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弗洛伊德后期主要著作之一，发表于1920年，全书共七章。他提出，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力，除了快乐原则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现实原则外，还有一条更基本、更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则，它的作用超出了快乐原则，这就是强迫重复原则，即要求重复以前并回归到过去的状态。作为生物惰性的本能，正具有这一特征。像人这样的有机体，因本能固有的保守性，也有恢复原初的无机物状态的倾向，可成为死的本能。因此，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人的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
2.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这是弗洛伊德后期关于群体心理学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921年。全书共十二章：导言；勒邦（Le Bon）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关于群体心理生活的其他说明；暗示与力比多；两种人为的群体——教会和军队；其他问题与研究思路；认同作用；爱和催眠；群居本能；群体和原始部落；自我的等级区分；附录。弗洛伊德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其特征是根据个体心理的变化来解释群体心理。在该书中，弗洛伊德首先介绍了群体心理学的各种特征及维持教会和军队这两个人为群体的心理纽带。其次，着重探讨了暗示、认同、爱和催眠中力比多联系的作用。最后，在“自我的等级区分”假定中，提出了“自我理想”（ego—ideal）的概念。后来到1923年发表《自我与本我》时，重新将“自我理想”确定为“超我”（super—ego），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
3.《自我与本我》
这是弗洛伊德后期的一部主要的理论著作，也是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的典籍，出版于1923年。全书共五章和两个附录：意识和潜意识；自我和本我；自我和超我（自我理想）；两类本能；自我的依赖关系；描述的和动力学的潜意识；力比多的大储存库。在本书中，（1）弗洛伊德进一步将心理区分为意识（conscious）与潜意识（unconscious）的意涵，然后又明确提出并阐释了两种潜意识：一种属于描述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前意识（preconscious）；另一种属于动力学和系统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弗洛伊德所特指的潜意识。（2）提出了三部人格结构说（tripartite personality structure），阐释了自我（ego）从本我（id）、超我（super—ego）、自我分化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最原始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它充满着本能和欲望（desire）的强烈的冲动，受着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一味追求满足；自我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一部分。它代表理智和常识，按着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来行事。它既以大部分的经历来控制和压抑发自本我的非理性的冲动，又迂回地给予本我以适当的满足；超我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结构。它以良心（conscience）、自我理想（ego ideal）等至善原则（perfection principle）来规范自我。这样，弗洛伊德就从静态的心理地形学发展为动态的人格结构学。（3）还谈到了自我由于成了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等三个主人的可怜仆人，因而常常激起焦虑信号，成为弗洛伊德晚年新的焦虑论（anxiety theory）的基础。
4.《抑制、症状与焦虑》
这是弗洛伊德一部后期的代表作，是对压抑与焦虑（anxiety）及自我防御机制（ego—defence mechanism）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著作，出版于1926年，全书共十一章。弗洛伊德通过对恐惧症、强迫性神经症和转换性癔症等病理现象的分析，通过对外部症状与内部自我、本我和超我现实关系的阐释，他解释了焦虑的性质、类别、表现形式及其与出生创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我的各种意识功能，尤其是自我防御机制，如压抑作用、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抵消作用（undoing）、隔离作用（isolating）等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心理活动中的作用；阐明了“压抑”与“防御”（defence）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本书对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理念有重要学术价值。
5.《一个幻觉的未来》
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化观和宗教观的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出版于1927年，全书共十章。早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就表现出对文化人类学的关注，十几年后，此书的出版则是他由精神病学、心理学方面转向主要研究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弗洛伊德解释说：“经过了一生浸润于自然科学（医学与心理治疗）之中，我的兴趣重新又回到了从前深深吸引着我的文化（cultural）问题上去，这些问题早在我懂得怎样去思考之前，就深深地吸引着我。”后来《文明及其缺憾》一书则是他在此书的基础上对文化观的集中而深入地阐述。本书主要讲了两个问题：（1）文明（civilization）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他认为，文明是人获取的知识、能力和调节人际关系的规章制度的统一体，其中社会文明与人的本能永远处于二律背反之中，即文明既对人类有益，又是对人性的否定。（2）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他明确指出，宗教（religion）是人类童年的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幼稚症（infantilism）和“人反对现实贫苦生活的一种神秘化抗议”，对人的精神既有某些安慰作用，更有麻醉作用，犹如一种“甜蜜的毒药”。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否定宗教，使人们“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坚信，宗教必然像人类脱离少年期一样而走向衰亡。弗洛伊德对宗教起源的心理分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宗教的安慰和麻醉作用等方面的论述，不仅有合理性，而且有无神论倾向。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韶刚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8卷。
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这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马拉佐夫兄弟》是恋母情结的弑父动机与赎罪欲在文学上的再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经症发作在艺术上的投射（projection）。进而他指出，西方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马拉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为其同一主题，其弑父行为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弗洛伊德坚持，潜意识的情杀动机与严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经症，既是创作文艺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艺“杰作”的一把钥匙。
