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识并不是指个人朴素的生命情感与生死观念，而是指上升到哲学层次的一种生命思想。它源于对生命有限性和生存价值的深刻体认与哲思感悟。一般说来，生命意识既包括浅层的生命本体观，即囿于个体乃至群体生命本身性质的认知，更包括深层的生命价值观的判断与把握，即自觉探求生命的根本，关注人类的命运或生存境遇，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文人命运多蹇，常在忧惧和惶恐下讨生活，遭受迫害和屠戮在历代中也最多。刘大杰就曾特别指出：“中国文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郁闷，无有过于魏晋。”刘大杰《魏晋思想·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乱世对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成了文人内在生命情绪勃发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契机，因而汉末魏晋又是生命意识高度自觉与高扬的时代。文学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写照，这时期的文学自然要表现生命或生存本身。因此，王瑶先生才会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最激动人心的便是那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当然，这时期各阶段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情绪与生命意识却又呈现出不同风貌，消释生命情绪、慰安心灵的方式也不甚相同，但从中折射出当时不同的社会背景、哲学思潮、审美理想和人生态度。因此，探讨魏晋南北朝文人生命意识的演进，是十分有价值的课题，也是魏晋南北朝诗人变迁的重要内容。
建安文人慷慨的生命情怀
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充满的是对生命的悲剧性认识，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样慨叹生命短暂的诗句比比皆是。而建安文学中人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生的感喟成为时代的普遍题材。
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相比，建安诗人的生命咏叹已打上鲜明的个性印记。它是一种个体性的咏唱，而非集体性的慨叹。诗人们既咏唱别人的叹生忧逝，更喟叹自己对生命的感性体验和独特感悟，并将个人的生命感伤融入族群的生命关怀之中。当时的观念乃君国臣民实为一体，是一个完整的大生命，大动荡的年代死去的已不是某个小生命，而是整个大生命，因而建安诗人的生命悲愤心态之深广，岂个体忧生情绪可比？举例而言，曹操的《薤露》《蒿里行》就是对宗庙燔丧、万民死亡的大挽歌：“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阳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这是哀挽国君；“铠甲生蛆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抒发对百姓的哀挽。其他诗人笔下也不乏大死亡的情景，如王粲的“天降丧乱，靡国不夷”（《赠士孙文始》），“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此类作品中最该注意的是女诗人蔡琰以自己的悲惨的生命经历为核心而创作的反映人类生命大劫难的《悲愤诗》。诗人悲愤生命横遭摧残，诗中平民为胡羌军队所掳的途中情形，最为惊心。无辜苍生“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诗的后半写诗人回到家乡，亲人丧已尽，“白骨不知谁，纵横无覆盖”……群体性生命的悲剧性展露无遗。
对人生的留恋，对死亡的焦虑，导致建安诗人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苦苦思索和重新发现：“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孔融《杂诗》其一）“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徐干《室思》）“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阮瑀《七哀诗》)“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飞吹尘。”(曹植《薤露行》)从皇家贵族到下层的文士，都发现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有限：天地无穷，阴阳相因，而人生无常，生命短促。在生与死的观照中，诗人忧郁感伤，充满灰暗、阴冷的情绪。连年混战，灾荒瘟疫相继，生民百无聊赖，难以存活。就建安七子来说，“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何图数年间，零落略尽……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曹丕《与吴质书》)生命的悲剧意识弥漫，几乎人人都有忧生叹死的悲吟与诗性的哭泣。
更主要的，是建安诗人面对自然永恒、人生无常的苦闷，采取了与《古诗十九首》作者不同的态度，能从惶惑、迷惘、贪图物质享受的误区中醒悟过来，唤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引发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拯世弘道的积极人生态度。建安诗歌正反映上述转变的轨迹：“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
