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回答说：“立即见到这些效果都可以，岂止是听听而已！国君能做到让有德行才能的人居于上位，没有德行才能的居于下位，那么军阵就可以稳定了。民众安居乐业，亲附官吏，那么守御就可以坚固了。百姓都听从自己的国君而反对邻国，那么攻战就可以取胜了。”
武侯曾经谋划国家大事，各位臣下的见解都不如他，退朝后露出得意的样子。吴起进言说：“从前楚庄王曾经谋划国家大事，各位臣下的见解都不如他，他退朝后露出忧愁的样子。申公问他说：‘君王面带忧愁，是什么原因？’楚庄王回答：‘我听说过，世间不会没有圣人，国家不会缺少贤人，能得到圣贤为师的可以称王，能得到圣贤为友的可以称霸。如今我没有本事，然而各位臣下还不如我，楚国的将来就危险了！’这是楚庄王忧虑的地方，而您却因此而高兴，我私下感到恐慌不安。”于是武侯面露惭色。
【故事论述】
谋国有不同的手段，朱元璋用了一个缓字，他选择了等待，他避开了所有对手的锋芒，最后成了王者。
在朱元璋的反元活动取得初步的胜利后，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首要问题。至正十七年（1357）他占领了徽州后，朱元璋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
朱升只送给他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说，要巩固国防，发展生产，暂不称王。朱元璋认为朱升的话很有道理，即设定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行动计划。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按照老儒朱升的提示，朱元璋首先抓紧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作战本领，尤其重视军事纪律的训练和整顿，强调“惠受加于民，法度行于军，同时，朱元璋大抓农业生产。他设置营田司，任命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并且还抽出一部分将士，在训练之余开荒垦田；推行民兵制度，组织农村壮丁，一面练武，一面耕种。（这一点也为后来的毛主席所借鉴）这样一来，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支援贫苦的百姓，改变了军队历来吃粮靠百姓的习惯，这就使朱元璋政权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朱元璋还礼贤下士，广招人才。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被应聘至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别设置礼贤馆，让他们居住。
朱元璋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过早地暴露自己，防止在自己力量脆弱的时候被吃掉，他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用的还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还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连斗争的口号也不改变。直到朱元璋改称吴王后，发布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朱元璋经过如此数年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在外人毫不留意的情况下，培养了一支足以与元军相抗衡的军事力量。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一天比一天强大，曾经的盟友，为了各自的利益，也逐渐变成了对头，变成了朱元璋改朝换代的强大阻力。这样朱元璋在同元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还得对盘踞在周围的敌对势力进行清除。当时四周敌对势力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部，而陈友谅部的势力最大。
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杀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他还在太平立国，自称皇帝，并调集水陆兵马，从江州向东直指应天。对外宣称此役有张士诚配合，攻陷应天，指日可待。在陈友谅的嚣张气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将感到局势十分紧张。有的主张出城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也有的主张献城投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便问站在一边沉默不语的刘基。刘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先斩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敌获胜。他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一世，其心时刻不忘金陵。现在顺江东下乃是向我示威，想让我们退让。我们不能让其得逞，只能坚决抵抗。他又说，常言道，后举者胜，陈友谅虽兵骄将悍，但他们行军千里来犯我，既是疲军，又是不义之师，我们只要以逸待劳，待敌深入后，后发制人以伏兵击之，一定会取胜。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刘基的一番话，坚定了朱元璋抗击的决心，他采纳了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不仅取得了保卫应天的胜利，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太平，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