在组织上，弗洛伊德做了调整，以保证研究工作的进展。1920年，弗洛伊德将忠实的精神分析学家组织一个秘密的核心小组：弗洛伊德、兰克、萨克斯于维也纳；阿伯拉罕、艾丁根于柏林；费伦茨于布达佩斯；琼斯于伦敦。他们相互通信，每两年聚会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增加聚会次数。
1922年，与护卫弗洛伊德“委员会”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弗洛伊德、费伦茨、萨克斯；后排左起：兰克、阿伯拉罕、艾丁根、琼斯。
1920年9月，在荷兰海牙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六次大会，这是战后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会议4天，代表和来宾共119人。弗洛伊德满意地看到，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又重新形成，友谊并没有遭到损害，也没有留下战争的伤痕。琼斯和英国代表为弗洛伊德教授及其女儿举行了午宴。安娜用漂亮的英语作了答谢讲话。这既使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感到高兴，也使她父亲弗洛伊德感到自豪。
1922年，在德国柏林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七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112人，来宾115人。其中，美国的会员11人，英国31人，柏林91人。这充分证明了阿伯拉罕、艾丁根，以及萨克斯和兰克等人在训练中心作出的成绩。尽管瑞士的会员们受到阻挠，他们还是来了20人。看着济济一堂的会议大厅，回想起十年前慕尼黑大会上不欢而散的情景，弗洛伊德十分感慨地想道：“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会员和力量自立了。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也许我们还会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个别人员，但我们已经像任何一个精神病或神经病学会那样牢牢地站住了脚。”会上，阿伯拉罕关于抑郁症（melancholia）和费伦茨关于生殖器的理论使与会者赞不绝口。但对弗洛伊德来说，最大的幸悦莫过于看到一批年轻的新会员宣读他们的论文：弗朗茨·亚力山大（Franz Alexandre）和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关于女性心理学一些问题的探讨；格查·罗姆将精神分析学引进人类学研究的尝试；等等。
弗洛伊德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潜意识的几点意见》的论文。这篇文章是以他的《自我与本我》一书的手稿为基础写成的。他说，在科学的领域里，满足于昨日的真知灼见，就会导致今日的一知半解。他承认过去仅仅强调意识与潜意识是偏颇的、简单化的。主张以“三部人格结构说”取代“二部心灵结构说”。最后得出结论说：“精神分析法是一种能使自我逐步征服本我的工具。”又说：“它也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一种态度、一个参照物、一种观点、一条途径，它使我们能够从压抑与反压抑（counter—repression）、爱与死的永恒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精神世界。”在这会上，他的女儿安娜被推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4年，在德国萨尔斯堡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八次大会，阿伯拉罕任主席。同年，弗洛伊德被授予维也纳市荣誉市民称号，以祝贺他68岁的生日，而不是等到习惯上的70岁。这可能与弗洛伊德下颚癌手术有关。同年，5月14日，法国著名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拜访了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已达20年之久，对弗洛伊德很赞赏，并经常通信。这次相会，两人各抒己见，探讨了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批评了文艺界片面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达成了人生观问题上的共识。
1925年9月，在德国洪堡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九次大会。弗洛伊德未出席，而是派安娜去宣读了他的《两性生理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的论文。同年，德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天才阿伯拉罕去世。弗洛伊德非常痛心地说：“卡尔·阿伯拉罕才48岁呀。他还可以进行30年的创造性工作。而我今年69岁了，半个嘴巴都已被割去，却仍在世上苟延残喘，而卡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到了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声誉日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已相当可观。历史表明，精神分析学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它不仅能成为一门学科，而且也能成为一种治疗方法。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人数日益增多。除了以前就有的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和俄国的地方组织之外，后来巴黎、加尔各答应成立了学会，日本成立了两个，美国有好几个，最近耶路撒冷、南非的分会相继诞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建立两个地方团体。
精神分析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远大于欧洲。1920年后仅在美国就出版了两百部以上的著作论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时有人颇有感慨地说：“十多年以前，有谁曾梦想过，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会向男女学生讲授弗洛伊德的理论。科学家依靠它，以探求本能的奥秘；教育家希望从中找到训练年轻人的秘诀。”1914年和1917年弗洛伊德曾被美国心理学家怀特推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而后法国艺术大师罗曼·罗兰也多次努力争取过，但均未成功。弗洛伊德自我解嘲地说：“我已经两次看见诺贝尔奖从我面前闪过，但我知道，这种官式的承认根本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后来，精神分析运动内部核心委员会出现了矛盾。追随弗洛伊德达25年之久的兰克和被弗洛伊德非常器重的费伦茨几乎是秘密出版了两本同正统精神分析学相对立的论著：一本是兰克和费伦茨合著的《精神分析的发展》（1923），引起许多成员的反对，弗洛伊德对其中一些错误也做了批评，但希望大家通过内部讨论加以解决，费伦茨表示接受意见，并同委员会言归于好。而兰克却未完全改变态度。另一本是兰克的《出生创伤》（1924），将人的精神神经症、各种情绪、焦虑、恐惧、迷惘、恐怖、软弱等，完全归因于人出生时所受到的创伤，抛弃了弗洛伊德神经症的性病因学和释梦的方法。这本书事先没有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但却得到费伦茨的支持。这样，于1926年和1929年兰克和费伦茨就相继脱离了组织。1923年确诊弗洛伊德患下颚癌，并做了第一次手术。1926年，弗洛伊德70寿辰时，收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丹麦著名作家布兰戴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 1842~1927）、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等人的贺电和德国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报上发表的祝辞。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声明退出精神分析运动。
（六）精神分析学登峰造极时期（1930~1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