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修养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认为不管是语言还是行为都需要不断地进行修炼。特别是在精神方面，身体和健康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不断修炼和发扬所谓的“日本精神”。而且，日本人强调的修养和修养方式，虽然借鉴了瑜伽、佛教的形式，但是内在本质已经完全不同。
在外国观察者看来，一种文化的自我修养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修养本身是很清楚的，为什么要如此不辞辛苦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运气于丹田？为什么从来一毛不拔？为什么只注重一项品行的修炼，而把别人认为重要、应当修炼的东西，比如冲动，却毫不克制呢？从不教授修养方法的国家的观察者，来到极度信仰修养方法的国度里，是最易产生误解的。
在美国，自我修养的技巧和传统相对来说都不甚重视，他们认为，一个人一旦在生活中找到了要实现的目标，必要时就会修炼自己达成目标，是否进行锻炼取决于他的雄心、良心或魏伯伦所说的“职业本能”。为了成为足球运动员，他可以接受严格的纪律管理；为了成为音乐家或者取得事业上的成就，他可以放弃一切娱乐活动。出于良心，他可以摒弃一切恶劣轻浮的举止。但是在美国，自我修养不像做代数题一样，毫不考虑对特定事物的影响，而仅作为一种单纯的技艺来学习。如果在美国也有这种修行的话，那一定是欧洲某些教派的领袖或传授印度修炼方法的印度教牧师传授的。甚至基督教的圣特丽萨或圣约翰传授及实践的默想和祈祷式的宗教修行，在美国也很难立足。
日本人却认为，不管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学生，还是参加剑道比赛的人，或者过着贵族般生活的人，在学习应付考试必需的制定内容之外，都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修炼。不管考试成绩多么优秀，剑术多么高明，也不管礼貌多么周到，你都必须放下书本、刀剑或社交形象，接受特殊的训练。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秘密训练，即使不参与修炼的人也都承认自我修养这个词的实践过程，在生活中有一定地位。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运用普遍流行的自我克制观念判断自己和他人。
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一类是学到更多东西，这里，我称之为“圆满”。两者在日本有很大的区别，其目的在于实现不同的心理结果，有不同的根据，并通过不同的标志加以识别。第一类——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在本书中已经有了很多的例子。如陆军军官在谈到演习的时候说，他的士兵平日演习可以长达六十小时，中间只有十分钟的小憩，“他们已经知道怎么睡觉，现在需要训练怎样保持清醒”。这种要求在我们看来未免过于极端，但其目的仅在于培养一种相应的行为能力，这在日本精神控制术中是公认的事实，认为意志应当控制可以经受一切训练的肉体，而肉体本身并没有一种可以自我良好发展的规则让人们不计代价。日本人的“人情”理论都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之上：在成就生命中十分重要事情的时候，不论对健康如何，也不论健康是否允许，更不论身体本身是否容许并能经受得住，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一个人应当勇于牺牲一切代价，修炼自我，弘扬“日本精神”。
但是，我认为，日本人如此表述自己的观点过于武断。在美国日常用语中，“为了自我修养不惜任何代价”的意思是“不惜任何自我牺牲”，而且有“不惜压抑自己”之意。美国人的观点是，男女自幼需要经过训练而被社会化，不论是外部强加，还是自我形成意识的训练，不论是主动接受，还是权威强加的，这都是一种压抑，被训练者会对其愿望受到剥削极其不满。他必须做出牺牲，但是反抗情绪不可避免地会被唤醒，父母在家庭中抚育下一代人的哲学——这种观点并不仅仅是美国精神学专家的见解。精神学家的分析对我们的社会来说确实有许多真理。孩子们到某个时候都要“去睡觉”，他从双亲的态度上知道，睡觉也是一种自我压抑，在无数家庭里，孩子们每个晚上都要吵闹一番，以此表示不满。他已经是一个经过训练的美国人，虽然知道人“必须”睡觉，却仍然要坚持反抗。他的母亲还规定他“必须”吃的东西，可能是燕麦粥、菠菜、面包或橘子汁等，但美国孩子却学会反对这些“必须”的东西。他总结出，凡是“对身体好”的食品就一定是味道不好的。在日本，这种情况是绝对没有的，在欧洲，例如希腊，也是看不到的。在美国，长大成人才意味着摆脱了食物上的压抑，他就可以吃美味的食物，而不用再吃对身体“有益”的东西了。
与西方人自我牺牲的概念相比，这些睡眠和食物的观念，都是琐屑小事。西方人的标准信条是：父母要为孩子做出很大牺牲，妻子要为丈夫牺牲事业，丈夫牺牲自己的自由换得一家生计。对美国人来说，一个社会不需要自我牺牲简直是不可思议，但这种社会存在着。在这种社会里，父母会自然地疼爱孩子，妇女们享受婚姻生活胜于其他，肩负一家生计的人是在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比如当猎人或花工。为什么会有自我牺牲呢？社会强调了如下解释，并且允许人们遵照这种解释而生活，自我牺牲的概念根本不可能被承认。
其他文化中，凡是做出“牺牲”的事，都被认为是相互交换，或者看作会得到回报的投资；或者对以前曾受恩于人的回报。在这类国度，父子关系也是这样处理的，父亲对儿子幼年时的照顾，儿子应在父亲晚年或者死后给予回报。每一件事务也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要求双方对等，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对彼此都有利，任何一方都不会认为自己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者背后的强制力也是相互的，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义务。自我牺牲的道德地位在日本与在美国截然不同，日本人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把为别人服务看作是对自己的压抑。一位日本人对我说：“当我们做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时，我们是自愿的，或者认为给予是对的。不管实际上我们为别人做了多大牺牲，也绝不会因此而为自己遗憾，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为了提高精神境界，或者认为应当为此得到回报。”像日本人这样以细致的相互义务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发现这里面有“自我牺牲”，他们极致地履行极端的义务，而传统的关于义务相互间的强制力，则有效防止了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
美国人要想理解自我修养的习惯在日本的状况，就必须对美国的“自我训练”概念做外科手术，把“自我牺牲”和“压抑”及其衍生物切掉。在日本，要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他完全不会意识到这是“牺牲”，当然训练是艰苦的，但这是事物本性所导致的。新生婴儿虽然十分“幸福”，却没有能力“体验人生”，只有经过精神训练（自我修养）才能使生活过得充实，才有能力去“体验人生”。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自我修养能够使人生更加开阔。
在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在于它能改善掌控生活的能力。人们在修养初期可能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最终他会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放弃。这一切正如学徒要在事业上充分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新媳妇要很快适应婆婆的要求。在训练的最初阶段，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逃避修养，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亲就会这样教导：“你希望是什么？要体会人生，接受一些训练是必要的；如果放弃修养，你今后一定不会快乐。如果一旦发生不好的后果，我是绝不会袒护你不受非议的。”用他们经常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变成一把锋利的剑。