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但他和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为了扫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后推翻元朝政权，朱元璋军中对如何消灭陈张这两个劲敌，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将领主张先易后难即先打张士诚。这一战略思想对朱元璋也产生了影响。
刘基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张士诚生性怯弱，胸无大志，只求自保，这种人不足为虑。陈友谅野心勃勃，力量又强大，而且盘踞长江上游，对我威胁最大。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而如果先讨伐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一定敢轻举妄动。故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陈张既平，就可麾师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成了。刘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应该说是朱元璋扫平四海、建立大业最大功臣。朱元璋采纳刘基之计，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四月，陈友谅战死。消灭陈友谅势力以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立即又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张士诚走投无路，自缢身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安去滁州假意迎接小明王至应天，从瓜州（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廖乘机把船弄翻，使小明王溺死江中。这样，又为朱元璋以后的登基，除掉了一个绊脚石。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制服了浙江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又乘胜南进攻克了广东、广西。在实现了整个南部中国除四川、云南外的统一后不失时机地调集精锐部队实施北伐，同元朝政权展开了最后的大决战。
元朝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于至正十九年（1359）攻陷了宋政权都城汴梁（今开封），后又拔掉了宋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今安徽），把北方红巾军也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也在各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已成江河日下之势。此时，它仅仅依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撑残局，且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不堪一击了。
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大军出发前，他亲自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先取山东，扫除大部分的障碍；再回师河南，剪掉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户。如此一来，天下形势为我所掌握，然后进兵大都，元朝势孤援绝，不战可亡。”
北伐战争按照朱元璋的计划顺利实施了。当年十一月徐达就率军推进到山东，平定了山东全境；继而兵分两路，又胜利进军河南，所向披靡，元朝将领纷纷归附。至第二年三四月间，北伐军包围元大都的战略已告完成。
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元顺帝眼看援军无望，孤城难守，慌忙带后妃、太子北逃。八月，徐达率领大军攻进大都，统治近百年的元朝政权宣告灭亡。
虽然朱元璋从骨子里想登基做皇帝，但却不好自己提出来，好在有一批贴心的下属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
早在七月间，在朱元璋兴致勃勃地与熊鼎等文臣研究庆典雅乐时，李善长便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皇帝位。朱元璋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途尚便”，而没有采纳。到了十二月，在战场上南北大局已定时，李善长又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朱元璋假惺惺地说自己“功德浅薄，还不足以当造福万民的皇帝重任”，而再一次推辞不就。第二天，李善长再率百官恳请，说道：“殿下谦让之德，已经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为生民百姓的利益着想，答应群臣的要求。”朱元璋这才终于同意登基做了皇帝。
图国之举乃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朱元璋在这个过程中，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充分体现出他出色的战略决策意识。这也见出了一个王者的气度与风范。
谋取一个国家当然有不同的战略方法，而作为汉朝的伟大将领韩信则另有其高明的方略。
汉高祖二年（前204年），刘邦在与项羽的较量中，遭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韩信在这样的形势下，向刘邦提出了他的作战方略：“请大王允许我率领一支军队，我将北取燕、赵，再向东攻击齐地，然后就可以向南方用兵去阻断项羽楚军的粮道。如果这几步计划都能实现，我就可以向西和大王您相会于荥阳（今河南荥阳）了。”刘邦于是就给了韩信三万人马，让韩信和张耳去实现韩信的军事计划。
