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认为’日本的社会舆论主要是通过“支配性氛围”来形成的。“支配性氛围”是指在一个组织和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舆论氛围。这种氛围一旦形成，就成为权威的判断标准，个人和集团要么去服从和遵守，要么保持沉默，因为谁对抗支配性氛围，谁就是对抗整个组织和社会。一般来说，大众传媒、政府、公众三极中，只要两极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看法一致，就容易形成“支配性氛围”，第三极因受至I」“支配性氛围”的压力，最终只能改变态度或保持沉默，形成与其他两极的一致性。“三极模式”论较准确地反映了日本社会舆论的产生过程，也较完整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现实状况。
中国社会舆论的构成要素也主要是由大众传媒、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三极模式”组成的，但其互动体系尚处在初级形成阶段。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大众传媒十分发达，受众群体庞大而稳定，与日本政府共同构成较成熟的三极互动体系。而现阶段中国社会舆论的形成模式基本上具备了大众传媒、政府和公众三极的雏形，正处于从“单极模式”向“三极模式”的过渡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确立之前，中国社会舆论的形成基本上属于“单极模式”，尤其是在对外舆论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单极模式”，即大众传媒、政府和公众三极高度一致化。这种模式的形成主要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原因。
从国际方面看，冷战时期，中国在苏美两极格局中求生存，国际环境极为恶劣。为了团结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在对外政策上的高度一致就成为历史和逻辑的必然。从国内来讲，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造就了计划经济的“全国一盘棋”的模式，这样的社会发展模式反映到社会舆论形成模式上来，就必然产生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一体化的“单极模式”。所以，当1972年中日签订《联合声明》从而恢复邦交时，中国的大众传媒和公众表现为一致拥护，在其后的对日政策上也体现出高度一致。
然而，当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社会舆论的形成模式开始从“单极模式”向“三极模式”过渡。
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组织经济、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经济关系市场化、企业行为主体化、宏观调控间接化和市场管理法制化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具有如下特性（1)自主性。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经济活动主体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当事人。每一个经济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决策，都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自主经营，这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2)对称性，即经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称性。个人享有就业、工资等权利，但也必须承担劳动和纳税等义务；企业享有产供销、人财物的权利，但也必须承担上缴利税和亏损破产等义务和后果；政府享有购买公共物品的选择权，但也必须以经济主体身份出现，而不能滥用行政权力进行干预。同时，经济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也必须对称。（3)平等性，包括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和等价交换原则。作为市场活动的当事人，在经济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社会地位之别，在市场竞争规律面前一律平等。（4)竞争性。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包括信息、人才、技术、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的竞争。竞争有利于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心；同时，竞争反对特权、反对封锁和垄断。（5)流动性。劳动力是活的要素，具有能动性。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别的要素进行组合时不应具有人身依附性，而应具有独立人格。另外，市场经济还具有开放性、分化性等特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变革，大众传媒、政府、公众三极也在其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是活动的基础，一切经营管理都要面向市场，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由直接管理日益转向间接调控，政府越来越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而是通过指导性预期性计划，通过宏观间接调控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在这一变革中，中国大众传媒的企业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传媒作为市场主体，正纷纷调整经营战略，力求赢得公众欢迎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同时，大众传媒的企业化趋向，也是一个不断深化其大众化的过程。