建安中期虽还有动乱，但北方经济已得到恢复与发展，社会生活相对稳定，邺下文人集团斗鸡走马、宴饮游戏、听歌赏舞成风，公宴诸作正是他们具体生活与人生态度的反映。如陈琳《游览二首》：“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东望看畴野，回顾览庭园。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又如阮瑀《公宴》：“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五味风云集，杯酌若浮云。”这些都记录了当时文人注重生命的物质性，贵生适性的人生态度。
建安后期，邺下诸子奋智，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更有拯世救物的宏愿。他们希望乘时立业，垂名不朽：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曹操《秋胡行》)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二首》)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修书》)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典论·论文》)
曹操的诗表现平乱安邦的抱负，反映出济世救民的入世的精神已战胜逸迹放言的出世思想。陈琳、曹植的诗句表现对立德弘道、建功立业的执著追求。曹丕之文句，反映诗人追求立功不成转而立言的思想变化。建安文学不论是反映宴游生活，还是表现“三不朽”追求，都构筑了宏大的生命境界，是一种生命境界的文学。比起《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来，建安诗人少了一些感伤、迷惘、恐惧的情调，多了一些理智的成分、现实的态度和慷慨的情怀，诗歌风格苍凉刚健，悲愤沉雄，不落颓唐。
正始名士的生命焦灼与逃遁
正始年间，是司马氏集团向曹魏集团夺权的时期。司马氏集团残酷剪灭异己的行径使门阀士族往往朝膺轩冕夕遭灭顶，“一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政局变幻莫测，刑网巨细靡遗，仕途极为险恶，生存十分压抑，生命迅速消亡，诗人的生命情绪特别浓重，忧生之叹格外深而痛切，多有吉凶难料、人生无常的哀伤，惶恐不安、忧虑惊惧的焦灼：
常恐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言志诗》)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三)
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
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
政治黑暗、社会恐怖，生死难卜，忧俱日并，富贵难保，临深履薄，浮生若寄，性命如蚁，文人们似乎活得特别累，生的无奈和死的哀伤的悲吟特别沉重。
竹林名士企图以遨游酣饮来超然物外，挣脱礼教的束缚。但想完全解脱几乎不可能，他们只得在出与入、慎与狂之间“徘徊”。因现实的逼迫，或投靠司马氏集团，或依附曹魏政权，或周旋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各派之间，或任自然地在江湖过名士的生活。后两类人以阮籍为典型。他被险恶的政局逼入生存的夹缝，在两大集团间依违避就，进退维谷，穷途失路，在生与死间“徘徊”，因而生命情绪特别高昂激切，以至有极度的悲观和深度的焦虑：
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
(《咏怀诗》其十八)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人生若尘露，天道竟悠悠。
(《咏怀诗》其三十一)
感往悼来，怀古伤今。生年有命，时过虑深。
(四言《咏怀诗》其四)
朝阳不再、一死不生、人生短暂、生命飘忽的喟叹与伤悼，充斥阮籍的《咏怀诗》。但正始是大畅玄风、充满哲思的时代，士人对玄理有强烈的兴趣，阮籍对宇宙与人生也有过许多的哲理的思考：
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缤纷。(《咏怀诗》其四十八)
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咏怀诗》其七十一)
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咏怀诗》其八十一)
诗人在感悟日月流逝、人生短暂之后，淡化了对死亡的恐惧，更珍惜残年余生。阮籍是在玄思冥想中领悟人生的短暂，生命的微弱；在生与死的思辨中认识到死亡是无可逃遁的。因而，他所积聚的生命情绪得到一定的消释，对死亡的深度焦虑有所缓解。在消释生命情绪，缓解人生痛苦方面，正始名士将目光回转于自身，更关注自我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行为颇为放浪，常以醉酒来麻痹自己，以佯狂对抗现实的威迫：“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凌退，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或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裴《崇有论》)阮籍更是沉溺于酣醉之中，来韬晦避祸，缓解人生的痛苦。他彷徨无依，已无常规人生道路可走：
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
阮籍不顾虑社会习俗礼法的束缚，常以放浪悖俗的行为，缓解内心的痛苦，对抗黑暗现实和恐怖政治的逼迫。他是由“本有济世志”走向“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的。阮籍处世态度的转变，反映了正始名士人生观的转变。他们缺乏建安文人志在天下的抱负，建功立业的愿望，关怀民生的精神，慷慨激昂的情怀，积极拯世救物的人生态度。他们多忧世畏祸，不敢接触现实，掉入虚无的玄想之中，以追求无为无名自足的生命境界与超现实的人生价值，采取了消极避世的处世方式，放弃现实生命价值的实现，自然也失去终极关怀的热情。