韩信与张耳领兵越过太行山，进攻赵国。井陉口一战，韩信以三万人马全歼赵国二十万大军，俘获了赵王歇，杀死赵国统帅成安君陈余。起初，赵国谋士李左车建议陈余分出一支军队去阻断韩信的粮道，而陈余认为自己有礼兵之理念而没有采纳，他的下场就和那个不擒二毛的宋襄公一样，最后的结局是惨死。韩信在攻击赵军的同时又在军中下令，不准杀害赵国的谋士李左车，并高价悬赏，活擒李左车者奖赏千金。
结果，李左车被韩信的兵卒俘获。韩信亲自为他解开绳子，并请李左车上座，以师礼对待，进而向李左车询问攻燕伐齐的策略。李左车在推让一番后，就分析了韩信军队在目前情况下的利弊长短。他说：“将军您自渡西河以来，俘获魏王，擒夏说，再一举攻下井陉，不到一天又歼灭赵国二十万大军，俘赵王，斩杀成安君陈余。一连串的胜利，使将军您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天下的农民没有不停止耕作的，整天苟且度日，深恐性命朝不保夕，因此，人们都在等待您的安排。这种形势就是将军您的长处。然而，将军您的部队经过多日征战，人马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其实很难再让他们很好地打仗了。现在将军您企图带领疲惫到极点的兵卒，停顿在燕国坚固的城池下，如果作战恐怕兵力不足不能攻下燕国的城池，从而影响士气。一旦久攻不下，您的军粮就会面临用完的危险，而燕国却不归服，齐国也一定会在自己的国境内加强戒备。燕国和齐国攻不下来，那么刘邦和项羽的争斗就分不出高下。如果是这样，就是将军您的短处。我虽然愚笨，却认为此时不宜出兵燕国。因为善于用兵之人不以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而是以自己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
韩信进一步询问取胜的计策，李左车说：“现在依我看来，最好的办法不如攒甲休兵，先镇抚赵国，安抚孤幼，取得人心，这样，百里以内的人就带着牛和酒来慰问您的军队，然后派遣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去给燕国奉送上一封信，表明您的优势，燕国一定不敢不从。燕国服从您了，再派遣使者向东去说服齐国，齐国也一定闻风而服从；此时就是再有智谋的人，也不知如何为齐国出谋划策了。如果这样，天下的大事就可定下来了。用兵的所谓先声夺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韩信听从了李左车的建议，派使者到燕国，燕国立刻就归顺了。
在对燕的作战方略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可以说是图国最理想的用兵之道。
而商汤的谋取夏的方法则更是高明。
夏朝末年，统治集团愈加腐朽，朝廷上下只知寻欢作乐，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叫夏桀，他荒淫无度，整日沉湎于饮酒和宴乐之中。据记载，他宫中的“女乐”有三万人之众，她们每天早晨在宫廷之中演奏，声音之大，站在大街上都能听到。为了让自己看着舒服，玩得痛快，夏桀要求“女乐”必须身着漂亮的丝织衣裙才能演奏和歌舞。
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织绸生产全靠手工劳作，尽管夏国的农民奋力植桑养蚕，夏国的妇女日夜缫丝织帛，但仍无法满足宫廷的需求。于是，夏桀便加重对夏民的剥削与掠夺，然后再用掠夺来的粮食去和别的方国部落交换丝绸和其他珍贵物品。夏桀的“女乐”虽然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飘飘欲仙，夏民却日益贫困，不少人卖妻鬻子，甚至饿死在道旁，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夏王朝已濒临灭亡的边缘。
在夏王朝统治的诸方国中，有一个叫做商的部落。商部落不但农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而且很重视商业发展，所以日益强盛。到了部落领袖商汤即位时，商部落组织已经演变成国家组织。商汤表面上虽然仍臣服于夏王，实际上已具有了国王的权力，并准备伺机推翻夏朝，由自己来担任中原地区的共主。
在宰相伊尹的建议下，商汤对夏桀属下的方国部落采取分化、瓦解和逐个吞并的政策，并设法削弱夏桀的经济实力。所以当他们得知夏桀为了使“女乐”能穿上漂亮的丝绸衣裙，不惜从人民那里搜刮粮食以大量换取丝绸时，就让自己部落的妇女都从事丝绸生产，然后运到夏国去交换粮食。经过全部落上下的共同努力，第一批输往夏国的丝绸生产出来了。商汤接受伊尹的建议，挑选了一名精明能干，能言善辩的使臣押运丝绸去了夏国。
一到夏国，商部落的使臣就去拜见夏桀，并对夏桀说：“我们的部落首领听说大王需要丝绸，特地命部落妇女日夜赶制。现在，第一批成品已运抵都城，其余的随后陆续运到。”说着献上一部分丝绸请夏桀过目。
看着商部落送来的漂亮丝绸和各种考究的绦子花边，以及其他五光十色的丝织物，夏桀开心极了，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商部落采用的削弱夏国经济实力的丝绸战。商部落的一匹丝绸，可以换取夏国一百钟（每钟合640升）粮食。其结果是夏桀的“女乐”都穿上了镶嵌着漂亮花边的丝绸衣裙，而夏国的粮食却如流水一样流向了商部落。商部落因为有大量存粮，粮价平稳，人民生活安定；夏国则因为粮食大量外流，粮食奇缺，价格高扬。时间一久，忍饥挨饿的夏民也和粮食一起纷纷逃离夏国流向了商部落。
人民的背离，使夏桀的势力更趋衰弱；人民的归附，使商汤的力量日益增强。后来，夏桀不但拿不出粮食去交换丝绸，他的帝王宝座也摇摇欲坠。不久原来只拥有方圆不过70里土地的商汤取代夏桀成了天下的共主。
商汤用丝绸换取了一个国家。
而赵匡胤则为了稳固自己帝王的位置，只用一杯酒就把那些他所忌惧的将领的兵权给收了回来。
北宋初年的时候太祖赵匡胤问赵普：“自唐末数十年以来，帝王前后共换了十多个，而且战争不断，是什么缘故呢？”赵普回答道：“这是由于节度使的权力太大，君主软弱而臣下太强，现在只要稍微削夺一点他们的权力，把钱粮控制起来，收回他们麾下的精兵，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十分精明的太祖不等赵普把话说完就开口说：“爱卿不必再多说，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