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日国防资本予以比较就不难看到，美国在军事领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1960年以来美国的国防资本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从1960年的9698.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13554.3亿美元。二战后，日本的军事力量曾几乎降到了零，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恢复和逐渐增强，其国防资本从1960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1181.8亿美元，2000年为1059.3亿美元。中国的国防资本从1960年的352.2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991.9亿美元，2000年为1446.8亿美元。
威慑关系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上：各国的决策者都是有理性的，并且按照对其对手的意愿、目标、价值观和忍受程度的正确理解来行事在非均势状态下，核威慑双方的安全目标是不同的，双方都不追求对等安全，强势方的安全目标提升为绝对安全，弱势方的安全目标则降为生存安全。安全目标的这种变化，意味着核威慑双方中只剩下强势的一方继续坚持通过战争方法来扩大安全利益，即为了安全利益，它仍愿意参与小国之间或它们内部的军事冲突；而面对总体实力上的等级差距，弱势方则只求生存安全，不再通过代理人战争实现对等安全，即不再愿意为了扩大安全利益而卷入小国之间或它们内部的战争。
非均势核威慑具有维持强国间和平关系的功能。在日美同盟中，美国承诺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这使中国和俄罗斯都认为与日本发生战争等同于与美国发生战争。作为对美关系中的弱势方，中俄两国为了寻求生存安全起见，不会寻求以军事手段解决与日本的安全矛盾。美国为实现绝对安全而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军事作用，但又不愿日本成为一个核国家，更不愿日本直接威胁中俄两国的生存安全而遭致其奋起抗击。日本深知美国对其“信任”的局限性，也深知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是防御性的，而不可能用于支持日本对邻国发动的战争。因此，冷战后日本的军事政策调整也必然以避免对中俄的生存安全构成威胁为底线。
冷战后，日本提高了收回“北方四岛”的调门，但同时也赞同收回四岛主权之后仍可由俄罗斯继续对四岛管理一段时期，双方还可以就归还时期与方式继续进行磋商。
台湾问题是又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潜在热点问题。美国是造成台湾问题的主要国际因素，而且至今把台湾作为防范和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作为一个非东亚国家，企图拉日本这个“铁杆”东亚盟友来对付中国；日本则出于其自身需要，采取了积极配合美国对台政策的姿态。日本同意美国将日美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防卫日本以外，但当中国因这一动向包含干预台湾问题的意味而提出反对后，日本政府一再力图说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提到的“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事态概念”。可见，日本并不愿意公开表明其在潜在可能的台海军事冲突中将采取何种立场。
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目标设置和评价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整合与此分别对应的是“反独”和“促统”两个目标。近期内，中美日围绕台湾问题的关系前景有以下几种可能（1)共赢结果。“反独促统”维护台海地区稳定，符合中美日三国的根本利益，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理想结果。（2)三方对立。美日若公然支持台湾独立，建立日美台军事同盟，则会造成中美、中日关系彻底决裂。目前，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较小。（3)模糊推移。美日实际采取的是模糊战术，即明里强调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暗里与台发展“实质性关系”。但这必然招致中美、中日互信度下降，政治摩擦不断。21世纪初期，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日美同盟、海峡两岸统一势头、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这三者的互动关系将继续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展望未来东亚安全局势，如果非均势核威慑得以维持，则大国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几率较小。东亚各国的军队更可能是用于对付小规模的突发事件和低烈度冲突（比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地区分裂主义)，这就要求军队必须拥有能够在短的时间里，使用足够的力量执行小规模打击的能力。
“-11事件”后，各国的安全观发生着如下变化：安全是全面的和多方面的，维护安全的手段也应与此相对应，传统的军事手段已不足以对付变化了的挑战，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使各国在安全上难以找到明确的对手和打击目标。
二、各大国的安全战略
(一)美国的安全战略
美国是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唯一有能力、有野心称霸全球的国家。无论从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方面来看，还是从政治制度、创新体系到大众文化等软实力方面来看，美国都是世界上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就地理位置而论’美国是一个非东亚国家，但其在东亚部署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得到部分东亚国家的认可，它们力图以结盟方式留住美军。在此基础上，美国正全面介入东亚事务，并在其中发挥着一些关键性作用。
国际关系史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始终维持其霸主地位。美国能否以其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逃脱由盛而衰这一历史怪圈？从长远看，国际关系多极化和美国霸权的衰落将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在未来10-15年内，还看不出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下降的迹象。1995年美国国防部的《东亚战略报告》清晰地表明了其欲确保“东亚领导地位”的意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重新认识到，同盟战略是其实现其领导世界目标的基本手段。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美国在北约两次东扩后，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区，除了继续在这一地区保持10万人以上海陆空军力量之外，还正致力于强化与盟友的安全合作，寻求构筑以其为领导的、以双边同盟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
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本国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东亚，美国的长远战略将在“进取性的领导战略”、“谨慎的领导战略”、“建设性的多边战略”三者中进行选择。由于美国各届政权的政策倾向不同，在一定情况下将是其中两者或三者的混合体。
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指出、我们的军队要强大到足以阻遏潜在的敌手，使它们不致在追求军事力量增长时，抱有能够超过美国力量或与其相匹敌的希望。”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美国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和军事实力，通过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追求所谓绝对安全。
美国增强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有：（1)大幅度增加军费，注重发展低当量战术核武器，强化军事优势。美国2007年度军事预算高达4480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开支的一半。（2)对“前沿军事部署”进行重大调整，核心内容是增加基地，适当减少海外驻军。美国在东亚等地区的驻军正在进行重新部署，以加强其机动性和从海上发动进攻的能力。（3)强调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的“行动自由”，轻视各种国际机制和组织的作用；退出可能束缚其手脚的“反导条约”，继续推行导弹防御计划的实验和实施；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理由，限制其他国家发展军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将军事存在扩展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对中国形成战略压力。（4)对威胁做出了全新评估，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思想。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先发制人”战略思想提出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布什声称，冷战时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已经不完全适应“9-11”后的形势，美国必须准备对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5)以“反恐”为契机，构建新的大国关系框架，将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一些美国眼中的体制外大国整合到美国领导的“新帝国”的体系中去；减少其对传统盟友的倚重；在各大国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使它们更加无法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
