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过数年沉默之后，2001年以来，重新执意要求把“10+3”框架扩大到澳、新两国。2005年，日本先是极力主张让美国作为“观察员”参加首次东亚峰会，后又主张把“10+6”作为“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日本如此醉心于扩大东亚合作机制的成员范围，是对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感到心虚的表现，其意在于拉进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牵制。如果按照日本的方案做下去，俄罗斯和南亚国家势必继续被吸收为东亚峰会成员，这个机制就将迟早会变成不伦不类的“准APEC”，最终只会使东亚合作进程本身胎死腹中。“如果日本不能主导，那就宁愿让它跨掉”，这也许就是现今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内心写照。日本放弃这一扰乱战术，在成员范围界定上回到区域合作的国际常识上来，显然是东亚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起码一步。东亚峰会是否会取代“10+3”机制而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在各国间的激烈角逐中，东盟宣布“10+3”机制仍然是朝向“东亚共同体”的基础，东亚峰会不会替代“10+3”机制。
东亚区域合作是从经济合作起步的。无论从地缘考虑还是从经济合理性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成员只能是东亚国家，即只能是“10+3”。从长远看，如果这一区域经济合作得到进展，其下一步必将向两个方向扩展：一是在外延上发展与外围国家的合作，二是在内涵上逐步向东亚经济与安全合作领域全面发展。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对外影响能力，其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影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10+3”成员在经济上都对美国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也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因此，缓解美国的疑虑，避免美国的干扰，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为此，东亚各国应就如下几点达成共识：（1)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基于经济合理性之上的合作进程；（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环太平洋合作之下的开放的次区域合作，两者并不相互矛盾，而是互补和互促；（3)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下一阶段以及东亚区域安全合作阶段将有美俄等东亚外围国家的更多参与。在推动这一共识方面，事事看美国眼色的日本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尤显至关重要。
鉴于中日各自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问题已在国际上引发了“争夺主导权”的猜测，中日应就这一问题坦诚对话，互通信息，增进互信，寻求在东南亚地区形成“多赢”合作局面，并以此作为中日与东亚各国走向一体化的重要实验和良好契机。
在“10+3”机制中，东北亚三国——中日韩的经济水平和规模远远优于东盟，但东亚经济合作的现状是只能由东南亚的“10”领导着东北亚的“3”，其原因就在于东北亚三国间的合作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朝鲜尚未参加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情况下，中日韩加强合作对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十分重要。中日韩三国应逐步扩大合作范围，加深合作内涵，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从环保、教育等领域入手，朝着早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方向共同努力。
长期以来，东亚区域合作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西欧和北美，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中的东北亚是世界上冷战遗产残留的唯一地区。这也是中日韩合作进展缓慢的重要背景。2003年8月，由中美日俄韩朝参加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正式启动，并于2005年9月的第四轮会谈中发表了首份《共同宣言》，其后又召开了第五轮第一阶段会谈。
迄今为止，在东北亚、东南亚以及两者相加的东亚地区出现的各类合作机制的不同地位。
显然，在这一结构中，“10+3”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机制，而“六方会谈”则最有希望发展成为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从长远的眼光看，“10+3”和“六方会谈”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形成既相对分工又相互影响的两大机制。未来二者能否实现合二为一？东亚峰会将在二者间起何种作用？其前景将主要取决于东北亚和东南亚何者主导二者的“合流”过程。
由于这一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都具有很大差异，加上缺乏区域合作的传统，以及日本与中国、韩国等邻国间的“历史与领土”摩擦仍未缓解，东亚走向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将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操之过急和消极等待都将对区域合作的发展十分有害。东亚各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推动区域合作是各国在21世纪实现“共赢”前景的最佳选择。因此，尽管其进程可能会有曲折，但东亚区域合作还是将继续向前发展。基于这一基本判断，中日两国在其各自的21世纪战略中，应把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作为发展彼此间全面关系的良好契机和有效途径。