生命安全遭遇严重危机或受到直接威胁时，正始名士不得不惧祸避害，去谋求生存的保障与生命的安全。是残酷的现实扭曲了正始士人的性格，逼得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放浪形骸。只有这样去思考，我们对正始士人的生命意识演变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晋代诗人的生命意识
论述晋代诗人的生命意识，我们先要注意的是他们对建安、正始士人生命易逝的死亡焦虑的承继与变异，其次要注意到玄学和山水审美对两晋士人生命意识的影响。本节就从这几方面入手。
一、两晋士人的迁逝之悲
范文澜一针见血地指出，司马氏集团“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281页。。晋室统治者“政失其本”，邪正不分，致使士人没有准的，不谙世务，没有操守，依阿无心，立身行事全在保身和自适上，疯狂地追求物欲和情欲上的满足。
魏末嵇康等大批名士被杀，西晋王侯之间又阴谋与杀夺不断，陷害与杀戮的阴影在西晋士人心头拂扫不去，死亡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存。西晋士人不仅为死亡焦虑，也为人生价值无法实现而恐惧。因而，西晋士人群中间弥散着浓重的迁逝感叹与死亡焦虑。例如，陆机在《文赋》开端便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些情绪在西晋诗人笔下表现得格外充分：
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石崇《金谷诗序》)
人生之期短，孰长年之能执？时飘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将及。(陆机《叹逝赋》)
人生何所促，忽如朝露凝。（陆机《驾出北门行》）
人寿几何，逝如朝霜。（陆机《短歌行》）
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鲜。(潘岳《哀永逝文》)
日与月与，荏苒代谢。逝者如斯，曾无日夜。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张华《励志诗》）
至于西晋文人举行的有名的“金谷之会”，其基调就是“感生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他们感叹个体性命的不永，人生期短，容易毁灭；对死亡感到惶恐惧怕，以至焦虑不安。诗人们看到的仅是人生的短暂飘忽，而看不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因而堕入“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的境地，完全失去了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他们对人生产生哀伤落寞空虚之感，也就不足为怪。
迁逝之悲在西晋文人这里得到了铺张扬厉的发展，但却失去了应有的感发人心的力量。建安诗人对生命短暂的感叹发自肺腑，触事而发，慷慨悲壮。阮籍、嵇康等人对现实强烈不满，有对人生的一种悲剧性体验。前人的迁逝之悲，都指向人生的终极追问。西晋诗人则缺乏由衷的激情，对生命的体验没有前代诗人那样深刻。他们模拟前人的体验，有意回避现实中真正的矛盾，表述程序化、概念化。更为可悲的是，他们把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问题，指向了现实中的功名，颇为狭隘，带上了庸俗功利的色彩。
晋代文人的生命意识中充盈着对死的关注。在文学中的表现就是挽歌、哀祭文的盛行。士人不仅为送葬时的挽枢者作，而且自作，成了晋代名士风流之一种时尚。举例而言，如晋初傅玄作有《挽歌》：
人生鲜能百，哀情数万端。不幸婴笃病，凶候形素颜。衣衾为谁施，束带就阖棺。欲悲泪已竭，欲辞不能言。存亡自远近，长夜何漫漫。寿堂闲且长，祖载归不还。
又如，陆机写有《庶人挽歌辞》《王侯挽歌辞》《挽歌辞》《挽歌诗》《叹逝赋》《大暮赋》《辩亡论》等以咏叹生死为主题的大量哀祭篇章。潘岳也写有《悼亡诗三首》。这些都充分反映对生的困惑之感。
陆机的《挽歌诗》云：
圹宵何寥廓，入墓安何晨？人往有返岁，我行无归年。
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
金玉素所佩，鸿毛今不振。丰肌飨蝼蚁，妍姿永夷泯。
……拊心痛荼毒，永叹莫为陈。
诗作虽写死者在墓中的感受与思绪，却是诗人对死亡体验的想象，反映作者对人形体泯灭的怨恨与绝望。晋人挽歌的创作，是晋代文人寻求解脱生死哀伤的一种努力。他们企图通过唱挽歌来排解郁结在心头的生死煎熬，忘却生死的困扰，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但西晋士人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消除心灵的痛苦，我们从诗中仍可以窥见其苦闷的沉积而难以消释。然而，他们对生死自然规律的认识倒是比前人透彻得多：
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而不得越期，虽恶而不得逃遁。(皇甫谧《笃终》)
虽然有如此理性之认识，但西晋士人还是多数没能取泰然之态度，而是心存焦躁。他们虽然反对礼教束缚，却没有生命的理想境界，缺少建安士人慷慨进取的精神和拯世救物的宏愿，没有去关注人类的命运或生存境遇，却把人性的解放曲解为人欲的释放，一味追求的是自身的自适自全，世俗享受。他们贪婪成性，奢靡成风，嗜财求利，狂放纵欲。他们的心灵是鄙俗的，甚至是猥琐的。他们的生命价值取向是低级庸俗，甚至误入歧途的，比汉末士人更消极颓废。其行为逸出生活的常轨，表现出某些狂态来，以致社会也产生了是非颠倒、风俗浮邪的狂澜。在士人生命意识的嬗变过程中，西晋士人扭曲并消解了汉魏风骨所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