传媒根据受众心理、思想和精神需求传达信息内容，潜移默化地确立了受众群体的主体性。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对称性、平等性、竞争性和分化性，带来了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化，推动了公众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型，激活了人格深层结构的重新整合，促进了公众人格素质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舆论的形成模式从“单极模式”向“三极模式”过渡成为可能。在现阶段的中国国情下，在传媒、政府、公众三支最重要力量中，政府拥有着不容置疑的强势地位，但传媒和公众在“三极模式”中的地位也在逐渐确立和增强，其公众性也在日渐增强。
二、中日社会舆论的特征及差异
对社会舆论进行确切的科学分析，至关重要的是要把握其中“人的社会性”因素。社会舆论调查是从科学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等方面正确反映舆论的重要途径。“舆论测量过程是整个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舆论研究同实际相结合，同公众相结合的根本途径笔者拟以中日两国近年来的社会舆论调查，作为分析中日社会舆论特征及差异的样本。
(一)中国对日舆论的现状
中国公众的力量和呼声凸现，是中国社会舆论“三极模式”要素强弱变化的突出表现。现阶段中国公众对日本及中日关系的看法究竟如何呢？2002年和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先后进行了两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是对两次调查结果的比较分析。
将两次调查中可比较的95组对应百分比，以第一次调查百分比降序排列为基本参照，可以明显看出第二次调查的对应百分比亦呈降序排列，二者的发展趋势明显呈同步吻合状。这是两次调查的这两次调查分别发放调查问卷3400份和3300份，收回有效问卷3157份和2987份。两次调查地选择了除了西藏及台港澳外中国各省、区(直辖市)220余个市州县，调查范围和被调查者几乎涉及整个中国，具有充分的普遍性。被调查者包括各年龄层的中国公民，调查显示，21-30岁者(31.9%)占相对多数，其后按年龄增高依次递减。从被调查者的性别构成来看，填写性别者中男性1709人、女性1371人，分别占55.5%和44.5%；从被调查者的职业和收入构成来看，在填写职业者总数中公务员10.7%，工人16.7%，农民3.2%，军人7.2%，科技人员9.7%，经营者4.7%，职员19.2%，学生18.8%，其他9.8%；在学历方面，具有小学、中学及大学以上学历者分别占填写学历者总数的3.0%、36.2%和60.8%，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比要高一些。另外，将两次调查进行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次调查的对应百分比呈明显同步吻合状态，显示着两次调查的真实性、合理性。
真实性、合理性的表现。
对“你现在对日本是否抱有亲近感”的提问，回答“非常亲近”者为0.9%，回答“亲近”者为5.4%，回答“一般”者为35.5%，回答“不亲近”者为31.2%，回答“很不亲近”者为22.4%，回答“不清楚、不回答”者为4.6%。对“对日本是否抱有亲近感”的回答，是中国公众对日本根本看法的最直接的表达，是对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主观判断，选择“亲近”者和“不亲近”者的百分比差距之大，反映了中国公众对日本不佳的看法和态度。本次调查中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共186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6.3%，其比率比第一次调查微增0.4%；而感到“不亲近”和“很不亲近”者共1604人，占53.6%，比第一次调查增加了10.3%，并已超过半数。可以说，两年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着增加。
在“你对日本感到亲近的理由是什么”问题的任选一项的选项回答中，选择“中日友好交流历史悠久”的为25.3%，选择“日本经济技术发达”的为31.2%，选择“其他”的为12.4%，选择“不清楚、不回答”的为8.6%。在感到“不亲近”、“很不亲近”的理由（100%)中，选择“日本近代侵略中国”者占26.0%，“日本至今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占61.7%，日本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占6.9%，“曾留学或访问过日本”占0.2%，“本人或亲友与日本人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占0.7%，“其他”和“不清楚、不回答”分别占1.2%和3.3%。不难看出，被调查者在思考对日本感到“亲近”或“不亲近”的理由时，主要是由历史观所主导，政治观和经济观也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一结果与第一次调查结果相同。其中，回答对日“不亲近”理由主要集中于日本侵略历史方面。近年来，日本政界否认和美化侵华历史的动向愈演愈烈，是中国民众对日感情恶化的主要原因。