冷战后，美国的最高战略目标不再是争夺霸权，而是巩固霸权。用美国官方语言来讲，就是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如何维护美国世界领导权的策略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在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权这一目标上却是一致的。2001年1月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标志着右倾保守势力在美国政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大国合作的基础。美日同盟因适应反恐战争及防范中国崛起的需求而被注入了新的合作动力。美国以“反恐”和免遭所谓“流氓国家”的导弹攻击为由，正同日本加紧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2003年，该系统已由共同研究转入共同研制阶段。
美国2002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把“反恐”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首位，但防范中俄作为其地缘安全战略对手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正式把“先发制人”战略确定为美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希望借助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实现美国的“绝对安全”和“单极霸权”的国家目标。该报告高举单边主义大旗，把“先发制人”战略正式确定为美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美国要想顺利实施其国家安全战略，就必须“建立一个有利于自由的均势”，即必须实现与各个地区性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在欧洲，美国在主导北约东扩的同时，必须密切与欧盟的合作；在亚洲，美国要强化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在全球层次上，美国强调要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处于转型中的潜在大国”建立“真正的全球性协调一致”，以防止它们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此外，该报告要求继续强化美军的全球超强地位，增加海外军事部署，提升美军的远程作战和投送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提升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外国情报的能力，以及国内的情报预警能力等。
总体而言，美国视以下三项为其在东亚地区的主要利益（1)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这一地区；（2)保持这一地区适当程度的秩序和稳定；（3)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
中日无疑是冷战后东亚区域内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也是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美国一方面利用美日同盟把日本发展独立军事力量的能力约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以此来缓解东亚国家对日本潜在威胁的担心，利用美日、美韩同盟形成的合力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某种遏制；另一方面，又积极实施对华接触政策，试图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美国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使得中日两国都把对美关系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使美国在中美日这一东亚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中占尽先机。
尽管如此，美国的东亚战略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1)认同上的局限；（2)战略思维上的局限；（3)能力上的局限。同时，美国的东亚战略和霸权模式在东亚也遭到了各种挑战和反对。东亚是世界上大国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同时都拥有在航天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中国和俄罗斯还在国际和地区秩序方面提出了与美国的霸权稳定形成竞争关系的多极化主张，从而使美国的霸权模式遇到了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强有力的挑战。
(二)俄罗斯的安全战略
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俄罗斯是否应划归东亚地区本身虽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但其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却是不容质疑的。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经过叶利钦时代的风风雨雨，普京时期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共识。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来，俄罗斯指出单边主义影响了国际安全，并重新强调利用核遏制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普京在2000年2月25日致选民的公开信中强调、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普京重新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确定了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其外交总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突出经济外交，务实和避免对抗。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根据内外环境，俄罗斯外交得到了适时调整。这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3月27日-2001年1月20日）即从普京上台至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普京上台伊始，着手振奋叶利钦执政后期低落的民族士气，恢复大国地位。普京谨慎调整了外交优先次序：加强独联体内部合作；展开东西方平衡外交，与中国加强了战略协作；修复并发展了同一些美国所说的“无赖国家”的外交关系。2000年以来，俄朝加强相互协调，加深相互信任与合作关系，提高了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以“9·11事件”为分界点，普京执政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可以划分为第二阶段(2001年1月-2001年9月11日）和第三阶段(2001年9月11日至今)。2001年1月，随着小布什上台，俄罗斯继续调整外交政策，并在“9·11事件”后完成了战略转变。具体表现为：2001年9月之前，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拉开距离；在地区性问题上奉行积极、务实、灵活的政策，扩大武器及其他产品的出口。现阶段的俄美关系则是建立在“9-11”之后确定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俄美关系出现了转机，两国领导人加强了热线联系，加强了反恐怖主义磋商。在对华关系上，“进入21世纪，中俄关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日达牢固。中俄两国愿意加强世代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务实合作，致力于共同发展繁荣。两国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协作，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及多极世界的建立在东北亚，俄罗斯战略的重心是（1)与各大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寻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扩大发言权；（2)吸引外资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能源；（3)力求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地区安全环境，缓解自身面临的安全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