而言便是要远离故土，去到陌生的地方，听自己从未听过的语言，适应陌生的一切，而且必须把“不习惯”变成“习惯”，此去经年，她甚至不敢想，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尽管这片土地并没有给过她多少快乐和欣喜，但人总是容易眷恋习惯，毕竟，这也是她的故土。
高兴的蒋经国并没有注意到芬娜的情绪，因为他需要考虑的东西还很多。曾经在给母亲的信上，他信誓旦旦地说，只要回到中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去拜见母亲。可是现在他很清楚，在父亲的斡旋下他才得以归国，不管出于政治需要还是情感需要，他都必须先去给父亲“认错”。
陌生的国度，陌生的规矩
1937年4月，蒋经国、芬娜以及他们的儿子、女儿终于回到上海，安顿好之后，蒋经国便准备去向父亲“负荆请罪”。蒋介石原本很希望见到儿子，可真当儿子回来了，他反而拿腔拿调了起来，总是梗着儿子曾在报上骂过自己的事情不肯释怀。因此，蒋经国几次申请，都没和蒋介石见上面，但蒋介石放出话来，让儿子先去杭州拜见从未谋面的“母亲”宋美龄。
这是蒋介石为宋美龄争取在这个家说一不二的女主人地位的策略，经历了太多坎坷生活的蒋经国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为了大局考虑，他非常配合蒋介石，跪拜了“妈妈”宋美龄，且对这个他未见其人但已经心存愤恨的女人说起了关心之语。
宋美龄微笑地认下了大儿子。而那边，在冯玉祥的劝说下，蒋介石的火也消得差不多了，戏已做足，蒋介石终于原谅了蒋经国。
可是，对于蒋经国带回来的这位俄罗斯媳妇，蒋介石却不大买账，虽然蒋经国提前寄回来过一张黑白照片，但面对真人，蒋介石一百个不喜欢，尤其厌恶的是芬娜的出身和国籍，遂又挑剔起外国人根本不懂中国礼数。原因很简单，当蒋经国扑通一声跪在蒋介石面前的时候，芬娜显然被吓到了，她不懂这演的是哪一出，只得抱着儿子木然地站在一边，直到丈夫招呼她也跪下，她才一头雾水地走上前跪在蒋介石面前。
几天后，蒋介石带着儿子一家回老家祭祖，蒋氏父子齐齐跪在太夫人王采玉的墓前，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然而一转身，蒋介石瞥见芬娜木然地站在台阶上，竟忍不住胸中怒火，张口大声斥责她。芬娜不明就里，吓得浑身颤抖，哭出声来。
没有人跟她解释这是为什么，她也不知道中国人的跪拜礼数，她虽然听不懂中国话，但也能从蒋介石的表情中看出公公对自己的不满，惶惑的芬娜内心绞痛，但她不愿意给丈夫增添烦恼，她告诉自己说，尽快地适应过来，尽力地做好，这样才算是一个好媳妇。
蒋介石也不是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人，事后思之，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尽管芬娜的国籍不讨他喜欢，但也只是他内心的政治立场在作怪。何况芬娜与经国也是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在经国最困难的时候坚决地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更别说现在芬娜已经给蒋家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于情于理，都不该如此挑剔。
于是蒋介石提出了要求，既然芬娜嫁到了中国，就应该以中国媳妇的传统去要求自己，学说中国话，穿中国衣服，为此，他还特意给芬娜取了个中国名字，随蒋姓，名方娘。
俄罗斯姑娘芬娜正式成为了蒋方娘，而名字，只是她改造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妇女的开始。