（第四节）全球化视角——地区与世界层次
一、全球化与国际关系
从人类史的观点看，全球化是现代化进程的继续，也是其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主权国家、非国家组织、个人的多种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加之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壁垒日益降低，人员、资金、物资在各国之间的移动变得日益便利。
“全球化”这一最新阶段的现代化竞争与19世纪中叶东亚地区现代化初期阶段的状况相比，有着类似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类似点是，东亚各民族和国家，如今再次面对着发展道路上的未知的未来，站在又一个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不同点是，这一阶段处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共同性和多样性同时得到进展的国际环境之下。与19世纪中叶相比，现今的这一阶段已不再是欧美各国占据绝对优越地位的时代。
全球化正使优胜劣败竞争变得日益惨烈，从而使世界性的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作为对这一现代化竞争的反应，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充分运用着全球化时代便利的移动与信息手段的全球性运动——“反全球化运动”；而另一种反应，则是各地区都在积极推进着可称之为“小全球化”的进程——“区域一体化进程”。近年来，在各国内部，民族主义和国际化这两种似乎相互矛盾的潮流都正在同时高涨。面对着如此时代，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在推进本国的国际化的同时，致力于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双重课题。
二、全球化中的中日关系
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日两国的初期阶段现代化，是以相互间“零和游戏”的形式进行的。在新的现代化阶段——全球化时代，中日两国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能否以“双赢游戏”的方式进行下去呢？中日两国能否超越各自国际化战略的差异，最大限度地扩大共同点呢？
面对这些历史性的课题，中日两国应积极展开政治对话，至少争取在以下各方面寻求形成共识：
第一，为了不致在全球化潮流中落伍，东亚地区应采取开放的区域主义，积极推进区域合作及其一体化；
第二，东亚地区应充分运用区域合作及其一体化的成果，保持地区内经济增长势头，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
第三，东亚地区应在国际社会上成为尊重多样性、辅助弱者的榜样，为纠正世界贫富差距结构而做出贡献。
基于以上现实与假设条件，从短期和中期的眼光看，中日关系将呈现何种前景呢？
从现在到2010年，将是决定中日关系能否走出“政冷”局面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以其旺盛的发展势头将日益对中日关系产生更加主动、积极的影响。中国将于2008年主办奥运会，于2010年主办上海世博会，2010年的GDP将至少比2000年翻一番，改革开放将更上一个新台阶，西部和东北部的开发将开始走上轨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将进一步得到提高。这一时期，日本有望在体制改革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开始走上成熟市场经济的轨道，政界重组进入新阶段，在对外战略上朝着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出新的步伐。
这一时期，中日经贸关系预计实现新的飞跃，中日贸易将进一步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中日贸易额将进一步超过日美贸易，形成中、日、美、欧之间六对双边贸易规模大体相似的局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将继续实现从小规模加工贸易型向大中规模本地化生产型的转变，中国的对日直接投资也将逐步增加，中国将从日本政府提供的日元贷款的受援国行列最终“毕业”。
这一时期，中日安全合作有望走出低迷状态。近年来酝酿启动的安全对话和军方交流有望得到进一步推动，两国间战略对话有望启动，并逐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以商务、留学、文化交流、旅游为中心的中日人员互访将再上一个新台阶，特别是日本有望向中国进一步放宽入境签证限制，中日地方间、城市间交往将继续增加，两国信息交流和舆论互动将更为密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将明显增大。二战以后，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经历了“以民促官”一“政府主导”一“官民并举”等阶段，今后将日益呈现出“社会对社会”、“民众对民众”的全面交流局面，双方的行为主体将更趋对称和对等，呈现多元化、网络化、复杂化的特点。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可能在长期的摩擦与反复中逐步得到缓解。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能否化解矛盾，将取决于两岸关系、中美关系和日美对华战略的演变趋势。
2010-2015年，将是新的中日关系框架得以显现的时期。届时，经济全球化潮流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将进一步得到发展，中日关系的内涵将日益从双边合作向地区与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扩展，中日关系的理想目标是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过程。
展望未来10年，中日关系面对着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性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中日关系能否趋利避害，防止最坏前景，争取最佳前景，归根结底取决于两国做出何种战略决策、采取何种相应措施与步骤，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社会各界做出何种反应、发挥何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