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随着一阵沙土飞扬，蒙军骑兵第十七团在团长丹达尔中尉的率领下，一阵风似的刮了过来。日军准备对付的是坦克和装甲车，一看这阵势慌了手脚。蒙军骑兵的砍刀，寒光闪闪，上下舞动，日军士兵一个个被砍瓜切菜似的撂倒在沙土里。
剩余的日军换上刺刀，准备和蒙军骑兵死战。谁知蒙军迅速退下，苏军T—130火焰喷射坦克即刻冲上来了，一条条火龙将日军团团围住。
十几个日军艰难地从沙土里爬起来，挥舞着马刀，向坦克冲去，冲不多远，便被烧死、辗压。满身血污的浅间也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战场上先是一片寂然，接着是一阵欢呼声。
不远处是一片低洼地，驾驶员朱格德尔那木吉向丹达尔报告：“团长，我估摸那里面会有活着的日军。”
丹达尔中尉跳下马，吩咐一名连长打扫战场，然后转身说：“我去看看敌人！”
战士姜巴扎木苏和驾驶员朱格德尔那木吉站到团长身边。3人开着汽车向前走去。
走不多远，枪声响了，姜巴扎木苏负伤倒地。
3人连忙开枪还击，将一名日军士兵击伤。
3人冲到日军伤兵面前一问，伤兵供出东八百藏未死，就藏在低洼地里。
丹达尔让姜巴扎木苏持枪监视着日军伤兵，自己和朱格德尔那木吉匍匐着向前搜寻。
走不多远，前面草丛中卧着一个日本军官，手举起望远镜四处观察。
丹达尔匍匐着向他靠近，离他三四米处猛地跃起，想抓活的。
谁知那人身强力壮，反将丹达尔压在身下。朱格德尔那木吉只好抠动扳机，将其击毙。二人一看，此人戴着中佐军衔，显然正是东八百藏。
击毙东八百藏的消息传到师部，师政委丕勒杰高兴得双拳重重地击在一起：“沙日布，我的好兄弟，这回可算为你报仇了！”
和东八百藏联队一样，兴安北警备军第八团也是27日夜从驻地诺门罕出发的。按山县武光的命令，第八团的任务是插到胡鲁斯台河南岸，对蒙军形成包围，以阻击战斗打响后可能由这里逃窜的蒙军。
夜色很浓，三五步开外就分不清谁是谁了。
团长索德那木中校骑在一匹黑马上，嘴上不时吆喝着身后的300余名骑兵，心里却在想着自己的事。索德那木对此次作战心里也是黑糊糊一片，不知前景如何。
索德那木所率第八团原来驻在黑山头，隔额尔古纳河与苏军相望，前几年双方相安无事，私下里还有一些交往。近年来日军在边境抢修工事，不时挑起事端，索德那木心里明白，那是日本人在为侵犯苏蒙作准备。
提起蒙军，索德那木心里很不是滋味。第八团官兵中，包括他在内大多是新巴尔虎各旗的牧民，与蒙军的喀喀尔蒙族部族不同，但都是蒙古人。原来地域上的矛盾演绎成了国土上的争执，但需要兵戎相见吗？
无论蒙古还是伪满洲国，原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人一手炮制了一个伪满洲国，表面上与伪满洲国站在一边，实际上根本不把伪满洲国当一个国家看待，不把百姓当人看待，也根本不相信兴安警备军。
索德那木任团长之前长期在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当参谋，耳闻目睹不少日满之间上层的矛盾，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凌升省长被杀案。
凌升是达斡尔族，由于其才干和政绩，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代表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凌升对即将成立的伪满洲国抱有幻想，参与“建国”活动。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伪满洲国成立后，凌升看到的情况使他大失所望。日本加紧了吞并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了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副职，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凌升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不再唯命是从，而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当做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在兴安北分省，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很快，日本人认为他靠不住了。
日本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还进行奴化教育，1932年10月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
1935年6月，以伪满为一方，以蒙古为另一方的“满洲里会议”召开，主题是“哈拉哈庙归属问题”，凌升作为伪满一方的首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但是，发言内容需由名为代表实为日本特务机关长的斋藤正锐决定。凌升对此极为不满，提出异议并与斋藤发生了争辩。日方原来企图通过凌升窥探蒙方动态，进而拉拢蒙方代表，却因他如此态度而不达目的，便指责凌升不为日满效力、心无诚意。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凌升针对日方对伪满洲国的“国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伪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日方当然不会接受，日本军方则下决心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为防止凌升部下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的反抗，会议期间日本军方便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其中有凌升胞弟、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凌升妹夫、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刚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兼日语翻译华林泰。