和蒋介石的态度迥然不同的是母亲毛福梅的态度。盼儿已久的老太太在见到蒋经国时，光顾着掉眼泪了，再转身看到外国儿媳和一双混血儿女，更是喜得合不拢嘴，哪里还有工夫挑剔什么！何况毛福梅性格温和，在经历了蒋介石的婚变之后，已经无欲无求，唯愿儿子一切顺遂，现在看到儿子平安，且有了小家庭，便是最大的幸福了。她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让儿子在溪口按照家乡的规矩再举行一次婚礼，这样对她而言，才算是真正替儿子娶了房好媳妇，才能得到族人的承认。
缓过兴奋劲儿来的毛福梅便开始乐呵呵地张罗起儿子的酒席来了。听说蒋介石给儿媳妇改了个名字叫作蒋方娘，毛福梅在口中连连念叨“方娘，方娘……”遂觉不妥，这大摆筵席的时候，人人上门肯定都要询问新娘的名字，老老少少的都称呼个“娘”，还真是不合适，遂取其谐音，把芬娜的中国名字定为蒋方良。
在蒋经国和蒋方良举行中国式婚礼的这一天，溪口镇前所未有的热闹。老宅丰镐房更是张灯结彩，毛福梅早就给儿子儿媳准备好了“洞房”，喜庆的大红缎面丝绵被，为新媳妇量身定做的崭新旗袍，绣花红布鞋，总之，典型的中国南方传统风俗。毛福梅专门请来了蒋家外甥女竺培英给蒋方良做女傧相。
再度当新娘的蒋方良，虽然内心喜悦，但仍有一些如木偶般被摆弄的恓惶之感。头天晚上，为了方便第二天接新娘，她被安排住到了武岭门的小洋房中。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被梳头的姨娘叫起来了，洗漱完毕之后，穿上大花的旗袍，然后端坐在镜前，由姨娘给她妆扮。盘好头发，缀上头饰，化好妆之后，再在发髻上戴上一顶璀璨夺目的凤冠，这新娘便算是妆扮完毕了。看着镜中的自己，蒋方良觉得很陌生，但旋即爱上了这样的打扮，中国最传统的喜庆之色大红，配上她白皙的皮肤，煞是好看，而修长的旗袍则更凸显了她身材的优点，显得婀娜多姿。
一番自我欣赏之后，蒋方良幸福地笑了。然后在伴娘的指引下，她坐进了八抬大轿，在一片爆竹声中，穿过溪口镇的三里长街，直达丰镐房。
这长街之上很早就挤得水泄不通，人人都知道丰镐房的蒋大少爷今天要娶位外国媳妇，都争相出来看热闹，人山人海，连轿夫都被挤得走不稳，激烈摇晃的轿子把坐在里面的新娘吓了一跳。她很好奇外面的景象，禁不住地掀开轿子侧帘朝外看，这样一来更是引起了轰动，因为围观的人比她还好奇，都想看看她长什么模样呢。
新人到了丰镐房，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只见蒋经国穿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胸前戴着大红绸花迎了上来，抱起轿子中的蒋方良，朝正堂走去，院中宾客齐齐鼓掌叫喊，场面甚是热闹。
而正堂中呢，红烛香案早已齐备，母亲毛福梅端坐在面朝南向的太师椅上，一脸慈爱地看着这对新人。婚礼仪式正式开始了，只听司仪扯着嗓子高喊：“新郎新娘拜天地”，二人齐齐跪下拜了天地，接下来，聪明的司仪改了口号，喊道：“再拜母亲大人”，这马屁拍得响亮，真真是把毛福梅喊得心花怒放，夫妇俩恭恭敬敬地朝毛福梅跪下，连拜三拜。这一次，蒋方良再没有出糗，因为蒋经国提前就已经把婚礼仪式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过好几遍了。
礼毕之后，喜宴便热热闹闹开席了。细心的毛福梅一早就叮嘱过外甥女竺培英，让她多多陪伴着蒋方良，照顾其生活，尤其是蒋方良感到不适应的地方，一定要及时协调，别让人家大老远地嫁过来，还受委屈。
知道蒋方良可能不习惯中国菜，于是婆婆毛福梅还专门差人请来了一位会做西餐的厨师，给蒋方良开小灶。此后的时间，只要是一家人小范围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也总是两种风格，中西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