日本人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道德戒律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严重压抑，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会导致攻击性。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是能理解这种区别的。桥牌冠军绝不会抱怨为了打好牌而必须做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成为专家而花费的时间看成是一种“压抑”。医生说当一个人在下大赌注或争夺冠军时，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可能导致胃溃疡及身体过度紧张。日本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不过，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坚信自我修养于己有利，所以日本人更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容忍的行为。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意所能胜任的行为，而不像美国人那样总为自己找借口，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他人，更不会为了达到美国人的平均幸福而沉湎于自怜自惜，他们已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圆满”是超越培养“能力”自我修养的更高境界，日本作家的著作并不能让西方人理解日本人关于能力修养的技巧，而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专家又往往对它不太重视，甚至称之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在著作中写道，他们完全是“无视常识”，最讲究修养的教派——禅宗是“集严肃和荒谬之大成者”，日本人企图通过技巧达到目标也不是不可理解，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好地阐明日本人的精神控制术。
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来形容自我修养达到“圆满”的精神境界，这些词有些适用于演员，有些适用于宗教信徒，有些适用于剑客，有些适用于演说家，有些适用于画家和茶道宗师，大体含义都是相同的。我仅举其中“无我”一词为例，这是在日本上流阶层中很流行的一个禅宗用语，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它所表达的“圆满”境界的体验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浑然一体”。如同电流从阳极导入阴极，没有达到“圆满”境界的人，意志与行动之间仿佛有一块绝缘板，日本人把这称作“观我”、“阻我”，经过特别训练消除了障碍之后，“圆满”者就完全意识不到“我正在做什么”。就像电流在电路中流动一样，一点也不需用力。这种境界就是“界点”。此行为产生的图像与行为者内心描写的形象完全一致。
即使是最普通的日本人也努力达到这种“圆满”境界，英国佛教研究权威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谈到一位女学生的故事：
她来到东京一个著名传教士处，说希望成为基督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想乘飞机，传教士就让她说说坐飞机与入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定、遇事不慌乱的心，而这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宗教，因此前来求教。
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而且还能把“镇定、遇事不慌乱”与应考、演讲和政治生涯都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界点”能力对从事任何事情都有毋庸置疑的好处。
很多文化都发展了这种技巧训练，但日本人训练的目标与技巧非常独特，更有趣的是，日本很多修养术都来自印度，在印度被称为瑜伽。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控制感觉的技巧至今仍能显示出与印度修行方法的相似之处。二者同样重视“空灵（排除杂念）”、“体静（身体静止）”，以及成千上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标志。有些印度的术语在日本也通用。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之外，日本与印度的修养术之间几乎再没有相同之处。
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禁欲、苦行的教派，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除了这种解脱（“涅盘”）外，再无其他解救之道，而获得解救的障碍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忍受饥饿、自取其辱、自我折磨才能消除。于是通过这些方式超凡入圣，位列仙班，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摒弃世俗世界、逃脱无边苦海从而得以解脱的修养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控制精神力量的方法。越是极端苦行，越能尽快实现目标。
这种哲学在日本属于异数，尽管日本也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盘从来没有成为日本人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这种教义只被少数僧侣接受，从未对民间思想产生过影响。在日本，不会把鸟兽鱼虫看作人类灵魂的转世而不准杀生，葬礼和诞辰庆典也没有受到过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盘也不是。一般民众对它一无所知，僧侣们也将它加工改造甚至使之绝迹。有僧侣学者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盘境界，此时此地，人在松树和野鸟中都能“涅盘”。日本人从不对死后的世界有任何幻想和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关于神的故事，从不讲死人的故事。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对于人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龛中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当一个民族对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它当然不会追求涅盘之类的困难目标——一个人怎样都能成佛，那就不用肉体终生受苦去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正如该教义在日本是异类一样，肉体与精神也是不能相容的。瑜伽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寄于肉体之中。日本却没有这种教义，“人情”并非魔鬼，而且享受感官乐趣也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就是感官必须为人生的重大义务做出牺牲。日本人对待瑜伽方面，这一信条已经在逻辑上扩展到了极端：不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删除，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也不是禁欲的。他们的“悟者”虽然被称为“隐士”并过着隐遁的生活，但仍与妻子同住并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生子与超凡入圣没有一丝半点的矛盾。在佛教最通俗的教派中，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在日本灵肉不相容的说教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顿“悟”来自于自我冥想和质朴的生活，而不在于衣衫褴褛、禁绝声色犬马之娱。日本的“圣人”们整天吟诗作对、评品香茗、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要求其信徒尽量避免衣不足、食不足和眠不足的“三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