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罗列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在军事法庭上他们仍未承认任何罪行。4月1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凌升等通苏通蒙公报》。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其他人被判刑投入监狱中，最轻的也被革职。
凌升被处死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进宫向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通报了此事，毫不隐晦地说：“这是杀一儆百！”
溥仪一听，顿时心惊肉跳。
这些情况，使伪满洲国上下人心惶惶。
1936年3月，索德那木还在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当参谋。关东军在涩谷大佐率部下入侵阿达格多兰，几乎全军覆灭。但日军为了找回面子，将兴安北警备军一批军官枪毙了，硬说他们通苏通蒙。
一桩桩血腥的事实使索德那木认定，跟着日本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黑马一个响鼻，接着是一个惊跳，怎么啦？索德那木紧拉缰绳才没摔下来。
这次出发前，刚从海拉尔医院调到第八团任军医的阿拉坦仓找到索德那木，对他说：“日本人是在用蒙古人杀蒙古人，狡兔死，走狗烹，你可不能犯糊涂！”
阿拉坦仓是蒙古族中的知识分子，早已看清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开拓疆土”是建立在蒙古族民族灾难基础上的，而且认定这一仗不管输赢，都是蒙古族的灾难。
索德那木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是认同的。
阿拉坦仓一看这样子，知道索德那木心里在想事了，便把嘴附到他耳边，压低声音：“这次出战，几百蒙古人的性命就握在你手里，要处处谨慎灵活。”
索德那木也压低声音：“我不是傻瓜。”
山县武光下达任务时，将第八团单独分为一路，索德那木心里暗自高兴：没有日军在后面监视着，自己可以见机行事。
为了保险起见，索德那木派出一个尖刀班先行两公里，如遇敌情很快派人回报，好让大部队尽快采取措施。
索德那木盘算着，此仗如果蒙军得手，就无所谓通过便桥逃窜，自己的部队不是阻击，而是怎样尽快撤退的问题；如果蒙军失手而退却，则要看蒙军的多少，如果人少可以阻击，如果人多最好回避，以免蒙军作困兽斗，拼死一搏，给第八团造成大的伤亡。
部队试探着前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中间停下来吃干粮就花了两个小时。索德那木也不催，晚到便桥边，战局明朗就可以决定进退，少冒风险，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第二天中午快到哈拉哈河和胡鲁斯台河汇合处时，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便桥边升腾起一股黑烟。
是不是东八百藏和山县武光得手，蒙军逃窜过河后放火烧了便桥？必须赶快往前，免得山县武光怪罪下来。
索德那木勒大声喊叫着：“赶快！赶快！”
全团放开马蹄小跑前行。
谁知快接近便桥时，一排炮弹呼啸着从河西岸飞来，落在第八团行进的队伍里，随着炮弹的爆炸，人喊马叫，队伍一下子乱了。
索德那木的黑马被惊得嘶鸣着高高扬起头，重重地落地，幸得他骑术好才未被摔下来。
未及索德那木发令，第二排炮弹又飞过来了，第八团的队伍乱作一团了。
就在这时，前面尖刀班有人跑来报告：“团长，前面有蒙军装甲车！”
索德那木一看，果然见十几辆蒙军装甲车“嗡嗡”地吼叫着冲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哪来那么多蒙军？
第八团没有炮，若以骑兵对付装甲车，无异于以卵击石，但要后退也逃不过装甲车。怎么办？
正在这时，蒙军前面两辆装甲车陷进泥泞里，嗡嗡吼叫了半天爬不出来。
索德那木觉得是个机会，便大声命令：“撤退！撤退！”
第八团像一股退潮的水，顺着来路往后奔涌。
蒙军后面的装甲车开上来了，跟在第八团后面。第八团全团300余匹马争先恐后，一直向后撤退。蒙军直到追过诺门罕，才停止追击。
第八团没有停止，而是一路朝东北方向逃去，直到邦库诺尔的将军庙才停下来。
将军庙原来由清朝一名将军自费建在乌力吉图宝力格，1917年日本人支持色布精额土匪骚乱时毁了，1932年才在邦库诺尔重建。
索德那木下马看了看这里的地形，便决定留下机枪排长玛格苏尔少尉带领30余名士兵、3挺重机枪在庙外构筑工事设防，自己带领全团到庙西的河谷住宿。
没想到29日凌晨，蒙军的装甲车上来了，一阵炮火击中了将军庙的西侧，然后又退了回去。
第八团不进不退，就在将军庙等待。
东八百藏联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索德那木坐在沙丘上，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抽起来。
东八百藏骑兵联队全军覆没，获胜的苏蒙军不会通过便桥逃窜，自己没能夺占便桥也就无所谓了。再说，第八团没有受到多少损失，比东八百藏联队强多了，比你日本人强多了，还能说我什么……
想到这里，索德那木扔掉烟蒂：“传我的命令，赶快抢修工事！”
山县武光向东八百藏和索德那木下达的命令是三路人马一起出发，二人受领任务返回自己的部队后，参谋长前来请示部队是否出发，山县武光面无表情地回答：“急什么，等我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