在是否担心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问题上，54.8%的被调查者表示“担心”和“比较担心”，而“不担心”者仅占13.5%。由此看来，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仍在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因此，有56.7%的被调查者反对日本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7%是“有条件支持”，回答“支持”者只有2.1%(2002年的调查为4.1%)。另外，分别有49%和38.6%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今后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可以发挥经济大国的作用与和平国家的作用；而认为可以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或军事大国的作用者，分别只有8.2%和8.0%。不难看出，中国民众不希望日本今后在亚太地区发挥政治、军事作用。
在“你心目中日本的形象是什么”的问卷调查多项选择中，选择的前五项为樱花(50.3%)、侵华日军(40.3%)、富士山(40%)、名牌家电(27.3%)、靖国神社(24.2%)，调查结果显示，除自然风景和物质产品外，“侵华日军”和“靖国神社”成为最多选择项，这表明日本近代侵华战争仍旧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留有最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出，中国公众对于邻国日本的了解中，涉及日本政治方面的概念比较多，说明中日政治关系受关注的程度非常之高。这也充分反映了中日关系摩擦不断的客观现实。比如，靖国神社问题是中日关系摩擦的主要矛盾之一。在问及被调查者“你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如何评价”时，有42%的选择“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参拜”；只有5%的选择回答是“属日本内政，可以参拜”。
(二）日本对华舆论的现况
日本从1975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为外父战略作参考的民意调查——日本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其中，“对中国是否抱有亲近感”是历次日本对外关系舆论调查的核心问题之一。
2004年12月日本内阁府(原总理府)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是以日本全国20岁以上3000名成年人为调查对象，于同年10月实施的关于日本外交为内容的社会调查，有2067人(68.9%)做了回答。其中，对“你现在对中国是否抱有亲近感”的提问，回答“亲近”者为37.6%，比2003年的47.9%下降了10.3个百分点；回答“不亲近”者为58.2%，比2003年的48.0%上升了10.2个百分点，并且回答者大多集中在20多岁的年龄段上。关于“你认为目前中日关系如何”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回答“良好”者为28.1%，比2003年的46.9%下降了18.8个百分点；回答“不好”者为61.0%，比2003年的42.9%上升了18.1个百分点，回答者大多集中于40岁左右的年龄段上。
2005年，中日关系的政冷局面进一步加剧。12月24日，日本内阁府发表了这一年的“有关外交的民意调查该调查以日本全国20岁以上3000名成年人为调查对象，有1756人(58.5%)做出了回答。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感到“亲近”者降至32.4%，比2004年的37.6%下降了5.2个百分点；回答“不亲近”者为63.4%，比2004年的58.2%上升5.2个百分点。对“你认为目前中日关系如何”的提问，回答“良好”者仅为19.7%，比2004年的28.1%下降了大约8.4个百分点；回答“不好”者为71.2%，比2004年的61.0%上升了大约10.2个百分点。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认为，影响2005年日本民调结果的主要是教科书问题、中国“反日游行”问题等。一些日本主流媒体指出，日本民众对中韩好感急速下降的最大原因就是因小泉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而引起中韩等国的反击，中韩的反应又招致日本国民对两国好感下滑。可见，日本领导层激化对华矛盾的行为是导致中日社会舆论变化的首要诱导因素。
2005年4月，日本内阁府公布了在2月份实施的“社会意识舆论调查”，有6929人（69.3%)做了回答i。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日本国家和国民最值得自豪的是什么”时，按照百分比高低依次是：悠久的历史和传统(39.9%)、优美的自然环境(39.1%)、优秀的文化和艺术（38.4%)认为自己有强烈爱国心的人数也明显增加，回答“比他人有更强烈的爱国意识”的由2001年的46.4%上升到2005年的51.5%，回答“爱国意识比他人要淡薄”的由2001年的11%下降为2005年的9.8%，有80.8%的被调查者认为今后“培养爱国精神”是必要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日本渴望成为政治大国的普遍心态；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日本社会舆论的“三极模式”中，公众、政府和媒体的互动依旧顺畅。这样高百分比的“强烈的爱国意识”极其容易和日本政坛的政治右倾化形成互动，在形成“中国威胁论”等排外舆论方面产生相互推动的效应。
三、中日社会舆论现状的成因
“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是如此，因为主观自由这一原则已获得了这种重要性和意义。现实应使有效的东西，不再是通过权力，也很少是通过习俗和风尚，而却是通过判断和理由，才成为有效的。-中日社会舆论主要是其各自的大众传媒、政府和公众三极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因此，对各种中日舆论调查结果的深层原因，应通过对两国“三极”结构的分析加以把握。
(一)中国对日社会舆论现状的深层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